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门人张洽、廖德明、刘爚、曹彦约、吴仁杰、陈宓、赵汝谈、王遇、郑可学等人均撰有史著；③还有一些门人有史学考证著述，门人文集中有史学内容者也不乏其人，如叶适序杜旝《粹裘集》：“此文自经史诸子皆有论辩，学之博矣”①；潘植“尤嗜史学，上下数千年，贯穿出入”②，都可充分说明朱子的史学思想对其门人有深刻的影响。朱子的史学思想对王应麟、黄震、王柏等人也有影响。至于陈均“用朱子《纲目》义例，提要备言，辑成《宋编年举要》《备要》二书”③、黄仲炎撰《春秋通说》“大旨宗朱子《春秋》无褒贬之说”④，都可见朱子“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思想在南宋后期的影响。当然，这仅是对学者起到影响，而不是对官修史书起到直接影响，这与元明清三代是不同的。其实，理宗之后，理学被平反，程朱先后被供入孔庙，朱子恢复了“纯儒”“大儒”的名誉，儒臣为帝王“进讲”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如徐元杰⑤、徐鹿卿⑥等人的著作中便有明确记载，但是不能说此时朱子的理学思想已经成为官方思想。
  宋末元初，经过赵复、许衡等人的大力宣扬，朱子的理学思想始在北方地区传播；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朝科举“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⑦，至延祐二年（1315）开科取士，从此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朱子的史学思想也由此有了广泛的影响。如杨维桢主张撰写史书应以“天理”“道统”作根据来区别正统与否，认为只有道统所在，才是“治统之所在”⑧；杨奂则认为正统之国必须“敦道义之本，塞功利之源”⑨，才可长治久安；元人赵居信撰《蜀汉本末》是“宗《资治通鉴纲目》之说，以蜀为正统”，而此书前有一序（作者佚名），声称：“朱子出而笔削《纲目》，有以合乎天道而当乎人心。”①这些言论都可看出他们受到朱子史学思想的影响。欧阳玄《进＜宋史＞表》中明确地表明：“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②，十分清楚地表达了官修《宋史》受到朱子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