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曾说：“（柳）子厚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亦是。……且封建自古便有，圣人但因自然之理势而封之，乃见圣人之公心。……当封而封之，却不是圣人有不得已处。若如子厚所说，乃是圣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无可奈何而为此！不知所谓势者，乃自然之理势，非不得已之势也。”②这段话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理势”合称，即肯定了“势”这一范畴是“理”规定之下的一种趋势，两者是从属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其二，“势”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即所谓“势不容已”③；而不是人（或圣人、人类）“不得已之势”，如此便承认了势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显然，朱子用理学观点强调理决定论下的历史发展规律；同时，也肯定势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又含有合理因素。产生这种二律背反的原因，正是朱子理决定论本身包含着的矛盾所导致的。
  朱子在解释周敦颐“极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一语时说：“是说天下之势，如秦至始皇强大，六国便不可敌。东汉之末，宦官权重，便不可除。绍兴初，只斩陈少阳，便成江左之势。重极，则反之也难；识其重之机而反之，则易。”④也就是说，既要掌握发展之“势”，又要掌握“机”（时机），如此便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这种认识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朱子主张“审微于未形，御变于将来”⑤，也就是要求审时度势，把握解决问题的时机。在强调审时度势时，朱子认为要根据不同时机和事势，采取不同方法：“便是圣人无不可为之时。若时节变了，圣人又自处之不同。”⑥可见，朱子认为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只能“顺”势而为，处理得“宜”（适中），才能获得好的结果。朱子赞同孔子的“损益观”，朱子的损益观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损益必须循“理”，在社会历史中也就是遵循伦理纲常。他说：“所谓损益者，亦是要扶持个三纲五常而已。”①其次，损益必须适时。上述“随时变易”“随时变更”便是强调适时损益。适时也就是“机”，即掌握应该损益之时机。再次，损益必须合宜。朱子强调应该“酌今之宜而损益之”②，“求其可行者而已”③。可见，朱子的损益观是一种强调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选择，他看到了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起的变化，提出适时合宜地进行损益，接触到事物变化中的“度”的问题，这些都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是，他将损益规定在伦理纲常的许可范围内，明显地表现了朱子思想上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