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大概由于佛教经义的影响，宋代学者开始从体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程颐在《易传序》中说：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①在这里，程颐本身只是在阐发易学的精神，然而，体和用的关系却呈现出来，理和象的关系正如体和用的关系，“体”显然是抽象精微的，而“用”则是具体明显的，二者原本为一。后来朱子对它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说：“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盖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所谓一原也；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所谓无间也。其文理密察，有条不紊乃如此。”②朱子认为从理的角度来说是体用一源，从象的角度来说，再细微的也要显示出来。朱子使用“体和用”来解释理与象、理与气、性与情、善与恶、阴与阳等多种关系，体是根本性的范畴，用是显在的、表面的概念，体和用同属一源。在朱子哲学里，智也可以区分为体和用两方面的意义。智和知、智和是非之心、智与通，都是体和用的关系，用是发用、功用，也是具体的呈现。同时，朱子也从阴阳、善恶的角度讨论了智的体用。
  1．智和知。智的基本意义就是人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首先表现在感觉器官的认知，同时也包含了人格要求，即德性之知。张载首先明确区分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他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①张载所说的“见闻之知”是对外在事物的认识，“德性之知”则是人本身具有的德性。这也是“智”的两方面涵义。相应的，从认识对象来看，智所包含的不外乎两种知识：道德知识和自然知识。对道德知识的体认构成了价值领域的知得是非，对自然知识的认知即掌握技艺。前者可以被称为智德，后者可以被称作才艺。
  朱子注意到了两种知的区分，于是将其视作“智”和“知”的不同，把德性之知看作智，把见闻之知看作知。两者之间是一种体用关系。《朱子语类》记载： 安卿问：“‘仁义礼智’之‘智’与聪明睿知，想是两样。礼智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说圣人聪明之德无所不能者。”曰：“便只是这一个物事。礼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充扩得较大。”② 这里就呈现了智的上下贯通之意。也就是说，智是纵向意义的贯通，面对的是抽象的性与天道；而“知”是“扩得较大”，这是横向意义的沟通，面对的是具体存在的万事万物。朱子还说：“‘智’字自与知识之‘知’不同。智是具是非之理，知识便是察识得这个物事好恶。”③智是内心具有了是非之理，是具备了内心省察的能力，而知则是面对具体事物的察识。
  虽然朱子在这里对于智和知进行了区分，然而横向意义的认知正是达到纵向意义贯通的途径。智和知作为德之体用，相互支持，不可分离。正如朱子所说：“人之智识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学之格物、致知，是智崇处。”①智作为认识的目的，必然要通过格物致知来获得，格物致知正是为了达到智的目的。朱子在《格物致知补传》中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②然而，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也就是说，认知的目的既是认识到万事万物的表里精粗、方方面面，也是要回归到内心的澄明，这正是一种智德。认知并非单纯地面向外在世界的创造，而是一种个人的德性修养方式。通过格物致知所指向、积累的不是外在世界的改变，而是内心境界、个人气质的提升。《朱子语类》记载： 问：“知是心之神明，似与四端所谓智不同？”曰：“此‘知’字义又大。然孔子多说仁、智，如‘元亨利贞’，元便是仁，贞便是智。四端，仁智最大。无贞，则元无起处；无智，则如何是仁？《易》曰：‘大明终始。’有终便有始。智之所以为大者，以其有知也。”③ 正如朱子所说“智之所以为大者，以其有知也”，如果没有知就不成为智了。他还说：“须是知得是非，方谓之智；不然，便是不智。”④只有知得是非，才能构成智的要素，离开了具体的知，抽象的智也无从谈起。朱子还说：“以名义言之，仁自是爱之体，觉自是智之用。”⑤“觉，决不可以言仁，虽足以知仁，自属智了。”⑥觉也是一种知。总之，智构成了一个从上到下、从天到人的纵向沟通，而知则是内外横向互动的过程。二者之间也密不可分，对事物的认知最终也要回归到自身的智的德性上。
  2．智与是非之心。朱子用心统性情来解释心性关系。也就是说，从心上来说，性和情构成了体用观系。《朱子语类》记载： 问：“‘心统性情’，统如何？”曰：“统是主宰，如统百万军。心是浑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动处。”① 又曰：“人受天地之中，只有个心性安然不动，情则因物而感。性是理，情是用，性静而情动。且如仁义礼智信是性，然又有说‘仁心、 义心’，这是性亦与心通；说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是情，然又说道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这是情亦与心通说。这是情性皆主于心，故恁地通说。”② 因此，作为性之内涵的智和作为情的是非之心就构成了体用关系。朱子说：“以其体言，则有仁义礼智之实；以其用言，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实。”③在朱子看来，“四德”和“四心”就是体用关系。他还说：“仁义礼智，性也。性无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见，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是也。”④朱子之所以把仁、义、礼、智看作体，把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看作用，正是因为他把仁义礼智看作性，当作看不到也摸不着的抽象的“理”。而相对应的，恻隐、羞恶之类则是可以看到的，是具体的“象”。于是，也可以看出，对于智来说，它的发用就是“是非之心”，也就是说，能够知得是非就是智德的功能和表现。朱子说：“智本是明辨之理，其发便知有是非。”⑤“智”和“是非之心”之间是体用关系。
  朱子认为人性本善，可是现实中人们的各种罪恶、诡计又从何而来呢？朱子这样解释：“性无不善。心所发为情，或有不善。说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体本无不善，其流为不善者，情之迁于物而然也。性是理之总名，仁义礼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是情之所发之名，此情之出于性而善者也。”①朱子认为不善是由于“情之迁于物”的结果，也就是说，性和情之间的体用关系，并不因为现实中的不善而改变，现实中的不善是人们的各种物欲所致。有些人自私自利、机关算尽，在朱子看来并不是智的体现，因为它首先是不道德的。
  3．智与通。通是智的一种特征，能称得上智的，内心肯定要有所精通，在某个方面可以称得上通。朱子说：“仁义礼智信者，德之体；‘曰爱’，‘曰宜’，‘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②“智”之用是“通”。“通”是个人对于外在世界娴熟掌握、彻底了解的一种表征。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通是一种顺畅变化的状态，是运动而非静止。然而智之体则在于静止，在于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智的功用是沟通、贯通。有了“智”就必然有了“通”的能力，一定意义上的“通”证明着一种智慧。
  4．阴阳。阴阳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对于世界的基本认识方式。阴主静，阳主动。对于仁义礼智来说，朱子也区分了阴阳。他说：“自阴阳上看下来，仁礼属阳，义智属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春夏是阳，秋冬是阴。”③朱子认为智属于阴，相对来说，朱子把义和智看作体，把仁与礼看作发用。
  由此也可以看出，体用关系只是相对的概念，何者为体，何者为用，这只是在特定的范围内的规定。就整个世界来说，四德是体，是静止的，可是就仁、义、礼、智四者来说，义、智是体，仁、礼是用。朱子在仁、义、礼、智之中区分体用，也是针对收敛和张扬两种发展趋向而言，收敛为阴，张扬发展为阳。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义、智当属阴，仁、礼当属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