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也就是说，治史要有利于学者个人的修养，同时又要对社会有效用。朱子曾说：“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⑤显然，朱子所称“不可以不之习”的“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的一些内容，保存在诸史里，换言之，诸史中有当世所需的价值，即治史可以为当世之用。其实，在朱子看来，治史有补于学者格物致知，能使学者真正了解天理的无所不在。他对门人陈淳说：“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无所不格，无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诚、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齐、国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无障碍。”⑥值得重视的是，朱子已注意到在历代兴亡治乱中，蕴含着一些对人们的道德修养有补益的东西，也注意到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他所作的事业之间的关系，这是有一定价值的，不应该轻易加以否定，实际上这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思想。
  虽然朱子承认治史有益学者自身修养，但他对学者治史是有明确要求的，即持先经后史的治史顺序说。他强调： “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①，“盖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②。显然，朱子坚持读书应“以经为本，而后读史”的观点，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即可以对自身修养有益并可经世致用。朱子强调治史要量力而行：“所谕读《通鉴》、正史曲折甚善，学不可不博，正须如此。然亦须量力，恐太拽出精神向外，减却内省功夫耳”。③由此，朱子把为学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个人的道德修养；第二阶段则是措之事业，即是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措之事业，这种区分应该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朱子反对割裂经史、以为治史应有具体的顺序、主张设立史科取士，这是他有价值的观点。他批评“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论子史者不复订以经指，又俗学卑近之失”④。可见朱子反对割裂经史，不同意重经弃史，也不同意重史轻经。他强调治史应有个具体顺序：“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鉴》固好，然须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鉴》。”⑤即读史要从容易记忆入手，先纪传体正史后编年体史书。他还主张设立史科取士，他专门撰写了长达六千余言的《学校贡举私议》一文，对改革科举考试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意见，其中便提到设史科取士问题。他对有经世作用的史著尤为看重，说“《通典》亦自好设一科”⑥。据《宋史》记载：“时朱熹尝欲罢诗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其议虽未上，而天下诵之”①，可见朱子的见解在当时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