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他批评道：“陈同父学已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③，认为只讲功利，必然“流而入于功利变诈之习，其势不过一传再传，天下必有受其祸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细事也”④。由此，朱子激烈地批评陈亮，认为他的错误便在于治史只讲功利、王霸，而缺乏自身的道德修养。在朱子看来，治史必须明道正谊，即首先应该加强道德上的修养，深明天理，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及人”境界，这才是治史的价值所在，由此也充分显示出朱子把史学作为经学附庸的观点。
  朱子的明道正谊的治史功利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明道正谊在于有利于其本身的道德修养。朱子解释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⑤时说：“道、义是个体、用。道是大纲说，义是就一事上说。义是道中之细分别，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来。”⑥显然，朱子把道与义区分为体用关系，即道是“大本”，义是“大本”的具体运用。“大本”当然是天理，在人类历史上体现为三纲五常，那是不可变易的，也就是亘古亘今不可变易的核心；而义是三纲五常具体的运用，因而一举一动、一静一默都必须符合“义”，即符合三纲五常，反之就“不义”，即违反了三纲五常、违反了天理。朱子并不反对“利”：“这‘利’字是个监界尘糟的物事。若说全不要利，……少间便使人生计较，又不成模样”①， “利不是不好。但圣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趋利；方不言，不应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②可见，他一方面承认“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也承认人们求利去害是合理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又反对“专说”利而最终害义的行为，因为这是违背三纲五常的。朱子强调“得道义则功利自至”，即使“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也不能“不顾道义”去追求。③显然，朱子从道德角度立论，特别强调个人的修养，认为这就是治史的“功利”。同时，治史者明天理后，要用“义理”去评判历史上的是非。他说：“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④这种“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是基于明天理之上的，明天理就是明道正谊，既是前提，又是结果，这就是朱子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