南平市图书馆

明太祖、成祖都欣赏《资治通鉴纲目》，至“成化九年（1473）校勘《通鉴纲目》，上言：‘《纲目》一书，帝王龟鉴。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将进讲经筵，为致治资也＇”③。甚至一些帝王还将此书赠送其他国家，如宣德八年（1433）赐朝鲜国便有“五经”、“四书”、《性理（大全）》、《通鉴纲目》诸书”④，这里省略了其他各种书籍，却将《纲目》与四书五经相提并论，可见朝廷对该书的重视不在经书之下，赋予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康熙、乾隆两帝更是对《通鉴纲目》推崇备至。康熙不但下令将《通鉴纲目》译成满文，还亲自作序，声称朱子《通鉴纲目》“纲仿《春秋》，目仿《左氏》，义例森严，首尾条贯，足以示劝惩而昭法戒。煌煌乎典章之总会，而治道之权衡也”，甚至自称“于《纲目》一书，朝夕起居之时，循环披览，手未释卷”⑤；乾隆即位之初，便规定乡试、会试策题“必令详引《纲目》中事迹人物”⑥；乾隆还在修《明纪纲目》的诏书中宣称：《通鉴纲目》“书法谨严，得圣人褒贬是非之义。后人续修《宋元纲目》，上继紫阳，与正史纪传相为表里，便于检阅，洵不可少之书也。……应仿朱子义例，编纂《明纪纲目》，传示来兹”⑦。乾隆甚至称“《春秋》大义，《纲目》大法，实万世不易之准”⑧。他还专门作诗予以表彰：“三五以前迹沓茫，三五以后滋益详。编年事例自涑水，正纪褒贬推紫阳。列眉指掌示法戒，四千余年治乱彰。武帐几余一翻阅，岂因巡狩懈就将。但经触目心辄惊，不为博览供词章。”①正由于帝王定下“正纪褒贬推紫阳”的基调，大臣们也心领神会，乾隆元年（1736），主持山东乡试的吏部尚书汪由敦甚至出题中都明确点明“紫阳（史学）之心法”②，如此，朱子的义理史学成为学子谋取功名的工具，影响自然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