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秉笔直书是我国史著编纂的优良传统，那些曲意回护、隐讳避嫌的史著，往往被斥之为“秽史”。朱子也主张秉笔直书，据实著史，强调“佞臣不可执笔”②。他的主张包括以下几点：其一，著史不为显贵隐讳。他批评一些史家对唐太宗“杀兄劫父代位”的歪曲记载，认为“史臣文饰多矣”③。又说：“苻坚事自难看。……此皆是史家要出脱苻坚杀兄之罪，故装点许多，此史所以难看也。”④可见，朱子对史臣为显贵隐讳是不满意的。其二，著史不可为权贵左右。朱子曾对当时权贵任意修改国史提出批评：“时赵忠简当国，遂荐元祐故家子弟，如范如圭数人，方始改得正。然亦颇有偏处：才是元祐事便都是，熙丰时事便都不是。后赵罢，张魏公继之，又欲修改动，令史官某等签出，未及改而又罢。赵复相，遂以为言而辞”，如果这样任意涂改，“则一代史册被他糊涂，万世何以取信！”⑤在朱子看来，“史”是具有鉴戒作用的，应该“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着存得在那里”⑥，这样才可以为鉴为戒。其三，著史不可附会迷信。朱子对胡安国附会迷信来解释《春秋》很不满，说：“《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⑦，甚至将汉高祖斩蛇与陈胜丹书狐鸣相提并论，指出庸人以成功者为符瑞、失败者为非是，这种见解确实高人一筹。其四，据实而书，不受舆论干扰。朱子对宋代修史受舆论、政局影响而不敢反映实际史实的现状十分不满：“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执有《时政记》，台官有《日历》，并送史馆著作处参改，入《实录》作史。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①因此，他还特意撰写了《史馆修史例》。邱汉生先生指出，《史馆修史例》“对照着朱熹所指出的‘史弊＇，这里显然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②，笔者认为是很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