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关于礼的论述，在思想方面的意义不容忽视。作为传统儒家的道德规范之一，礼在朱子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和积极的探索。
  1．思想渊源朱子的礼学思想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幼年时代其父朱松就对朱子进行礼仪规范方面的教导。朱松出门访友，总是把朱子带在身边，见习交谊礼规，使朱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礼学教育。九岁时，朱子就开始学习司马光的《杂仪》。至十七八岁，朱子考订编成了其第一本著作—《诸家祭礼考编》，这也成为朱子思想旨趣之开端。
  在赴泉州任主簿期间，朱子拜访了当时的礼学名家刘藻、任文荐等，与之共同探讨了礼学的相关问题，同时也使自己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变得更注重于发挥礼的教化功能，倡导切实可行的日常礼仪。
  至中年时期，朱子在实践中得出经验，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礼仪应该与深入的礼学理论探讨并重。在经过对已发未发、理一分殊、仁说、忠恕等问题的探讨后，朱子真正开始自身礼学思想的理论建构，力图将日常之礼与天理之礼统一起来，从而达至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一阶段，对于具体的礼的研究，朱子则将重心放在丧、祭礼上。这一方面是应对现实人生的具体需要，同时也是朱子形成以《仪礼》为本经的礼学思想的体现。
  2．礼者，理也早在北宋时期，张载、二程就曾提出“礼者，理也”的观点。朱子继承了先贤的思想，明确以天理释仁，指出：“礼，只是理，只是看合当恁地。”①也就是说，“礼”从它的产生本源上讲，就是“天理”，体现了一种现实不可改变更易的道理法则性。朱子说： 礼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会得时，繁文末节皆在其中。“礼仪三百， 威仪三千”，却只是这个道理。……一草一木，与他夏葛冬裘，渴饮饥食，君臣父子，礼乐器数，都是天理流行，活泼泼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来！见得透彻后，都是天理。② 在朱子看来，礼之为体虽严，但皆出于自然之理。“礼”实质上是天理的呈现，是天理之自然，同时也是人性与天理和谐统一的载体。世间的万事万物实质上都是天理流行的表现。领会到这一点，礼的各种繁文末节也就具备了充足的哲学依据，成为了天理在人事活动中流行与显现的工具或途径。
  问：“礼者，天理之节文；乐者，天理之和乐。仁者，人心之天理。
  人心若存得这天理，便与礼乐凑合得著。若无这天理，便与礼乐凑合不着。”曰： “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铿锵鼓舞，许多劳攘，当不得那礼乐。”① 在回答弟子的问题时，朱子强调了“仁”是“礼”之所以为“礼”的根本依据，与“礼”一道同为“天理”在不同层面的体现。因此，“天理”便成了“仁”与“礼”得以贯通为一体的理论基础。由此看来，礼的最高本质为“仁”，“仁”的哲学依据又是“天理”，至此，朱子关于礼的内涵的讨论最终又回归到了“理”的范畴，体现出了理学的基本特点。
  3．复礼工夫光说理而不复礼，朱子认为则少了一截工夫。虽论证了礼为天理之自然，但朱子的最终目的仍是希望儒者能够达到主动践履礼仪的境界。但是，如何能做到复礼呢？ 首先，朱子指出： 克己，则礼自复；闲邪，则诚自存。非克己外别有复礼，闲邪外别有存诚。② 所谓克己，实际上指的是天理战胜人欲的过程，克去非礼自然就能复礼。“克己”与“复礼”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先后顺序，而是同时进行的。“克己便是复礼，不是克己了，方待复礼，不是做两截工夫。”③其实这两项本属一项工夫，不可将它们分开来看。除了克己之外，朱子还指出了“复礼”的另一条工夫道路。
  礼是恭敬底物事，尔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许多般模样；乐是和乐底物事，尔心中自不和乐，外面强做和乐，也不得。心里不恁地，外面强做，终是有差失。纵饶做得不差失，也只表里不相应，也不是礼乐。① 由于礼文繁密丰富，在许多地方都需要儒者操存持守、笃行践履。但是，朱子指出，表面做到的“礼”不能算是真正的“礼”。要想真正复礼，更重要的是尽心知性，存心养性，达到与天理合而为一的境界。“所谓礼者，正以礼文而言，其所以为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若曰‘循理而天自然合理’，则又何规矩之可言哉？”②在达到尽心知性，与天理合一的境界后，根本就不需知道规矩为何物，却能做到真正的复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