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实际上，这是承袭孟子等先儒的看法。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③，这开启了著史“劝善惩恶”说的先河。东汉荀悦作《汉纪》亦立“五志”，继承了孟子思想。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明确表示：“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④朱子则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说：“孔子所谓一言者，恐不可不著之史著，以为永监也。”⑤这儿的“永监”便是劝善惩恶之意。朱子强调指出，史臣著史的职责在于规劝帝王弘扬德业，扬善弃恶，振兴国家。由此，朱子对苏子由《古史》大加褒扬，称它“于义理大纲领处见得极分明，提得极亲切”①，书于世有补。作为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其劝善惩恶的目的无非是给封建帝王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然而它又在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某些罪恶，以示儆戒，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某些明智的帝王改道易辙，扬善弃恶，这也有利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合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