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的史著编纂思想是紧紧围绕着他的理学思想展开的。他认为史著编纂的根本纲领是正统论，史著编纂的社会功能是劝善惩恶，史著编纂体裁的原则应当史体互补，史著编纂的语言文字是信真传远。
  朱子的正统论继承汉儒董仲舒、刘向、刘歆、班固而来，但又有较大的不同。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学说，提出了三统史观：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三统循环不已。刘氏父子则创立五行相生、汉为尧后之说，建立了神秘的正闰史观。班固《白虎通义》继承了董仲舒的“三统”史观，神化了五行学说，并将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乃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及风俗习惯都纳入了这一体系，确立了封建伦理纲常的统治地位。班固著《汉书》，强调“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①。后代史家为了标榜某一王朝得“天统”，炫夸君权神授，于是也全盘接受五行相生的正闰史观。
  朱子对正统论是赞赏的，不过，他认为前代学者没有贯通历史，在推衍五行时常常出错误。如“问：‘五行相生相胜之说，历代建国皆不之废，有此理否？＇曰：‘须也有此理，只是他前代推得都没理会。”②在朱子看来，“宇宙之间，一理而已”③，“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④，显然，他在继承董仲舒、刘向等人以“天”“神”主宰历史发展的理论时，用“理”来代替“天”“神”，实际上是从哲学高度来解释历史演变的规律。因此，朱子声称《资治通鉴纲目》的根本纲领便是“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⑤。不过，朱子对王朝“正统”有独特的看法，他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⑥，即有否统一的政权、大权是否归一，是正统的唯一标准。以此标准，朱子认为宋之前只有周、秦、汉、西晋、隋、唐六个统一王朝属于正统；正统王朝分裂，或偏安一地时，只能算正统之余，如东晋、蜀汉便是；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其余便属“无统”（或称僭国，或称篡贼）。这种以国家是否统一、大权是否归一、某一姓的统治是否中断作为正统标准的观点，与董仲舒、刘向父子、班固等人附会谶纬迷信的正统论有显著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朱子把正统论作为史著编纂的根本纲领，以便解决史著书写年号问题。他认为正统王朝书写年号是不存在问题的，但其他王朝则要区别对待：“如周亡之后，秦未帝之前，自是无所统属的道理”⑦，因为诸国“不相主客”⑧；“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此等处，合只书甲子，而附注年号于其下，如魏黄初几年，蜀章武几年，吴青龙几年之类，方为是”①。如果暂且不论正统，那么，朱子基于各国不相统属的历史事实，主张采用书写甲子的办法来解决年号争端，应该说是公平合理的，这比在分裂时期时各个政权自命为正统要进步得多。至于正统王朝出现外姓篡权或正统王朝灭亡后而后继正统王朝尚未建立时，朱子认为可以采用权宜办法，如唐代武后改唐为周，应书写“帝在房陵”，以示唐祚未绝；而“蜀亡之后，无多年便是西晋。中国亦权以魏为正”②。这些都是编纂史著的权宜方法。显然，朱子的正统论在继承董仲舒、刘向等人的基础上，用理学思想进行改造，将正统论哲理化，纳入理学轨道，实际上是从哲学角度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比前人的见解都要深刻得多。他把是否有个统一的王朝和大权是否归一作为正统的标志，以便解决史著编写中的具体书写体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朱子强调史著编纂的社会功能是劝善惩恶。实际上，这是承袭孟子等先儒的看法。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③，这开启了著史“劝善惩恶”说的先河。东汉荀悦作《汉纪》亦立“五志”，继承了孟子思想。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明确表示：“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④朱子则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说：“孔子所谓一言者，恐不可不著之史著，以为永监也。”⑤这儿的“永监”便是劝善惩恶之意。朱子强调指出，史臣著史的职责在于规劝帝王弘扬德业，扬善弃恶，振兴国家。由此，朱子对苏子由《古史》大加褒扬，称它“于义理大纲领处见得极分明，提得极亲切”①，书于世有补。作为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其劝善惩恶的目的无非是给封建帝王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然而它又在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某些罪恶，以示儆戒，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某些明智的帝王改道易辙，扬善弃恶，这也有利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合理的因素。
  朱子认为史著编纂的良史风范是秉笔直书。秉笔直书是我国史著编纂的优良传统，那些曲意回护、隐讳避嫌的史著，往往被斥之为“秽史”。朱子也主张秉笔直书，据实著史，强调“佞臣不可执笔”②。他的主张包括以下几点：其一，著史不为显贵隐讳。他批评一些史家对唐太宗“杀兄劫父代位”的歪曲记载，认为“史臣文饰多矣”③。又说：“苻坚事自难看。……此皆是史家要出脱苻坚杀兄之罪，故装点许多，此史所以难看也。”④可见，朱子对史臣为显贵隐讳是不满意的。其二，著史不可为权贵左右。朱子曾对当时权贵任意修改国史提出批评：“时赵忠简当国，遂荐元祐故家子弟，如范如圭数人，方始改得正。然亦颇有偏处：才是元祐事便都是，熙丰时事便都不是。后赵罢，张魏公继之，又欲修改动，令史官某等签出，未及改而又罢。赵复相，遂以为言而辞”，如果这样任意涂改，“则一代史册被他糊涂，万世何以取信！”⑤在朱子看来，“史”是具有鉴戒作用的，应该“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着存得在那里”⑥，这样才可以为鉴为戒。其三，著史不可附会迷信。朱子对胡安国附会迷信来解释《春秋》很不满，说：“《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⑦，甚至将汉高祖斩蛇与陈胜丹书狐鸣相提并论，指出庸人以成功者为符瑞、失败者为非是，这种见解确实高人一筹。其四，据实而书，不受舆论干扰。朱子对宋代修史受舆论、政局影响而不敢反映实际史实的现状十分不满：“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执有《时政记》，台官有《日历》，并送史馆著作处参改，入《实录》作史。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①因此，他还特意撰写了《史馆修史例》。邱汉生先生指出，《史馆修史例》“对照着朱熹所指出的‘史弊＇，这里显然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②，笔者认为是很有说服力的。
  对史著编纂体裁的原则，朱子提出了史体互补的观点。其实，我国古代史家对史书体裁有优劣之争。《史记》是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因而著史是通史好，还是断代史好，学者莫衷一是。朱子在这一问题上则甚有见地。他在《跋＜通鉴纪事本末＞》中提出了“史体互补”思想，即通史与断代史各有利弊，可以互补。朱子不像某些学者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的态度，而是客观地分析各种体裁的长处与局限，对提出补救方法的史著体裁予以积极地肯定，可以说朱子在当时是独具慧眼的，其意见十分中肯，胜过其前辈与同时的学者。需指出的是，朱子在自己的史学实践中也是采取各种体裁的，《资治通鉴纲目》是纲目体，也是可以看成编年体通史；而《伊洛渊源录》则可看成北宋一代的断代理学史。
  当然，一部史著能否传世，还有一个文字水准的问题。在朱子看来，“信真传远”便是史著编纂的语言的最基本的要求。他认为，《春秋》是孔子据鲁史删编而成的，它既是经，又是史，之所以能流传不息，是因为孔子在《春秋》中寓以义理，因此可以作为“经”来示法万代。如潘时举问如何看《春秋》，朱子明确回答：“只如看史样看”③，因为“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④。所谓“据实而书之”，便是信真；而“付诸后世公论”则是传远，显然，朱子把信真传远作为史著编纂语言的重要标准。朱子认为，要使史著传之后世，首先要以道贯文，文道统一，强调“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①。朱子以此来衡量史著编纂。他说：“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②这种“治世之文”“衰世之文”“乱世之文”的评判标准就是“以道贯文”还是“以文贯道”。其次，史著语言要简密而不疏，条理而明快。朱子批评“《国语》文字多有重叠无义理处。盖当时只要作文章，说得来多尔”③，他提倡文字简洁。由此，他称赞《洛阳志》“文字最简严”④，又说： “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⑤这些话都可见简密而不疏是朱子对史著语言的要求之一。再次，使用时代语言。朱子主张编纂史书必须用时代语言：“苏秦、张仪，都是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⑥；又说：“前辈用言语，古人有说的固是用，如世俗常说的亦用。后来人都要别撰一般新奇言语，下梢与文章都差异了，却将差异的说话换了那寻常的说话。”⑦这“世俗常说的”便是指通俗口语，即时代语言，而“新奇言语”则是刻意雕凿、“失彼天然”的语言。显而易见，朱子是主张使用时代语言的。
  总而言之，朱子把正统论作为编纂史著的根本纲领，劝善惩恶作为史著的社会功能，要求史家具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作风，提倡各种史书体裁互补长短，同时并存，以信真传远作为史著编纂的语言文字的标准，显然他有比较完整的史著编纂思想，实际上并不比两宋其他著名史学家如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人逊色，因此，对朱子史学思想的研究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索的。

①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赞曰》，第82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七《礼四·小戴礼》，第2239页。③〔宋〕朱熹：《朱熹集》卷七十《读大纪》，《朱熹集》第六册，第3656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太极图》，第2374页。⑤〔宋〕朱熹：《朱熹集》卷七十五《资治通鉴纲目序》，《朱熹集》第七册，第3948页。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五《朱子二·论自注书》，第2636页。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五《朱子二·论自注书》，第2637页。⑧〔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五《朱子二·论自注书》，第2637页。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五《朱子二·论自注书》，第2636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五《朱子二·论自注书》，第2637页。 ③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六《滕文公章句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1—142页。 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31页。 ⑤〔宋〕朱熹：《朱熹集》卷五十六《答叶正则》，《朱熹集》第五册，第2826页。 ①〔宋〕朱熹：《朱熹集》卷五十四《答赵几道》，《朱熹集》第五册，第2735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第3133页。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战国汉唐诸子》，第3259页。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第3235—3236页。⑤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本朝一·高宗朝》，第3056页。⑥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第3216页。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2147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本朝二·法制》，第3078页。②邱汉生：《论朱熹“会归一理”的历史哲学》，《哲学研究》1982年第6期。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2148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2149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19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297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战国汉唐诸子》，第3253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八《杂类》，第3278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22页。⑥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298页。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