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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贤臣，远小人；扶忠良，除奸佞，这几乎是历代封建王朝有为的政治家所竭力提倡的治国主张。朱子对奸佞误国的危害有极其深刻的认识，故在其从政期间，劝诫君主“黜邪佞”，成为其一贯的政治主张。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朱子以左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之芥末小官，在上《封事》中就大胆放言： 至于四海之利病，臣则以为系于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则以为系乎守令之贤否。然而监司者，守令之纲也；朝廷者，监司之本也。
  ……今日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谁？则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乎？① 这就是说，地方官的贤良与否，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安危休戚；而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地方官之所以横行无忌，又与朝中佞臣奸邪密切相关。对此，朱子提出“惟以正朝廷为先务，则其患可不日而自革”。② 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在垂拱殿奏事时，朱子又向孝宗指出：“今日谏诤之途尚壅，佞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未节。”因此，要“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者，必以开纳谏诤、黜远邪佞、杜塞幸门，安固邦本四者为急先之务”。③ 淳熙七年（1180）四月，朱子在《庚子应诏封事》中，批评孝宗一味宠信权幸近习。他毫无顾忌指责孝宗—— 陛下所与亲密、所与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 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亵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则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则所窃者皆陛下之柄。虽陛下所谓宰相、师保、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过龊龊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论者，乃略能惊逐其徒党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伤，而终亦不敢明言，以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盖其所坏，非独坏陛下之纲纪而已，乃并与陛下所以立纲纪者而坏之。使天下之忠臣贤士深忧永叹，不乐其生；而贪利无耻、敢于为恶之人四面纷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①而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则民又安可得而恤，财又安可得而理，军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复，而宗庙之仇耻，又何时而可雪耶？”因此，他呼吁孝宗“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奋发刚断，一正宸心，斥远佞邪，建立纲纪，以幸四海困穷之民”。② 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朱子奏事延和殿，其中第二札专论人事。他希望孝宗能“深求天下敦厚诚实、刚明公正之贤以为辅相，使之博选士大夫之聪明达理、直谅敢言、忠信廉节，足以有为有守者……以上辅君德，下固邦本”③，“广求贤忠，以修圣政”④。同时，他对孝宗一味宠信权幸近习，造成“群小相挻，人人皆得满其所欲”，进而“蔽遮天理、浊乱圣心”的结果提出严重警告。
  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朱子奏事延和殿。在第五札中，朱子猛烈地抨击了帝侧内侍奸小与王淮相党两股势力，列举了孝宗宠信内侍，重用奸邪，导致即位二十七年来“了无尺寸之效”，也强烈地表达了其希望君主能够亲贤臣、远小人的愿望。
  在同年十一月所上《戊申封事》中，朱子把“选任大臣”列为今日之急务之一，指出，孝宗“所用之宰相，不能择中外大吏，而惟循私情之厚薄；所用之台谏，不能公行纠劾，而惟快己意之爱憎。是以监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贤者或反以举职业、忤台谏而遭斥逐也”⑤。针对这种邪佞得志，贤者反遭贬逐的现象，朱子认为，辅佐帝王处理天下大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①，而当今朝廷“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②。其原因何在？就在于孝宗一味宠信宫廷近习，“彼以人臣窃国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发其奸也”③，故专门选择如秦桧那样的奸臣“以塞贤路、蔽主心”④。所以，他希望宋孝宗在选任大臣上，能够“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适吾意而求其能辅吾德，不忧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为燕私近习一时之计而为宗社生灵万世无穷之计”⑤。
  最后，朱子还对二十七年来三次面奏，多次提醒孝宗黜邪佞、远近习，而效果甚微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并对此感到悲哀和寒心。他说： 抑臣于此又窃有感而自悲焉：盖臣之得事陛下，于今二十有七年矣，而于其间得见陛下，数不过三。自其始见于隆兴之初，固尝辄以近习为言矣。辛丑再见，又尝论之。今岁三见，而其所言又不过此。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岂有积怨深怒于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于屡进不合而不敢悔者，区区之意独为国家之计而不敢自为身谋，其愚亦可见矣。然自顷以来，岁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反。不惟臣之苍颜白发已迫迟暮，而窃仰天颜，亦觉非昔时矣。臣之鄙滞，固不能别有忠言奇谋以裨圣听，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释然而忘其夙昔之忧也。则臣于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⑥ 隆兴元年（1163）首次面奏，朱子三十三岁，宋孝宗三十六岁；淳熙十五年（1188）第三次面奏，朱子五十八岁，宋孝宗六十一岁。故朱子有“苍颜白发”“觉非昔时”之叹；而数十年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一个黜邪佞、远近习的老话题，却收效甚微，终未能“释然而忘其夙昔之忧”，此为朱子所言之“自悲”，实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感到悲哀的原因。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内禅，光宗即位，朱子草拟《己酉拟上封事》。其中所拟十项新政中，其三即“远便嬖以近忠直”。朱子认为：“古之圣贤欲修身以治人者，必远便嬖以近忠直，盖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进则君子必退，君子亲则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并蓄而不相害者也。”①他还用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名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来告诫新帝。只是由于其时朝中“执政有指道学为邪气者”②，朱子此封事，最终未能上呈光宗。
  绍熙五年（1194）十月，朱子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在《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中，他在尖锐地批评宁宗“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③的同时，又劝诫宁宗“深诏左右勿预朝政”，“不惟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习天下之事，而无所疑于得失之算矣”。④令朱子始难预料的是，此札奏上，宁宗根本不予理睬。当闰十月十九日，朱子再次请求施行所奏四事时，换来的，却是宋宁宗一纸罢侍讲、除宫观的内批！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壬午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7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壬午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7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垂拱奏札三》，《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7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6—587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7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延和奏札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40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延和奏札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42页。 ⑤〔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06页。 ①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99页。②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99页。③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00页。④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00页。⑤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00页。⑥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3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二《己酉拟上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20页。 ②〔宋〕黄榦：《勉斋集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全书》第27册，第550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朱子全书》第20册，第680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朱子全书》第20册，第6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