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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和概念。自先秦儒家以来，诸多思想家对“信”问题展开了探释，朱子对“信”也有精辟见解。他不仅探讨了“信”与“诚”、“信”与“忠”的关系，分析了“信”的内涵，而且对“信”的伦理意义作了比较独到的阐发。
  （一）“信”的基本内涵在朱子的道德观中，“信”是具有基础性地位的重要道德范畴之一。朱子虽然常常将“信”与“诚”“忠”连用为“诚信”“忠信”，但“信”“诚”“忠”又是相对独立的范畴。因此，考察“信”“诚”“忠”的含义及相互间的关系，有助于完整地理解朱子“信”范畴的基本内涵。
  1．诚与信 “诚”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德目之一，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和伦理学范畴。在承继先儒诚学思想的基础上，朱子对“诚”自有体悟。他说：“诚者，实也。”①“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②朱子以“实”“真实无妄”作为“诚”的内涵，认为诚是实在的理，是对天理必然性的概括，不是抽象的，不是虚妄的，更没有丝毫人为的作用。这是对宇宙万物存在的价值肯定，更把“诚”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
  “信”最初是指祭祀上天和先祖时诚实不欺，后来逐渐摆脱宗教色彩，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诚”与“信”究竟有何不同？叔器曾就这个问题向朱子请教，朱子回答说：“诚是个自然之实，信是个人所为之实。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便是诚。若‘诚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信不足以尽诚，犹爱不足以尽仁。”③在朱子看来，“诚”与“信”都为“实”，即“真实无妄”。但“诚”是“天之道”，是天道之本然，是自然界固有的状态和规律，比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只是仁，义只是义。而“信”是“人之道”，是人事之当然，是社会中人的行为。人效法天道真实无妄，追求“天道之诚”以获得“诚德”。
  朱子在另一处则解释说：“诚是自然底实，信是做人底实。‘诚者，天之道。＇这是圣人之信。若众人之信，只可唤做信，未可唤做诚。”④诚是“圣人之信”，圣人浑然自成，真实无妄，其“信”自然而然符合天道，信只是“众人之信”，众人没有达到“圣”的程度，为追求自然之“实”，就需明善诚身尽人之道而达于“圣人之信”，不可把“信”等同于“诚”。
  这样，“诚”是天道精神的一种体现，是上天存在的根本原则，而“信”则是人的本分所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条件。“信”是对“诚”的追求，实现诚信之德也就达到了天人合一。
  2．忠与信 “忠”最早由孔子提出，并加以详细阐释，认为“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孔子多次把“忠”与“信”二字前后相连使用，指明由“忠”而出的“信”才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
  朱子也讲“忠信”，并认为“忠信只是一理”①，不过，“忠”“信”这两个道德范畴还是有相对独立性的：“忠信一理，而于己言忠，于物言信者，盖己则主心而言，物则主理而言。故尽己之心为忠，循物之理为信。”②“忠”是从心上讲，“信”是就事上论。具体来说，“忠”是“在己无不尽之心”，所谓“尽心”指“若为人谋事一似为己”，对待他人之事就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仔细斟酌其间的利害关系，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地去做，才是忠，半心半意、虚情假意就是不忠。比如，前方有虎狼，告诉他人有危险，不可前行，便是忠，如果告诉他人可以往前走，也可以不往前走，便是不忠。“信”则是“在人无不实之言”。有这事便说这事，没有这事就不能凭空捏造，弄虚作假。比如大就是大，小就是小，如果把大说成小，把小说成大，就“违物”失“信”了。
  朱子以“火之性”进一步明晰了“忠”“信”之分：“如今人要做一件事，是忠，做出在外，是信。如今人问火之性是如何，向他说是热，便是忠。火性是热，便是信。”③火性为热，这是事实，是信，告诉他人火性为热，便是忠。所以，循物之理就是“循物之实”，“言此物则循于此物之实而无所违”④。做到了“循物之实”，也就做到“信”。
  从本质上讲，“忠”是对他人负责的道德要求，“信”则是人们对自己负责的伦理规范。“忠”是由自己内心出，是人的笃实无欺的真情流露。“心之所发既实，则见于事上皆是实。若心中不实，则见于事上便不实，所谓‘不诚无物’。若心不实，发出来更有甚么物事！”⑤由信实之心而出，体现在事物上当然真实，内心不信实，体现在事物上便不真实。内心信实，自然会内外一致、表里如一。
  3．信的基本内涵如前所述，朱子的“诚”“忠”“信”有互通互含的一面。其中，诚相对于忠、信来讲，具有更为根本的伦理价值本体的意义，“忠信……虽内外之不同，要之皆诚于我耳。”①“诚者实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须是人体出来方见。”②诚是体，是道德本源，忠、信是用，是规范层面。诚是忠、信的依据和根基，忠、信是诚的外在表现。就忠、信而言，“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发。”③信是忠的检验。可见，信是居于末位的。没有自身的“诚”、内心的“忠”，外在的“信”是不真实的，由诚而发，由“忠”而出，才能真正体现“诚”德，才会使人相信和信任。
  当然，这种区分并不具有绝对意义，三者都指向“实”。求真求实，追求本真，既是对宇宙存在的价值肯定，也是对人的本性和存在的真实性价值追求。特别是忠、信都属于诚的外化，体现为社会化的道德践行，所以，朱子经常连用忠、信二字，甚至看成是同一事物的两端，强调“若无忠信，便不是人”④。
  探讨了诚、忠、信三者之间的区别及联系，朱子“信”范畴的基本内涵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信只是实理”⑤，“信是信实，表里如一”⑥，信是实实在在的理。遵循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规律，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去认识它，体现它，做到表里如一，就是信。这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求注重实际，求真务实，“信”得以建立的基础也正是“求实”。
  第二，“‘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变底事也。”⑦信是人心里不可随意变更的事，要求人的行为保持稳定性、一贯性，不能朝三暮四，人说的话要一言九鼎，不能出尔反尔。
  第三，“信者，言之有实也。”①“信是言行相顾之谓。”②“信”的字义在《说文解字》中为“信，从人言”。在朱子这里，“信”德也是依托于“人言”，所以他强调“言语之发循物之真实而无所背戾……言循于物而无所违耳”③。有则说，无则不能瞎说，言说必须有根有据，既要忠于事物的本质，更要忠于自己的本性。心想、口言、身行相一致，做到言为心声，言行相符。
  总的来讲，朱子“信”的核心内涵是出自内心的一种忠诚，信实，是真实无妄，诚实不欺，基本要求是指言行不悖，信守诺言。
  （二）信的价值朱子赋予“信”非常高的道德评价，认为“信”具有促进道德完善、人际协调、家庭和睦、国家兴旺、天下安宁等价值。就个人而言，信是立身处世的根本；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信是相安共处的前提；就政治生活而言，信是社会安定的基础。
  1．信是立人之本朱子把“信”看作是做人的道德支柱，无信便难以立身处世。“若人无信，则语言无实，何处行得。处家则不可行于家，处乡党则不可行于乡党。”④信是做人的一项基本要求，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根本。
  朱子对孔子以马、车为例精辟论述“人不可无信”大为赞赏，认为，“‘人而无信’，车之与马牛本两物，以杌交乎其间，而引重致远，无所不至焉。物与我未合，亦二物，以信行乎其间，则物我一致矣。夫然后行。”⑤大车有，小车有杌才能与马一同载物行走远方，外物与我也是不相干的两个物体，正是因为有了“信”，才使外物与我能相一致，而能行走于世间。“信”成为“物”“我”有机统一的桥梁。
  朱子还从“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德性强调了信的真实性、重要性。弟子曾请教朱子，“仁义礼智”为什么要加个“信”字而成为“五德”呢？朱子回答说：“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信配土，以见仁义礼智实有此理，不是虚说。”①信就是真真正正、确确实实有这个仁义礼智，不是假的，不是虚的。又有人问，如果四端不言信，会怎样？朱子认为就好像“公泼了碗中饭，却去碗背拾”②，舍弃了“信”德，也就把本质的东西给丢了。换句话说，如果不讲信，是舍本逐末，仁义礼智也就没有了根基。信在五德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其他四德的基础。所以，周贵卿认为言语如果不信实，则“义”不能尽，“礼”不能行，“孙”也只是作伪，朱子对这一讲法深以为然，并断言“信是朴实头去做，无信则义礼孙皆是伪。”③人而无信，只能是一个虚伪的人，更谈不上成就理想人格。
  朱子特别反感不忠不信的人和事，在《增损吕氏乡约》中，他列举了三种不“忠信”的行为，“或为人谋事，陷人于恶；或与人要约，退即背之；或妄说事端，荧祸众听”④，警戒后人讲求诚信。如果没有信德的支撑，我们将寸步难行，信是作为一个人应首先具备的道德品质。
  2．信是交友之道人生自有交游，便少不了各式各样的朋友。作为五种人伦之一的朋友关系对一个人的成长，特别是道德品质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朱子告诫我们，与人交往时，须审慎选择，与“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交往，必能受益；与“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⑤交往，近墨者黑，沾染恶习，必定迷途丧志。因此，朱子倡导要交“益友”，要以信待友，建立起良好和谐的朋友关系。“交朋友，贵乎信也。”⑥信是基本的交友之道。我们为什么要以“信”作为交友的准则呢？朱子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其一，朱子把人伦关系归结为“五伦”——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认为五伦为天所命，是人与生具有的。“仁、敬、孝、慈、信”等便是调整“五伦”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能为也。”①这些道德准则也是上天所赋予的，是人所固有的，为人心之本然。朱子反复强调“信行于朋友，皆不易之定理”②，交友之信，天经地义，是不变的真理，从而把朋友间的信提到了天道的高度，认为朋友间讲信才符合天理。
  其二，从朋友这种特殊关系来讲，“其势若轻而所系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关为至亲，其名若小而所职为甚大。”朋友势轻分疏名小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为重、为至亲、为大，对人的一生关系重大，但朋友之间不受年龄、地位、职业、血缘等条件的限制，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权利和义务，“其亲不足以相维，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势不足以相摄”③。情感难以维系、巩固，权势难以威慑、控制，朋友间的联系只能靠“信”字，这是交友的关键所在。朱子再三提到“曾子三省”，把“与人交，不信乎”作为每天反躬自责的内容之一，足见信之重要。人与人之间能坦然相处，能形成和谐的朋友关系，只能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信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重要精神纽带。
  3．信是为政之道 《左传》以“信”为“国之宝”，为“民之所庇”。孔子说一个国家可以去食，去兵，但不能去信。朱子也认为食、兵、信这三种为政方法，从人情角度来讲，兵食充足后，百姓才会对统治者信服；从民德角度上论，信是人所固有的，不是先有食、兵而后有信，所以“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④。没有粮食，百姓肯定会死，但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没有信誉，缺乏信任，即使生存不来也无法使国家自立发展起来，还不如死了心安。所以不管是民众还是统治者都应宁死而不失信。信是执政根本，作为执政者、管理者“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①。以身作则，不轻诺寡信，不背信弃义，才能获得民众支持、信任，国家政权才能持久、稳定。可见，信是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国家政权的根本前提，是立国之本。
  信，对于人民来讲，是民自立之本。朱子曾与弟子深入探讨“民无信不立”，它究竟是指民自不立，还是指国不可立？朱子以为，“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则国亦不能以立矣。”民众是如何不自立的？“有信则相守而死。无信，则相欺相诈，臣弃其君，子弃其父，各自求生路去。”②只有彼此之间相互忠诚信任才会相守相护共保国家长治久安，没有信任，臣下抛弃君主，儿子抛弃父亲，互相欺诈，国将不保，终究会走向崩溃。
  朱子一生忧国忧民，提出不少为政主张，其中之一便是“荒政”策略。朱子认为解决百姓饥荒有两件紧急事情，一是“给降缗钱，广糴米斛”，二是“速行赏典，激励富室”。后者集中体现出“信”的精神，将是否讲信提到了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荒情危急时借调富人粮物以救济百姓，缓解时应当及时奖赏富人以为后用，这是权宜之计，可助朝廷渡过难关。但是，当今朝廷常常借调粮食后不兑现奖赏，失信于民，令富人怨声载道，导致“自坏其权宜济事之策”，使朝廷不稳、秩序混乱。朱子感叹道：“谋国之计乖戾若此，临事而悔，其可及哉！”③治国谋略反复无常，朝令夕改，如何能赢得民众信任，稳定人心？如何能形成凝聚力，维系国家政权？因此，政府一旦颁布了政令就要严格遵守，奖罚分明，取信于民。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信任危机，社会才得以稳定，国家才得以强盛。
  （三）信的修养途径言而有信，行而有托，才算是真正站得住脚跟的人。信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道德起点。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信”？朱子主要从“体信”与“言行相顾”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体信信作为一种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道德准则，在朱子眼里，它不是外在的，而是人先天固有的道德品质。“木之曲直，金之从革，土之稼穑，皆待人为，而仁之恻隐，义之羞恶，信之诚实，皆发于性之自然。”①如果说木、金、土的属性是人为的结果，仁、义、信则是人自身固有的，是人性自然而然的体现。尽管“信”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准则，这丝毫也不影响其内在性。朱子认为：“与国人交，则其所当止者在于信。是皆天理人伦之极致，发于人心之不容己者。”②可见，“信”之所以为“信”，是天理的体现、人伦的极致，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基本原则。由于“信”内在于人心之中，人具有实现“信”的内在依据。但是，要真正做到“信”，还要去体悟人性中的“真实无妄”之理，认识到自己本性中的真实性和实在性。这一过程朱子称之为“体信”。
  具体而言：“‘体信’是忠……是无一毫之伪……是体其理之实。‘体信’只尽这至诚道理……是体这诚信。”③“体信”也就是体验这真实无妄的最高道理，它是实施信德的前提。“体信”本质上是一种对道德本体的认知和对最高道德信念的追求。朱子认为，“信”是“人之道”，是对“天之道”的尊敬、效法，人与天的本质是一致的，都在于“真”“实”。这种对“真”“实”的追求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人格信念，一种道德理念。人一旦有了这种信念和理想，便能将“信”的精神贯通于人生的各个实践层面，真正做到真实无妄、诚实不欺，也就不会有诸如坑蒙拐骗、背信弃义等不道德事件的发生。
  从根本上讲，“信”应是忠于自己的本性，使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真实无妄的本性。这样，我们应事接物才能顺天而行，率性而为，做到真诚坦荡，把“真实无妄”的“天之道”转化为自然而然的“信”的行为，没有一毫的勉强、做作。可以说，个人诚心于信并付诸实施，是履行“信”道德规范的前提，“人而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①。只有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才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到不欺人不欺己，从而获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人的生活只有符合自己真实的本质，信于自己的本性，才是真正有道德的生活，一种正直诚信的独立人格也会得以彰显。 2．言行相顾信的一个重要原则和表现就是说过的话要能践行和兑现（“言可复”），要言行一致（“言行相顾”）。信守诺言，才能取信于人，才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朱子说：“言行不相副，无以取信于人如此，使人皇恐，无地自容。”②言行不相符，人的一生终将惶恐不安，无地自容。怎样做到“言行相顾”？朱子认为可从两个层面着手。
  第一，“言之有实”，即不信口开河，不说大话、空话、假话。朱子认为：“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无实之可耻也。若耻，则自是力于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这个只在耻上。”③人们信口开河，大言不惭，轻易地表达主张，就在于他们不知道“空言无实”的可耻，如果知耻，自然会身体力行，讲话也不敢过于草率，不顾实际了。如果是无耻之人，没做一分，却要说成十分。那么，什么是“耻”？“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④“耻”就是人所固有的道德意识。可以说，羞恶之心是人的一道极重要的道德底线，如果冲破这一底线，人就会无所畏惧，无恶不作，更不用说讲信了。所以，朱子对“机械变诈之巧”者深恶痛绝，认为这种人所做的事为世人所不齿，没有丝毫信誉可言。人正是有了“羞恶之心”才会有所不为，自觉讲信，追求信德，才能真正做到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第二，“信近于义”。“言之有实”仅仅是“信”的第一步，究竟该不该说，该不该做，还须以“义”作为衡量标准。朱子承继了孔子“言近于义”的主张，并有所阐发。 首先，朱子对“义”这一概念进行了诠释：“义者，宜也。乃天理之当行，无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①“义者，天理之所宜。”②“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③按照朱子的理解，“义”包含了三层意思：义是适宜，即正当与否，宜不宜须以“义”为标准；义是天理，是天理所当做的，没有丝毫的人欲；义是人们内心的一种制约，一种道德规范，是根植于人心的。义成为一种道德标准，是人的行为所要遵循的原则。
  其次，朱子强调“信”受“义”的节制。他说：“人与人要约，当于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义与不合义。合义则言，不合义则不言。言之，则其言必可践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鹘突恁地说了，到明日却说这事不合义，我不做，则是言之不可践也。言而不践，则是不信；践其所言，又是不义，是不先度之故。”④与人约定，事先一定要考虑约定之事是否符合义，合义则应当讲、应当做，不合义则万万不能承诺。没有“义”的标准，人如果践行则害义，不践行又失信，致使进退两难，无所适从，所以君子要想真正取信于人，“必度其近于义而后出焉，则凡其所言者，后无不可复之患矣”⑤。换句话说，不符合义，就不要随便许诺，对人承诺的话是否需要践行，同样以“义”为标准去衡量。
  总之，脱离“义”而讲“信”，片面强调“信”，机械地遵守言行一致的行为规范，并不符合信的本质。当然，朱子并非鼓励言行不一，而是追求信的正当，坚守信的道德标准。符合“义”的“信”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信”，才会真正做到言行一致而无愧于他人。

①〔宋〕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②〔宋〕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31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仁义礼智等名义》，第103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仁义礼智等名义》，第103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一《论语三·学而篇中》，第487页。②〔宋〕朱熹：《朱熹集》卷五十《答潘恭叔》，《朱熹集》第五册，第2425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一《论语三·学而篇中》，第484—492页。④〔宋〕朱熹：《朱熹集》卷五十《答潘恭叔》，《朱熹集》第五册，第2425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一《论语三·学而篇中》，第488页。 ①〔宋〕朱熹：《朱熹集》卷五十《答潘恭叔》，《朱熹集》第五册，第2425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仁义礼智等名义》，第103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一《论语三·学而篇中》，第486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一《论语三·学而篇中》，第489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四《论语二十六·宪问篇》，第1145页。⑥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五《论语十七·泰伯篇》，第920页。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二《论语二十四·颜渊篇下》，第1084页。 ① 〔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学而》，《四书章句集注》，第49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一《论语三·学而篇中》，第486页。③ 〔宋〕朱熹：《朱熹集》卷六十一《答严时亨》，《朱熹集》第六册，第3188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四《论语六·为政篇下》，第595页。⑤〔宋〕朱熹：《朱熹集》卷三十九《答范伯崇》，《朱熹集》第四册，第1821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仁义礼智等名义》，第104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三《孟子三·公孙丑上之下》，第1297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五《论语二十七·卫灵公篇》，第1159页。④〔宋〕朱熹：《朱熹集》卷七十四《增损吕氏乡约》，《朱熹集》第七册，第3904页。⑤〔宋〕朱熹：《朱熹续集》卷八《与长子受之》，《朱熹集》第九册，第5285页。⑥〔宋〕朱熹：《朱熹外集》卷二《家训》，《朱熹集》第九册，第5752页。 ① 〔宋〕朱熹：《朱熹集》卷十五《经筵讲义》，《朱熹集》第二册，第587页。② 〔宋〕朱熹：《朱熹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朱熹集》第四册，第2170页。③ 〔宋〕朱熹：《朱熹集》卷八十一《跋黄仲本朋友说》，《朱熹集》第七册，第4183页。④〔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六《颜渊》，《四书章句集注》，第135页。 ①〔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六《颜渊》，《四书章句集注》，第135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二《论语二十四·颜渊篇下》，第1084页。③ 〔宋〕朱熹：《朱熹集》卷二十六《上宰相书》，《朱熹集》第三册，第1132页。 ①〔宋〕朱熹：《朱熹续集》卷十《答李考述继善问目》，《朱熹集》第九册，第5307页。② 〔宋〕朱熹：《朱熹集》卷十五《经筵讲义》，《朱熹集》第二册，第587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四《论语二十六·宪问篇》，第1145—1146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四《论语六·为政篇下》，第595页。 ②〔宋〕朱熹：《朱熹集》卷二十五《与吕伯恭书》，《朱熹集》第三册，第1070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七《论语九·里仁篇下》，第706页。 ④〔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第358页。①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七《离娄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87页。②〔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二《里仁》，《四书章句集注》，第73页。③〔宋〕朱熹：《孟子集注》卷一《梁惠王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01页。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二《论语四·学而篇下》，第520页。⑤ 〔宋〕朱熹：《朱熹集》卷三十一《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朱熹集》第三册，第1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