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的史学批评是基于其理学思想之上的，无论对古今史著、古今史家、古今人物的评论，无不如此。虽然，朱子没有系统、全面的史学批评著作，然而抉微索隐，也是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朱子史学批评思想的全貌来。
  朱子的史著评论方法是“重理”“据实”，即重视史著中是否贯彻天理、是否根据史实来撰写。史著是否阐述义理，是朱子评论它们的首要标准。朱子认为史著阐述义理，便可以经世致用。他说：“孔子修‘六经＇，要为万世标准。若就那时商量，别作个道理，孔子也不解修‘六经＇得。如司马迁亦是个英雄，文字中间自有好处。只是他说经世事业，只是第二三著，如何守他议论！如某退居老死无用之物，如诸公都出仕官，这国家许多命脉，固自有所属，不直截以圣人为标准，却要理会第二三著，这事煞利害，千万细思之！”①这里，朱子提出了评价史学著作的重要标准：史家著史必须为经世致用。在他看来，“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②，不过“圣人”一切截之以天理，便成了可以作为经世事业之用的“经”。那么，史家著史也就必须以圣人为榜样，在史著中贯穿义理，以便经世致用。朱子虽然承认司马迁“亦是个英雄”，也承认《史记》文字中“自有好处”，但是，司马迁把经世事业作为次要，则不能不受到批评。实际上，朱子认为《史记》中“自有好处”是指他“也知仁义是个好的物事”③，但它说仁义道德太少，“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④依此标准，朱子认为：《左传》是史学，记事虽详，但“不本于义理之正”①，“于道理上便差”②。朱子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比较赞赏：“先正温国文正公，以盛德大业为百世师。所著《资治通鉴》等书，尤有补于学者”③，但也批评他以魏为正统的观点：“温公只要编年号相续，此等处，须把一个书‘帝’、书‘崩’，而余书‘主’、书‘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态？”④在朱子看来，定正统、序名分都是天理所要求，否则便是义理不明。
  其次，史著编写必须符合历史事实。朱子认为《春秋》是孔子据鲁史事实而进行删削，保存了历史事实。作为史家编写史著就应以圣人著《春秋》为榜样，必须据实而书，不能歪曲历史事实。朱子虽然批评《左传》不本于义理之正，但认为它记事颇实：“左氏曾见国史，考史颇精”⑤，“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⑥。因此，朱子教门人读《春秋》时要以《左传》去参证，原因也在于此。
  朱子以为《史记》记事比较真实，甚至所记古人语言亦很真实：“当时如苏秦、张仪，都是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⑦当然，朱子也批评其失实处，如秦于长平坑杀赵卒之事，认为“史迁言不足信。败则有之，若谓之尽坑四十万人，将几多所在！”⑧他还批评《晋书》：“皆为许敬宗胡写入小说，又多改坏了。……《世说（新语）》所载，说得较好，今皆改之矣。”⑨至于《南史》与《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说”⑩。
  显然，朱子评论史著的两条标准：一是义理是否得当，二是记录史实是否正确。朱子认为两者缺一不可，既要根据义理来阐述，又要史实记载准确，如此便可经世致用。如果“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①，那么这种史著只能坏人心术。可见，朱子评价史著的理论，强烈地体现了要求把史学纳入理学轨道中去的倾向；当然，他要求著史必须根据史实来撰写，也有合理之处。
  朱子对史学人才也有评论，他对史学人才的评价是偏重于道德的。唐代刘知几对史学人才提出了“才、学、识”的“史家三长”，概言之，史才是指史家应具备的各种能力，史学是指史家掌握的各种知识，史识是指史家的人品与胆识。刘知几的史家三长中，史识是最重要的，因为史家已具史才与史学后，若再具史识，则似“为虎傅翼，善无可加”，便可“所向无敌”了。朱子则从理学观点出发来改铸史家三长。他把“才”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指人的“资禀”，一是指人的才能（能力）。所谓“资禀”，朱子说：“才只是一个才，才之初，亦无不善。缘他气禀有善恶，故其才亦有善恶。”②显然这种“资禀”说是继承了张载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学说，既赋予才“性”的属性，即“善”，同时又赋予“气”的属性，即“不善”。这种“资禀”说是一种先验论，认为人的“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显然是不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朱子又把才规定为人的才能（能力）。他说：“才是心之力，是有气力去做的。心是管摄主宰者，此心之所以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才者，水之气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缓，则是才之不同。”③这里把心比喻为水，而把才比作“心之力”，即水流动的力量，显然是指一种能力，因此他把才称之“人之能也”④。当然“人皆有许多才，圣人却做许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⑤的原因就是人的“才”之大小。例如圣人能根据鲁史旧文做出《春秋》“经”来，而其他史家则不可能做出来。除了个人的道德修养外，是他们的才能不如“圣人”大。他对偏重治史的永嘉诸位学者有批评，认为他们是“小家活子”，“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① 朱子对“史学”的论述也同样基于“义理”这个道德因素之上。他认为史家必须是掌握各种有关知识的“鸿博”之士：“信史所传，垂法万世，宜得鸿博之士执简操笔其间，庶几将来有以考信。”②但仅有“鸿博”这一学术素养是远远不够的，史家还必须对这些知识进行“慎思”。慎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准确理解所学的内容，不可脱空臆说、穿凿附会。二是要求学者从所学的内容中去把握义理，反思己身，去恶从善。他说：“《中庸》言‘慎思’，何故不言深思？又不言勤思？盖不可枉费心去思之，须是思其所当思者，故曰‘慎思＇也。”③什么是“所当思者”？朱子解释道：“某常以为书不难读，只要人紧贴就圣人言语上平心看他，文义自见。今都是硬差排，思其所不当思，疑其所不当疑，辨其所不当辨，尽是枉了，济得甚事！”④显然，朱子所谓“慎思”的内容之一是不离经叛道，要认真去把握义理，这对经学家与史学家都是一样的。
  朱子对“史识”的论述也是以理学家的眼光来审视的。如朱子批评《左传》见识甚卑，如言赵盾杀君之事，却说“孔子闻之，曰：‘惜哉！越境乃免＇”，这不过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计。圣人岂有是意！”⑤朱子指出《左氏》作者“见识甚卑”，是因为他“于义理上全然不理会”，曲解圣人之意。可见，朱子把“史识”分成两个方面：一是义理之“识”，二是利害之“识”。上述认为《左传》作者仅是“识利害”，但“于义理上全然不理会”，便是从这两个方面评价的。朱子对司马迁、班固、范晔等历代史家以及对宋代史学家的评价都没脱离这两个方面。朱子在论述“史识”时采用了两把标尺：一是看史家对历史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利害”是如何见解；另一是他们在评价历史中是否贯穿义理，他把后者作为评价史家见识的最重要的标准。朱子认为，史识的提高与史家的修养是密切相关的。他说：“学者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①因此必须“加沉潜之功，将义理去浇灌胸腹，渐渐荡涤去那许多浅近鄙陋之见”，这样“方会见识高明”②。诚然，史家的见识是与其道德修养有一定的关系，但道德修养决非是史识的决定因素。况且朱子把认识“义理”作为道德修养的永恒标准，确实是形而上学的论调，是不值得肯定的。朱子对史识所作的阐述，相对刘知几来说是个倒退，但这是他建构自己义理史学的需要。因为朱子对史家三长的论述，都贯穿着“义理”这一标准，他以“理”来审视史学人才，其目的无非是造就“理学”家式的史家。
  朱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法包含两个标准，首先是义理标准，其次才是功业标准。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不同意程颐以“所辅者正”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评价管仲，认为“管仲有功而无罪，故圣人独称其功；王、魏有罪而后有功，则不以相掩可也”③。尽管程颐与朱子都是站在“义理”角度上来评论管仲，而且都是以所辅者是否“正”来作为评价的着眼点，但朱子认为功过不可相掩，即在肯定他们“有罪”的基础上仍可“立功”，功罪不可混淆。可见，朱子是持崇义理而讲功业的人物评价法，见识超过了程颐。朱子义理、功业的双重评价法有什么特点呢？首先，以义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首要标准，即看其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义理”，这是评判历史人物的出发点与归结点。朱子的义理标准，又可细分为以下几方面：其一，从正统论角度来评判历史人物。朱子评论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就突出地表现这一评价标准，他批评曹操是汉贼，孙权“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④，赞赏诸葛亮“兴复汉室”，因此“天资甚美，气象宏大”，⑤便是基于正统论之上的。其二，以公、私为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朱子认为，公是天理，私是人欲。他评论周武王：“纣之时，天下大乱，得武王仗仁义，诛残贼，天下遂大治”⑥，武王能“仗仁义，诛残贼”是为天下黎民百姓，是以天下为公，值得肯定。他评诸葛亮：“武侯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能逆睹者，非独建立事功为然也。”①武侯能为国家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当然便是为“公”，因而加以肯定。他在比较唐高祖、太宗起兵反隋与汉高祖时，既肯定汉高祖与唐高祖、太宗起兵反抗都是正当的“事业”，是“公天下”；然而李氏父子却立恭帝以掩饰之，“假援回护”则有“私意”，做得不光明磊落，因而“不及汉之创业也”②。朱子没有否定李氏父子推翻虐隋的功业，但认为以天下为公则不必以私意掩饰，公、私之间便是天理、人欲；如果不强调这一点，便会导致“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③的错误。
  其次，朱子在强调义理标准的前提下，仍然比较注重历史人物所作出的功业。他认为“事变无穷，小而一身有许多事，一家又有许多事，大而一国，又大而天下，事业恁地多，都要人与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谁做？”④显然，朱子对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功业也很重视。朱子对唐太宗有很多批评，但也认为：“（唐）太宗，都莫看他初起一节，只取他济世安民之志，他这意思又却多。”⑤换言之，朱子对唐太宗贞观年间所作的实绩是加以肯定的。朱子还赞誉周世宗“天资高，于人才中寻得个王朴来用，不数年间，做了许多事业”⑥，如“大均天下之田”“收三关”⑦，甚至说如果周世宗不死，则“须先取了燕、冀，则云中、河东皆在其内矣”⑧，可见他对周世宗所作的功业也是充分肯定的。朱子歌颂狂狷，批评乡愿，认为狂狷者有过激之弊，或许在道德修养上有某些欠缺，然而他们有才，能做成功业，因而比“德之贼”的乡愿要强得多，甚至比那些守旧者也要强。由此，他肯定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而乡愿“不狂不狷，人皆以为善，有似乎中道而实非也，故恐其乱德”①，如， “五代冯道者，此真乡原也。本朝范质，人谓其好宰相，只欠世宗一死尔。如范质之徒，却最敬冯道辈，虽苏子由议论亦未免此。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②朱子批评五代冯道、宋代范质之类乡愿，认为他们无才无德、因循守旧、谄谀偷安，使政局败坏、社会风气日坠并有“无穷之祸”，是君子所不齿的。可见，朱子肯定有进取精神、能做成功业狂狷者；否定碌碌无为、无德无才的乡愿。综而言之，朱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法，坚持以义理作为评价人物的首要标准，在此前提下，他也比较注重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所作出的“功业”，这自然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当然，朱子评价历史人物，其目的是为了把史学纳入到理学的轨道中去，不可避免地印上了浓厚的理学色彩，因而受到后人的一些批评也是不足奇怪的。然而，也不能不看到他在论述历史人物的功业问题上，又显示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这一点又必须予以充分地肯定和加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八《朱子五·论治道》，第2687页。②〔宋〕朱熹：《朱熹集》卷八十一《跋通鉴纪事本末》，《朱熹集》第七册，第4171页。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吕伯恭》，第2951页。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吕伯恭》，第2952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2149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2152页。③ 〔宋〕朱熹：《朱熹集》卷七十四《玉山讲义》，《朱熹集》第七册，第3900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五《朱子二·论自注书》，第2636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2151页。⑥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2151页。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298页。⑧〔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第3214页。⑨〔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第3204页。⑩〔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第3204—3205页。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2150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孟子九·告子上》，第1383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第97页。④〔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告子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第334页。⑤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孟子九·告子上》，第1382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陈君举》，第2962页。 ②〔宋〕朱熹：《朱熹集》卷二十三《辞免兼实录院同修撰奏状一》，《朱熹集》第二册，第982页。 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朱子十八·训门人九》，第2928页。 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朱子十八·训门人九》，第2929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2150—2151页。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力行》，第237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3页。③〔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宪问》，《四书章句集注》，第155页。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第3237页。⑤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第3236页。⑥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五《论语七·八佾篇》，第636页。 ①〔宋〕朱熹：《朱熹集》卷四十六《答黄直卿》，《朱熹集》第四册，第2252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第3244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六《答陈同甫》，第1592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第2824页。⑤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七《论语二十九·阳货篇》，第1181页。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第3250页。⑦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第3251页。⑧〔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第3251页。①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尽心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第384页。 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七《论语二十九·阳货篇》，第1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