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所谓治史态度，包括对治史目的的认识，对史学价值的判断，对治史缓急的态度，以及治史的实际功效等等。那么朱子的治史态度究竟如何？概括起来说，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劝善惩恶的史学目的论；其二，明道正谊的治史功利说；其三，当世之用的史学价值论；其四，先经后史的治史顺序说。这四个方面是有机地组织成一体。
  首先要讨论的是朱子的劝善惩恶的治史目的论。朱子一直认为：“《论》《孟》固当读，‘六经’亦当读，史书又不可不读。”②在《朱子语类》和朱子著作中保存很多朱子教人读史的例证，然而，他强调治史应该具有劝善惩恶的目的，否则就会流落到只讲功利的窠窟中去。朱子的劝善惩恶的治史目的论有两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朱熹认为读史可以明理，这是学者修身养性，乃至于治国平天下的必由之路。他强调：“既做秀才，未说道要他理会什么高深道理，也须知得古圣贤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是如何，从古来人物议论是如何。这许多眼前的都全不识，如何做士人！须是识得许多，方始成得个人”，“莫说道教他读别书，只是要紧如‘六经’、《汉书》、《唐书》、诸子，也须着读始得”。③显然，朱子把读史书、了解“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作为学者最起码的常识，因为历史上的吉凶存亡、为法为戒的“粲然之迹，必然之效”都“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①由此反映出朱子所认为的无论是著史也罢，读史也罢，都本着劝善惩恶这一目的而进行的，换句话说，学者必须以劝善惩恶为治史目的，如此才能明天理、谨修养，成为一个真正能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人。其二，治史得到的经验教训，可作统治者的施政借鉴，以便厘革弊政，振兴宋王朝。朱子对宋代皇帝有不少评论，如：“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②“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为而不为”③；“仁宗资质好，后来亦是太平日久，宫中太宽”④；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⑤；“今看着徽宗朝事，更无一着下得是”⑥。显然，朱子评论宋代帝王，既从他们是否勤于政事着眼，又看他们是否有作为，这种评价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还批评了宋代弊政。如批评冗官时，认为“官冗，何不于任子上更改减？……祖宗时亦几次省削了，久而自定，何足恤耶！”⑦可见，朱子对宋代冗官问题提出采取省削官吏的办法，这是值得重视的有价值的见解。朱子对冗兵提出批评：“本朝养兵蠹国”⑧，“第一项最是养许多坐食之兵，其费最广。……（今）无祖宗天下之半，而有祖宗所无之兵。如州郡兵还养在，何用！”⑨他认为解决冗兵问题、恢复中原，只有采取“复太祖兵法（更戍法）”⑩，裁冗卒，练精兵，精选将领，沿江屯田，节省民力等方法，才可能得以实现，这充分显示出朱子是从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来寻找解决宋代弊政问题的。针对南宋积弱不振，一些大臣主张和议，而朱子则力主抗金：“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①朱子曾经对门人说：“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话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②朱子欲编此书的目的十分清楚，萧何、韩信、邓禹及武侯都是开国功臣，再把王朴《平边策》与他们的事迹合在一起，充分显示出朱子力主抗金的观点。显然，朱子的劝善惩恶的治史目的论，确实是与他的政治态度是密切相关的。
  朱子提出明道正谊的治史功利说，反对说利道霸的治史功利说。他批评道：“陈同父学已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③，认为只讲功利，必然“流而入于功利变诈之习，其势不过一传再传，天下必有受其祸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细事也”④。由此，朱子激烈地批评陈亮，认为他的错误便在于治史只讲功利、王霸，而缺乏自身的道德修养。在朱子看来，治史必须明道正谊，即首先应该加强道德上的修养，深明天理，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及人”境界，这才是治史的价值所在，由此也充分显示出朱子把史学作为经学附庸的观点。
  朱子的明道正谊的治史功利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明道正谊在于有利于其本身的道德修养。朱子解释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⑤时说：“道、义是个体、用。道是大纲说，义是就一事上说。义是道中之细分别，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来。”⑥显然，朱子把道与义区分为体用关系，即道是“大本”，义是“大本”的具体运用。“大本”当然是天理，在人类历史上体现为三纲五常，那是不可变易的，也就是亘古亘今不可变易的核心；而义是三纲五常具体的运用，因而一举一动、一静一默都必须符合“义”，即符合三纲五常，反之就“不义”，即违反了三纲五常、违反了天理。朱子并不反对“利”：“这‘利’字是个监界尘糟的物事。若说全不要利，……少间便使人生计较，又不成模样”①， “利不是不好。但圣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趋利；方不言，不应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②可见，他一方面承认“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也承认人们求利去害是合理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又反对“专说”利而最终害义的行为，因为这是违背三纲五常的。朱子强调“得道义则功利自至”，即使“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也不能“不顾道义”去追求。③显然，朱子从道德角度立论，特别强调个人的修养，认为这就是治史的“功利”。同时，治史者明天理后，要用“义理”去评判历史上的是非。他说：“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④这种“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是基于明天理之上的，明天理就是明道正谊，既是前提，又是结果，这就是朱子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观。
  朱子还提出了当世之用的社会价值论。也就是说，治史要有利于学者个人的修养，同时又要对社会有效用。朱子曾说：“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⑤显然，朱子所称“不可以不之习”的“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的一些内容，保存在诸史里，换言之，诸史中有当世所需的价值，即治史可以为当世之用。其实，在朱子看来，治史有补于学者格物致知，能使学者真正了解天理的无所不在。他对门人陈淳说：“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无所不格，无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诚、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齐、国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无障碍。”⑥值得重视的是，朱子已注意到在历代兴亡治乱中，蕴含着一些对人们的道德修养有补益的东西，也注意到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他所作的事业之间的关系，这是有一定价值的，不应该轻易加以否定，实际上这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思想。
  虽然朱子承认治史有益学者自身修养，但他对学者治史是有明确要求的，即持先经后史的治史顺序说。他强调： “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①，“盖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②。显然，朱子坚持读书应“以经为本，而后读史”的观点，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即可以对自身修养有益并可经世致用。朱子强调治史要量力而行：“所谕读《通鉴》、正史曲折甚善，学不可不博，正须如此。然亦须量力，恐太拽出精神向外，减却内省功夫耳”。③由此，朱子把为学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个人的道德修养；第二阶段则是措之事业，即是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措之事业，这种区分应该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朱子反对割裂经史、以为治史应有具体的顺序、主张设立史科取士，这是他有价值的观点。他批评“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论子史者不复订以经指，又俗学卑近之失”④。可见朱子反对割裂经史，不同意重经弃史，也不同意重史轻经。他强调治史应有个具体顺序：“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鉴》固好，然须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鉴》。”⑤即读史要从容易记忆入手，先纪传体正史后编年体史书。他还主张设立史科取士，他专门撰写了长达六千余言的《学校贡举私议》一文，对改革科举考试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意见，其中便提到设史科取士问题。他对有经世作用的史著尤为看重，说“《通典》亦自好设一科”⑥。据《宋史》记载：“时朱熹尝欲罢诗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其议虽未上，而天下诵之”①，可见朱子的见解在当时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朱子十五·训门人六》，第2850页。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朱子十八·训门人九》，第2943页。 ①〔宋〕朱熹：《朱熹集》卷十四《行宫便殿奏札二》，《朱熹集》第二册，第547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本朝一·太祖朝》，第3042页。 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本朝一·太宗真宗朝》，第3044页。 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本朝一·仁宗朝》，第3044页。 ⑤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本朝一·神宗朝》，第3046页。 ⑥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本朝一·徽宗朝》，第3048页。 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二《朱子九·论官》，第2732页。 ⑧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第3102页。 ⑨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陈君举》，第2962页。 ⑩〔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朱子七·论兵》，第2706页。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三《本朝七·夷狄》，第3200页。 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历代二》，第3221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陈君举》，第2966页。 ④ 〔宋〕朱熹：《朱熹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朱熹集》第四册，第2298页。 ⑤〔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4页。 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程子之书一》，第2451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六《论语十八·子罕篇上》，第948页。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六《论语十八·子罕篇上》，第949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战国汉唐诸子》，第3263页。④ 〔宋〕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上》，《朱子全书》第6册，第525页。⑤〔宋〕朱熹：《朱熹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朱熹集》第六册，第3637页。⑥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第2831—2832页。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吕伯恭》，第2950页。②〔宋〕朱熹：《朱熹集》卷三十五《答吕伯恭》，《朱熹集》第三册，第1535页。③〔宋〕朱熹：《朱熹集》卷五十《答潘恭叔》，《朱熹集》第五册，第2438页。④〔宋〕朱熹：《朱熹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朱熹集》第六册，第3640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96页。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考礼纲领》，第2182页。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十六《选举二》，第3633—36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