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史学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两宋时期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史学勃兴以及其家学影响诸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首先，唐宋的经济变革是朱子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唐中期开始，延续三百年之久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两税法，从此封建土地国有制寿终正寝，大地主土地私有制兴起了，农民对国家的封建依附关系日趋削弱。至宋代，封建经济迅速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两宋经济高度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流弊，如苛捐杂税繁重、土地兼并，以及严重的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宋朝建立后，农民反抗斗争比前代更为强烈，并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北宋的不少大臣力图解决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危机，提出或制订了种种不同的经济变革措施，如胡安国、张载、范仲淹、王安石都提出或倡导了一些变革措施，企图缓和当时激烈的社会矛盾，但事实上，他们都没有达到这一目的。南宋初年，朱子极为关注这一社会现象，他认为王安石“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①，但又认为王安石的具体变法措施不合“三代法度”②。显然，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对朱子史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两宋时期复杂多难的政治局面也是朱子史学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赵宋王朝建立伊始，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阀跋扈的历史教训，宋初采取了解除禁军高级将领军权而归殿前、马、步“三衙”、分离统兵权和调兵权、选拔和补充禁军、实行更戍法等一系列集中军权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唐末五代“方镇太重，君弱臣强”③的武人骄枉逞强的局面。然而军权过于集中，兵将分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大量招募农民为兵，养兵之费猛增。军队缺乏严格的训练，素质很差，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屡屡战败，宋朝不得不用大量的绢帛银帑来换取暂时的安宁。加之宋代科举之滥，选官无有穷极，官吏之多实为前代罕见。因而，冗兵、冗官、冗费的“三冗”矛盾导致北宋政治局面艰窘多难，国库困乏，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加上两宋朋党斗争也十分激烈，这种内讧也削弱了赵宋王朝的实力。朱子对当时弊政耳闻目睹，深有感触，因而在宣扬理学思想的同时，也企望以史为鉴，力图寻求一条挽救危亡的路径，这是朱子史学思想形成的政治原因。
  其三，两宋时期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也是朱子史学思想形成的因素之一。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族与赵宋进行长达近300年的抗衡，少数民族强悍的铁骑，横扫南北，饮马长江、黄河，国家危亡，民族矛盾极为尖锐。两宋君臣面对强敌，寻求强国御敌之策，作为一代理学大家的朱子，继承了理学先辈的别夷夏、筹修攘的传统，重视史学研究，力图寻求救亡图存之策。
  其四，重视鉴戒的两宋史学对朱子史学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两宋时期史学十分发达，尤其强调明变会通的借鉴作用，以此为赵宋王朝提供经验教训，这与儒学经世致用的观点基本一致。故自称为儒学嫡派的两宋理学家就必然或多或少地涉入史学研究，而作为集大成者朱子则进一步用理学观点来研究历史，阐述历史，重视史学的鉴戒作用，并把史学作为经学的附庸，一并纳入其理学思想体系。因此可以说，两宋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的史学研究，促成了朱子的史学思想更趋丰富，使其史学思想更臻完善。两宋理学前辈及其他学者纷纷著史。如胡安国作《春秋传》、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程颐释《春秋》、欧阳修著《新唐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都在当时有相当影响。而朱子的友人张栻也有《史论》，吕祖谦撰成《历代制度详说》《春秋左氏传说》《左氏博议》《大事记》等史著，至于陈亮、叶适等人更是热衷于治史。朱子在与他们交往过程中，对他们治史的情状多有评判，但正是在这种评判中，朱子的史学思想日益成熟。
  当然，朱子的史学思想与其家学也有一定的关系。朱子之父朱松对朱子进行过史学的启蒙教育，为其打下了经学、史学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朱松反对对金屈膝议和，倡言自强，图谋恢复失地，气节高尚。朱子对其父读史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①朱子曾为朱松作行状，称其父“发愤折节，益取六经诸史百氏之书伏而读之，以求天下国家兴亡理乱之变，与夫一时君子所以应时合变先后本末之序，期于有以发为论议，措之事业”①。显然，朱子自幼耳闻目染，深受其父喜读史书影响，接受了其父提倡的直笔的良史作风和爱国主义情怀。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第3101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第3098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太祖·建隆二年》，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9页。 ①〔宋〕朱熹：《朱熹集》卷八十二《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春秋》，《朱熹集》第七册，第4248页。 ①〔宋〕朱熹：《朱熹集》卷九十七《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朱熹集》第八册，第49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