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教育是什么？教育应该是什么？教育做什么及怎样做？这些是每一时代的教育家都会思考与探索的问题，积有丰富的教育与教学经验的朱子，也对这类问题作了思考，并紧扣教育实践活动作了理论阐释。“教育”一词的中文来源可追溯到《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朱子释此“教育”词义说：“尽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养之，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矣。”①“教育”的涵义是“教而养之”，而“教育”的使命则为传道。许慎《说文解字》释“教育”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育，养子使作善也”。朱子以“教而养之”释教育，且与“斯道之传”相联系，应该是对许慎所释教育本义的转义，其所倡导的教育的宗旨是使人向善，不仅是个体人格的完善，还是社会性人格的完善。
  朱子此处所说的“道”，与《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道”涵义相同，修人道以配天道的“道”，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如果说朱子以“教而养之”释《孟子》中“教育”一词侧重于词义的训释，那么，他解《中庸》首章首句，则重点为推究教育的形而上之理。人类为什么要有教育？生而为人，为什么要率性、修道？为什么要修人道以配天道？为什么教育要符合天道化生万物的精神？朱子所释实为对教育形上之理的追问，天道的精神是“生生”或“仁”，从天道提示人道，强调教育“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人的本性是天生的，顺着灵性良心为人行事，就是该走的人生道路，这既揭示了教育的形而上之理，又启迪“学者”有可行的法则。“修道”是学者“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但要到达契合天道的境界，则须有教育者引导之，是为教育之所由生。朱子强调“读者”对《中庸》首章首句要“深体而默识之”，是启示我们去追问教育的形上之理或形上智慧。细析朱子之论，教育的要义有二：一是教育是引导，引导“学者”修人道以配天道。二是教育使人向善，学以变化气质，因为“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教育者要引导学者知变化气质之理，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自能变化气质，使人格完善。朱子释孔子“有教无类”一语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①此条解释可与《中庸》首章首句的解释相互参照，以明教育使人向善之宗旨。
  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教育者、受教育者与教育中介三者。教育活动总是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展开，而教育中介则是教育活动得以展开不可缺少的条件，教育者有目的、有价值取向的活动与受教育者接受影响、发生变化、趋向完善，只能在教育中介诸如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教育组织形式、教育场所与设备等条件下进行。因此，教育是教育者通过教育中介有目的引导受教育者向善的活动。朱子论教育，对现代教育理论所说的教育基本要素问题均有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朱子论教育，常用的词语是“教”与“学”，虽然他偶也用过“教育”一词，如他在《答何叔京》第二书中追忆“李先生（李侗）教人”后说：“辜负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尝不愧汗沾衣也。”②因此，教育者是“圣人之教”“君子之教”“教人”等诸语中的教者；朱子教育思想中，没有“受教育者”这一概念，只有相对于教者的“学者”，或学、习者。朱子释《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说：“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③故“学者”应兼学与习两方面而言，即学、习的人，含知、行之义在内。“学者”一词，是朱子常用的术语。如朱子释孟子所说的“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诸语说：“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贬以殉学者之不能也。”④此处“学者”是相对于“教人”的教者而言的。再如朱子《谕诸生》中说：“古之学者，八岁而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十五而入大学，学先圣之礼乐焉。”⑤此处“学者”一词，也是指入“小学”与“大学”学习的人。《朱子语类》卷十记朱子语“读书乃学者第二事”：“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赞立说，但要反复体验，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学者当守此。”上述三条所用“学者”一词，皆指学习的人。
  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或教者、受教育者或学者恰为教育过程的“两极”，研究教育的特征必须考察与反思此“两极”及其关系。朱子论“教者”与“学者”之间的关系，既重视“教者”的主导地位，教育引导、指导及辅导“学者”的作用，又强调“学者”的自主性、能动性，认为“学”与“习”是“学者”自己的独立的主动的活动，“教者”包办代替不了。“教者”要引导、启迪“学者”学会学习。朱子以“引路人”喻“教者”的主导或引导作用。他说：“道，犹引导，谓先之也。”①他又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②“教育”，既是“教而养之”，故朱子视“教养”与“教育”是统一的。“养，谓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③“养人者，欲其同归于善。”④教育不仅仅在于使人获得知识，更在于使人通过文化价值的摄取，获得人生的全面体验，进而陶冶自己的人格，促进生命境界的升华或人格的完善。要达到此一教育目的，教育者的引导、启迪、激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唤醒“学者”的自觉心、自信心与自强心，养成“学者”独立地、主动地和创造性地“学”“习”的态度与习惯，自己去完善自我人格。朱子所说的“俟其自化”，“教者”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深得教育的真谛。《尚书》云“敬敷五教，在宽”。《中庸》云：“子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二程全书·粹言一》记：“凡长育人材也，教之在宽。”朱子以“引路底人”喻“教者”，强调“学者”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自去究索”，“俟其自化”，上承的是“宽柔以教”的教育精神，体现了生命教育以“仁”与“生生”的观念为内核的形上智慧。
  朱子以“引导”“引路底人”“同商量”比喻“教者”，强调学习者的自求、自化，注重学习者主动求知、自觉修养的兴趣、恒心与需要，其要义在于将学习者作为有生命的学习主体。朱子还提出“唤醒”“体验”等教育范畴，也与他重视学习者的主体精神有关。朱子说：“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唤醒。”“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须是唤醒，方知。”“学者工夫只在唤醒上。”①朱子所说的“唤醒此心”，用现在的教育术语来说就是唤醒学习者的主体意识或主体精神。心为主宰，此心常存，才能“具众理而应万物”（《孟子集注》）、“妙众理而宰万物”（《大学或问》）。因此，“唤醒”说是以学习者的主体精神得以树立为内涵的，它直接彰显的是教育的本体含义。现代教育家斯普朗格说：“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在于它是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②朱子提出的“唤醒”说，已经触及此一教育的核心所在。
  朱子在“唤醒”的教育观念的基础上，又提出“体验”说，进而强调学习者生命内部深层本体的觉醒的重要性。朱子说：“‘格物’二字最好。物，谓事物也。须穷极事物之理到尽处，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须体验得一个是非。若讲论文字，应接事物，各各体验，渐渐推广，地步自然宽阔。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体验去。”③“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长。”④他在《答陈师德》中说：“抑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⑤体验是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感悟和理解，体验关乎人的生活方式，深层体验总是关乎人的本体属性。人有自己的心灵世界或精神世界，体验具有内在的指向性，追问的是生命内在的东西，故“体验”与“唤醒”一样，是人的生命内部深层次的觉醒。从教育本体论的维度看，体验是“学者”审视自我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过程，体验的过程则是“学者”主体精神得以确立与完善的过程。贺麟在《宋儒的思想方法》中指出：“朱子对于过去的文化精神，所谓经训史籍，曾用过一番深切体验的功夫，以取精用宏，以培养其品格，灌溉其心灵，充实其生活。”①此一评价揭示了朱子“体验说”的特征与价值。朱子之所以谆谆引导“学者”切己体验，实与自己积有的学习与治学经验相关。他在《答许顺之》中说：“此间穷陋，夏秋间伯崇来，相聚得数十日，讲论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间几绝讲矣。幸秋来老人粗健，心间无事，得一意体验，比之旧日渐觉明快，方有下工夫处。”②可见，朱子不仅重视“唤醒”学者的主体意识，在“体验”的过程中追问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而且自己也常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在体验中反思、追问。所以他又说：“人之本心不明，……某看来，大要工夫只在唤醒上。然如此等处，须是体验教自分明。”③可见，作为教育的方法论或工夫论的“唤醒”与“体验”，关注的重点是生命的内在性觉醒问题，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唤醒”沉睡的心灵，促成学习者自觉地、主动地、创造性地体验、追问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朱子论教育不仅重视教育过程中“两极”之间的关系，即强调教者的主导作用与“学者”主体意识、主体精神能否确立的意义，还十分重视“教育中介”的问题。他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信州铅山县学记》《静江府学记》《琼州学记》《大学章句序》《送李伯谏序》《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白鹿洞书院揭示》《学校贡举私议》等文中，对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与手段、教育活动的方式与制度、教育活动的场所等“中介”因素都有所论述，并针对南宋现实的教育“中介”因素存在的种种弊病，提出了改正或变革的设想与措施。《朱子语类》也有不少朱子关于“教育中介”因素论述的记载。其中有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论述最为丰富，如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之教”，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之教”，论历代文史的“文史之教”，等等，均属于“教育内容”范围；《总论为学之方》《自论为学工夫》《论知行》《力行》《持守》《读书法》诸卷，则属于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及修养方法范围。朱子创建寒泉精舍、武夷精舍与竹林精舍，重建白鹿洞书院，更建岳麓书院，均属于教育机构或教学机构范围。朱子之所以成为大教育家，与他善于在官学之外创办或更建“养士”的私学，培养造就了众多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有关。朱子深知以“取士”为主的官学存在的种种弊病，如他在《学校贡举私议》中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①在“声利之场”的官学之外，创建以“德行道艺”养士的书院，实为教育机构或教学机构的改革开辟了新天地。
  朱子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他关于“教育者”（教者）、“受教育者”（学者）与“教育中介”诸如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成及教育场地等的论述，体现了儒家明体达用的精神。黄宗羲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以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②朱子毕生致力的教育事业，成就最显著者在创办与重建书院方面，即在“科举嚣争，富贵熏心”的官学之外建立“养士”的教育机构，且敢“公其非是”于书院之中。朱子晚年遭遇“伪学逆党”之禁，与他敢于“公其非是”于书院有关。钱穆指出：“中国新儒家，以书院自由讲学为根据，一面代替宗教深入社会，一面主张清议上干政治。”③自宋以下近千年的中国，是平民学者私家讲学的中国，教育权既不属之政府官吏，亦不属之宗教僧侣了。宋、明儒的讲学，与两汉儒家的经传，可说全属两事。传经是偏于学术意味的，讲学则带有宗教精神。因此宋、明儒的讲学风气，循其所至，是一定要普及社会之全阶层的。他们的讲学几乎全成了一种社会活动，同时又因他们讲的多注重在现实人生与伦常日用，因此这又会常常要牵涉政治问题，如私家讲学常要走上自由议政的路，这又会与政府相冲突，因此宋、明两代，亦屡有政府明令禁止书院讲学与驱散学员等事，宋代的程颐、朱子，都曾受过这种压迫。最显著的如明代末年的东林党。他们是一个学术集团，而同时被视为一个政治集团，他们虽多半是在野的学者，但在政治上形成了绝大的声势。因此我们若不了解此七百年来新儒家之精神与其实际的活动，我们亦将无法了解近代中国文化动态之枢纽所在。黄宗羲、钱穆所论，彰明了朱子创建“自由讲学”“自由议政”的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教育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与人生、社会紧密相连的实践活动，教育者（教者）、受教育者（学者）与教育中介诸要素是教育活动不可或缺的，朱子关于“教者”“学者”及教育中介诸因素的论述，是新儒家之精神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也是朱子对何谓教育的解答。

①〔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第361页。 ①〔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八《卫灵公》，《四书章句集注》，第169-170页。② 〔宋〕朱熹：《朱熹集》卷四十《答何叔京》，《朱熹集》第四册，第1842页。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论语二·学而篇上》，第447页。④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第369页。⑤〔宋〕朱熹：《朱熹集》卷七十四《谕诸生》，《朱熹集》第七册，第3870页。 ①〔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为政》，《四书章句集注》，第54页。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力行》，第223页。③〔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第296页。④〔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第298页。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二《学六·持守》，第200—201页。②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二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五《大学二·经下》，第284页。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81页。⑤〔宋〕朱熹：《朱熹集》卷五十六《答陈师德》，《朱熹集》第五册，第2851页。 ①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8页。②〔宋〕朱熹：《朱熹集》卷三十九《答许顺之》，《朱熹集》第四册，第1777页。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二《学六·持守》，第200页。 ①〔宋〕朱熹：《朱熹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朱熹集》第六册，第3641页。②〔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10页。③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