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的历史哲学是他的哲学体系、伦理道德学说在社会历史方面的运用和贯彻，是其史学思想的基础。朱子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把评史与论政结合起来，以评史为手段来抒说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借助对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两者相辅相成，形成其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很有特色的历史哲学。朱子的历史哲学具有一种多层次的结构，极有特色。这种多层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朱子的历史哲学是会归天理纲常的历史决定论。朱子历史哲学的最高范畴是“理”（或称天理、道、太极），它决定世界的产生、人类历史的发展，以及历史事件的评述、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在他看来，“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②，“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③，即天地万物、人类活动都是由理决定的；没有理，便没有一切。他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④，即强调理是永恒的，既先于天地万物，又不依天地万物存亡而独立存在。在论述永恒之“理”与现实的历史沟通问题时，朱子把“理”称之可见可闻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⑤显然，他把“理”渗透到出入起居、应事接物及人际关系各种人类活动、关系中去，强调它的指导性作用，换句话说，社会历史是由“理”决定的。在沟通抽象之理与现实之三纲五常时，朱子借助了“气化万物”这一环节。他说：“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①“‘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只是一气之消息……做出古今天地间无限事来。”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气的阴阳消长形成万事万物，气则是物质的；但气随理而生，则万事万物一旦生成，理已具其中。第二，古今天地间无限事的演变都是气之阴阳消长的运动，即物质的运动，但由于理对气的制约作用，这些事、物的演变必将受到理的支配及决定。第三，气的阴阳消长所形成古今天地间事物的演变，非人力损益而能改变，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显然，朱子强调气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作用，认为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闪射出哲人的睿智，然而他又在气之上安了一个无形无象、难以捉摸的理，同时又引申为三纲五常，使哲人的睿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此也难以逃脱后人的指责。
  朱子对气的阴阳消长运动规律有这样的论述：“盖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更无余事，此之谓易。而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焉，是则所谓太极者也”③“一阴、一阳，言其变化循环无有穷已也”④。朱子把阴阳动静推向了无限，涉及宇宙的无限性问题，这种认识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然而他又把这种无限性纳入循环论，显示出其认识的局限性。他吸取了张载、邵雍的“术数”说，并用循环论来阐述历史的运动和历史事件，“到得一元尽时，天地又是一番开辟”⑤。这种循环论观点强调天地运行，人物存亡是循环无端，而作为决定它们的理则是永恒的；换句话说，三纲五常也是万古长存。正由于此，朱子在编纂《资治通鉴纲目》时严格把握“理”决定论原则，他的学生李方子称《资治通鉴纲目》“义正而法严，辞核而旨深，陶熔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鳞经》之坠绪，垂懿范于将来”①，无非是强调朱子《纲目》能“会归一理”。
  朱子历史哲学的第二个层次是势。朱子曾说：“（柳）子厚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亦是。……且封建自古便有，圣人但因自然之理势而封之，乃见圣人之公心。……当封而封之，却不是圣人有不得已处。若如子厚所说，乃是圣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无可奈何而为此！不知所谓势者，乃自然之理势，非不得已之势也。”②这段话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理势”合称，即肯定了“势”这一范畴是“理”规定之下的一种趋势，两者是从属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其二，“势”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即所谓“势不容已”③；而不是人（或圣人、人类）“不得已之势”，如此便承认了势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显然，朱子用理学观点强调理决定论下的历史发展规律；同时，也肯定势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又含有合理因素。产生这种二律背反的原因，正是朱子理决定论本身包含着的矛盾所导致的。
  朱子在解释周敦颐“极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一语时说：“是说天下之势，如秦至始皇强大，六国便不可敌。东汉之末，宦官权重，便不可除。绍兴初，只斩陈少阳，便成江左之势。重极，则反之也难；识其重之机而反之，则易。”④也就是说，既要掌握发展之“势”，又要掌握“机”（时机），如此便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这种认识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朱子主张“审微于未形，御变于将来”⑤，也就是要求审时度势，把握解决问题的时机。在强调审时度势时，朱子认为要根据不同时机和事势，采取不同方法：“便是圣人无不可为之时。若时节变了，圣人又自处之不同。”⑥可见，朱子认为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只能“顺”势而为，处理得“宜”（适中），才能获得好的结果。朱子赞同孔子的“损益观”，朱子的损益观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损益必须循“理”，在社会历史中也就是遵循伦理纲常。他说：“所谓损益者，亦是要扶持个三纲五常而已。”①其次，损益必须适时。上述“随时变易”“随时变更”便是强调适时损益。适时也就是“机”，即掌握应该损益之时机。再次，损益必须合宜。朱子强调应该“酌今之宜而损益之”②，“求其可行者而已”③。可见，朱子的损益观是一种强调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选择，他看到了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起的变化，提出适时合宜地进行损益，接触到事物变化中的“度”的问题，这些都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是，他将损益规定在伦理纲常的许可范围内，明显地表现了朱子思想上的局限性。
  朱子历史哲学的第三个层次是心术。所谓“心术”是泛指人的主观意志。他讨论了心术与理、势的关系，他在《古史余论》中说：“若夫古今之变，极而必反，如昼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当然，非人力之可为者也。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袭而不得变者，有相损益而不可常者。然亦唯圣人为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纲人纪得以传之百世而无弊。”④可见，朱子强调了理决定论的历史演进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而圣人有“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的“本领”，是圣人的主观意志。人的主观意志（即心术）受“理”制约，这是因为“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随事而发”⑤。如此，朱子的历史哲学形成了一个圆圈：这种圆圈是朱子“会归一理”的理决定论的必然结果。朱子对帝王的心术尤为看重，强调“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①。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下，封建帝王手揽大权，生杀予夺独断专行，他们的言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趋向，这是历史的事实，因此朱子提出正君心为大根本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朱子又夸大了帝王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其是左右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显示他褊狭的英雄史观。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第2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第1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第1页。 ⑤〔宋〕朱熹：《朱熹集》卷七十《读大纪》，《朱熹集》第六册，第3656页。 ① 〔宋〕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上》，《朱子全书》第6册，第507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四《易十·上系上》，第1879—1880页。 ③ 〔宋〕朱熹：《朱熹集》卷四十五《答杨子直》，《朱熹集》第四册，第2153页。 ④〔宋〕朱熹：《楚辞集注》卷二《九歌第二·湘夫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四《论语六·为政篇下》，第597页。 ① 〔宋〕李方子：《宋温陵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后序》，《朱子全书》第11册，第3503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03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八《朱子五·论治道》，第2679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通书》，第2410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八《朱子五·论治道》，第2684页。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孔孟周程张子》，第2351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四《论语六·为政篇下》，第598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修礼书》，第2188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修礼书》，第2185页。④ 〔宋〕朱熹：《朱熹集》卷七十二《古史余论》，《朱熹集》第七册，第3801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第85页。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八《朱子五·论治道》，第26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