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教育者为有效地实现教育目的，自觉地选择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知识技能等文化要素，纳入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使之影响接受教育的人或学习者身心发展与完善的中介因素，称之为教育内容。朱子施教，十分重视能够影响、陶冶学习者人格发展、完善的教育内容的选择，并落实于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编制为课程与教材。朱子论教育内容或教学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六艺之教，二是四书之教，三是史传之教。
  1．六艺之教朱子施教所确立的基本课程，相对于四书之教而言，是儒家立教的传统教育内容。六艺之教的六艺有两种涵义：一是“教之以事为主”的小学课程，有礼、乐、射、御、书、数。二是“教之以理”为主的大学课程，有《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佚失），《诗》《书》《礼》《易》《春秋》汉唐以来一直是政府所立的太学教本，并称“五经”。朱子治学、立教的基本精神是守先以待后，继往而开来，因此，他对儒家教育传统的六艺之教有所继承和发展。尽管朱子毕生精力关注的重点是四书之学，但也未忽视传统的六艺之学。朱门后学（黎靖德）编纂的《朱子语类》中“四书”在先，有五十一卷；“五经”与“乐”（古今）在后，二十七卷，体现了“四书之学”替代“五经之学”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但就朱子本身立教的范围与内容看，“六艺之教”不仅要保留，而且要开拓新意。朱子抱“温故而知新”的理念，将“六艺”的研究与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朱子治经学多创辟深通之见，而在教学过程中，又常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讲出来与门人、弟子交流。《朱子语类》中有关《易》《尚书》《诗》《春秋》《仪礼》《周礼》《小戴礼》《大戴礼》、冠、昏、丧、祭、杂仪及乐（古今）的教学实录，皆是朱子亲自实行六艺之教的具体例证。朱子编撰的《诗序辩说》《家礼》《古今家祭礼》《诗集传》《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周易参同契考异》等，都是朱子治经学的学术成果；后人编辑的《朱子经说》《朱文公易说》《朱子书说》等，汇集了朱子治经与教经的言论，皆可视为朱子六艺之教的见证。
  与汉、唐诸儒的六艺之教相比较，朱子六艺之教颇有自己的特点。一是重视小学“六艺之教”与大学“六艺之教”的区别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提倡教育的有序性、连续性。朱子说：“艺是小学工夫。”①“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②他释《论语·雍也》“游于艺”说：“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也说：人生八岁“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又五年后入大学者则“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③朱子认为：“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小学辑说》）“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④相比较而言，小学的“六艺之教”，侧重于技艺或技能的学习与训练，而大学的“六艺之教”，是使学习者由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侧重于义理的理解与德性的陶冶。朱子说：“古人自小时习乐，诵《诗》，学舞，不是到后来方始学《诗》，学礼，学乐。”⑤但所学的乃侧重于技艺，至于高级的典籍《诗》《书》《礼》《春秋》《易》，即五经的教学，则为大学的课程。重视六艺之教的顺序与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连续性，是朱子六艺之教的特点之一。二是抉发六艺的人文内涵与精神价值，使六艺之学成为明体达用、进德修业的实学。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⑥此为孔子对人性不同侧面的理解，《礼》是对人社会性的理解，《乐》是对人的艺术性的理解，《诗》亦如此，《书》是对人政治性的理解，《春秋》是对人历史性的理解，《易》是对人超越性的理解。朱子的经学思想承续了孔子的六艺之教的传统精神。他说：“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①朱子以“六经”为教，自觉地纠正此四病，而使六艺之教真正达到人文化成的目的。三是朱子会通理学与经学，既尊重汉唐诸儒训诂注疏旧法，力戒“脱略章句，陵藉训诂，坐谈空妙”（《中庸解序》），又就五经本文来解出所蕴道理，与濂、洛、关诸家治经精神相通。朱子说：“《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②四子，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是北宋理学代表人物，以理学为五经阶梯，足见会通理学与经学之意。
  2．“四书”之教朱子教学的主要内容或课程，相对于六艺之教或五经之教而言，其主要教本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或称“四子书”。朱子承二程尊“四书”之余绪，费毕生精力研读“四书”，早年就发愤读“四书”，自谓“某自卯读‘四书’，甚辛苦”③。“某年十七八时，读《中庸》《大学》，每早起须诵十遍。”④直至晚年，身处逆境，仍然笔耕不辍，其治“四书学”与年俱进，精益求精，《四书章句集注》最后定稿，征引汉以下诸家之说五十余人，寓创造于注疏之中，开辟“四书学”的新时代。朱子从二十五岁左右，撰写《论语要义》《论孟精义》起，先后研治“四书”的著作有《孟子集说》（佚）、《论语详说》、《论语纂训序》（佚）、《论语训蒙口义》（佚）、《论语要义》（佚）、《论语精义》、《论语或问》、《孟子或问》、《论孟集注》、《论孟或问》、《孟子要义》（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中庸辑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等。朱子六十一岁时，《四书章句集注》刊刻于漳州，此后尚不断修改，至死方休。朱子说：“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⑤此条语录王过录甲寅朱子六十五岁以后所闻，可见朱子研治“四书学”长达半个世纪，而其代表之作是《四书章句集注》。朱子的“四书之教”是与他治“四书学”相辅相成的。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称其师“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而其讲学的主要课程则是“四书”。朱子从十九岁考中进士至七十一岁逝世，五十二年间，除任官五任与在朝四十六天外，聚徒讲学时间长达四十余年，其中“四书之教”一直不曾间断。《朱子语类》是朱子讲学的实录，其一百四十卷，有关“四书”讲学的内容多达五十卷。朱子“四书之教”的特色是：第一，启导学习者循序渐进，熟读精思。朱子说：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①《朱子语类》记述：“问：‘看《论语》了未？’广云：‘已看一遍了。’曰：‘太快。若如此看，只是理会文义，不见得他深长底意味。所谓深长意味，又他别无说话，只是涵泳久之自见得。”②舍熟读精思，则不能理会其“深长意味”。第二，切己体验，涵养德性。朱子说：“《论语》难读。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会文义得了便了。须是子细玩味，以身体之，见前后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实。”③“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④“《大学》‘在明明德’一句，当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进步处。”⑤ “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⑥足以警示后学。第三，博采众长，综合创新。朱子说：“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⑦他又说：“河南二程先生独得孟子以来不传之学于遗经……熹年十三四时，受其说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中间历访师友，以为未足，于是遍求古今诸儒之说，合而编之。……慨然发愤，尽删余说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补辑订正，以为一书。目之曰《论语要义》。盖以为学者之读是书，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义，则于此其庶几焉。”①此二文虽是朱子中年之作，但其治“四书”与教“四书”的脉络却是由此确定。义理与训诂交相明，经学与理学冶一炉，圣意与己见相交融，传统与创新互涵摄，此乃朱子“四书之教”最大特色。第四，北宋以前，《大学》《中庸》是《小戴礼》中的二篇，尚未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太学教本以五经为主。宋代开始孔孟并称，范仲淹启示张载读《中庸》，二程始重《大学》，又开示学者读“四书”。朱子继二程之后，立“四书之教”，于淳熙中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始著闻于天下，至元代延祐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诏定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试士子，自此之后，“四书之教”影响中国社会近六百年。
  3．史传之教朱子施教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相对于四书之教与六艺之教而言，是经学教育的辅助部分，观史之治乱兴亡，论历史人物的善恶正邪，考典章制度的成败得失，不仅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且深含人格教育的价值。朱子治学于著史、论史与考史均有成就，而其论史，则在论治道、心术、人才与世风诸方面多有卓识，且能“广摭史传，以经义贯通之”，精心编撰《资治通鉴纲目》，创辟新体编《伊洛渊源录》，又撰《八朝名臣言行录》《伊川年谱》等。《朱子语类》中记载朱子史学思想及史传教育的论述颇多，除四书五经的讨论中涉及的史传之外，论《本朝》的有七卷，论《历代》有三卷、论《战国汉唐诸子》一卷，还有在《论治道》《论取士》《论兵》《论刑》《论民》《论财》《论官》等卷中，都有论史及历史人物的内容，这都是朱子及其门人、后学在教学过程中有关史传之教的实录。朱子施教，主张学习者穷经观史以求义理，以经为本，治经必及与史。他说：“须培壅根本，令丰壮。以此去理会学。三代以下书，古今世变治乱存亡，皆当理会。”①“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②“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③他又认为史有鉴戒作用，因为“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着存得在那里”④，因此，基于本末兼备、体用皆尽、内外合一的精神，主张以史传之教辅助四书五经之教。朱子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指出：“其所以必曰读书云者，则以天地阴阳事物之理，修身事亲齐家及国，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与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数，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诸载籍之文，沉潜参伍，以求其故，则亦无以明夫明德体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极也。”⑤他在《学校贡举私议》中也说：“至于诸史，则凡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⑥先经后史，经本史末、经内史外，治经必兼及史，是朱子史传之教的特点。朱子在《答吕伯恭》中说：“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⑦他在《答敬夫》中也说：“大率学者须更令广读经史，乃有可据之地。然又非先识得一个义理蹊径，则亦不能读。”⑧他在《答江梦良》中则明确指出： “且得多读经史，博通古今。”⑨在教学中，朱子常向门人谈论读史之法，如他说：“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先看《论》《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若未读彻《论》《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①可见，朱子史传之教不仅是通古今之变，更着意于明理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