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一直认为：“《论》《孟》固当读，‘六经’亦当读，史书又不可不读。”②在《朱子语类》和朱子著作中保存很多朱子教人读史的例证，然而，他强调治史应该具有劝善惩恶的目的，否则就会流落到只讲功利的窠窟中去。朱子的劝善惩恶的治史目的论有两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朱熹认为读史可以明理，这是学者修身养性，乃至于治国平天下的必由之路。他强调：“既做秀才，未说道要他理会什么高深道理，也须知得古圣贤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是如何，从古来人物议论是如何。这许多眼前的都全不识，如何做士人！须是识得许多，方始成得个人”，“莫说道教他读别书，只是要紧如‘六经’、《汉书》、《唐书》、诸子，也须着读始得”。③显然，朱子把读史书、了解“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作为学者最起码的常识，因为历史上的吉凶存亡、为法为戒的“粲然之迹，必然之效”都“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①由此反映出朱子所认为的无论是著史也罢，读史也罢，都本着劝善惩恶这一目的而进行的，换句话说，学者必须以劝善惩恶为治史目的，如此才能明天理、谨修养，成为一个真正能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人。其二，治史得到的经验教训，可作统治者的施政借鉴，以便厘革弊政，振兴宋王朝。朱子对宋代皇帝有不少评论，如：“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②“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为而不为”③；“仁宗资质好，后来亦是太平日久，宫中太宽”④；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⑤；“今看着徽宗朝事，更无一着下得是”⑥。显然，朱子评论宋代帝王，既从他们是否勤于政事着眼，又看他们是否有作为，这种评价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还批评了宋代弊政。如批评冗官时，认为“官冗，何不于任子上更改减？……祖宗时亦几次省削了，久而自定，何足恤耶！”⑦可见，朱子对宋代冗官问题提出采取省削官吏的办法，这是值得重视的有价值的见解。朱子对冗兵提出批评：“本朝养兵蠹国”⑧，“第一项最是养许多坐食之兵，其费最广。……（今）无祖宗天下之半，而有祖宗所无之兵。如州郡兵还养在，何用！”⑨他认为解决冗兵问题、恢复中原，只有采取“复太祖兵法（更戍法）”⑩，裁冗卒，练精兵，精选将领，沿江屯田，节省民力等方法，才可能得以实现，这充分显示出朱子是从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来寻找解决宋代弊政问题的。针对南宋积弱不振，一些大臣主张和议，而朱子则力主抗金：“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①朱子曾经对门人说：“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话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②朱子欲编此书的目的十分清楚，萧何、韩信、邓禹及武侯都是开国功臣，再把王朴《平边策》与他们的事迹合在一起，充分显示出朱子力主抗金的观点。显然，朱子的劝善惩恶的治史目的论，确实是与他的政治态度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