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礼”在中国古代，泛指一切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着礼的精神的社会，在经过了发展之后，“礼”最终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机制而被历代社会所认可与推崇。作为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一，礼也是儒家文化的象征和标志。传统儒家十分重视“礼”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它不仅是现实生活秩序的运转规则，也是人格修养提升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释道盛行的背景下，朱子再一次回应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对礼的内涵做了更为深入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礼在封建社会道德规范中的地位，对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做出重大贡献，其思想也对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一）朱子礼学的思想内涵朱子关于礼的论述，在思想方面的意义不容忽视。作为传统儒家的道德规范之一，礼在朱子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和积极的探索。
  1．思想渊源朱子的礼学思想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幼年时代其父朱松就对朱子进行礼仪规范方面的教导。朱松出门访友，总是把朱子带在身边，见习交谊礼规，使朱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礼学教育。九岁时，朱子就开始学习司马光的《杂仪》。至十七八岁，朱子考订编成了其第一本著作—《诸家祭礼考编》，这也成为朱子思想旨趣之开端。
  在赴泉州任主簿期间，朱子拜访了当时的礼学名家刘藻、任文荐等，与之共同探讨了礼学的相关问题，同时也使自己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变得更注重于发挥礼的教化功能，倡导切实可行的日常礼仪。
  至中年时期，朱子在实践中得出经验，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礼仪应该与深入的礼学理论探讨并重。在经过对已发未发、理一分殊、仁说、忠恕等问题的探讨后，朱子真正开始自身礼学思想的理论建构，力图将日常之礼与天理之礼统一起来，从而达至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一阶段，对于具体的礼的研究，朱子则将重心放在丧、祭礼上。这一方面是应对现实人生的具体需要，同时也是朱子形成以《仪礼》为本经的礼学思想的体现。
  2．礼者，理也早在北宋时期，张载、二程就曾提出“礼者，理也”的观点。朱子继承了先贤的思想，明确以天理释仁，指出：“礼，只是理，只是看合当恁地。”①也就是说，“礼”从它的产生本源上讲，就是“天理”，体现了一种现实不可改变更易的道理法则性。朱子说： 礼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会得时，繁文末节皆在其中。“礼仪三百， 威仪三千”，却只是这个道理。……一草一木，与他夏葛冬裘，渴饮饥食，君臣父子，礼乐器数，都是天理流行，活泼泼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来！见得透彻后，都是天理。② 在朱子看来，礼之为体虽严，但皆出于自然之理。“礼”实质上是天理的呈现，是天理之自然，同时也是人性与天理和谐统一的载体。世间的万事万物实质上都是天理流行的表现。领会到这一点，礼的各种繁文末节也就具备了充足的哲学依据，成为了天理在人事活动中流行与显现的工具或途径。
  问：“礼者，天理之节文；乐者，天理之和乐。仁者，人心之天理。
  人心若存得这天理，便与礼乐凑合得著。若无这天理，便与礼乐凑合不着。”曰： “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铿锵鼓舞，许多劳攘，当不得那礼乐。”① 在回答弟子的问题时，朱子强调了“仁”是“礼”之所以为“礼”的根本依据，与“礼”一道同为“天理”在不同层面的体现。因此，“天理”便成了“仁”与“礼”得以贯通为一体的理论基础。由此看来，礼的最高本质为“仁”，“仁”的哲学依据又是“天理”，至此，朱子关于礼的内涵的讨论最终又回归到了“理”的范畴，体现出了理学的基本特点。
  3．复礼工夫光说理而不复礼，朱子认为则少了一截工夫。虽论证了礼为天理之自然，但朱子的最终目的仍是希望儒者能够达到主动践履礼仪的境界。但是，如何能做到复礼呢？ 首先，朱子指出： 克己，则礼自复；闲邪，则诚自存。非克己外别有复礼，闲邪外别有存诚。② 所谓克己，实际上指的是天理战胜人欲的过程，克去非礼自然就能复礼。“克己”与“复礼”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先后顺序，而是同时进行的。“克己便是复礼，不是克己了，方待复礼，不是做两截工夫。”③其实这两项本属一项工夫，不可将它们分开来看。除了克己之外，朱子还指出了“复礼”的另一条工夫道路。
  礼是恭敬底物事，尔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许多般模样；乐是和乐底物事，尔心中自不和乐，外面强做和乐，也不得。心里不恁地，外面强做，终是有差失。纵饶做得不差失，也只表里不相应，也不是礼乐。① 由于礼文繁密丰富，在许多地方都需要儒者操存持守、笃行践履。但是，朱子指出，表面做到的“礼”不能算是真正的“礼”。要想真正复礼，更重要的是尽心知性，存心养性，达到与天理合而为一的境界。“所谓礼者，正以礼文而言，其所以为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若曰‘循理而天自然合理’，则又何规矩之可言哉？”②在达到尽心知性，与天理合一的境界后，根本就不需知道规矩为何物，却能做到真正的复礼。
  （二）《家礼》的规范朱子十分重视礼的实践性。以《家礼》为例，它规定了日常的家庭礼仪，主要是家庭生活诸方面，以及人生成长各时节所行的礼事，如饮食起居、男冠女笄、婚嫁丧葬、岁时祭祀等礼仪规范。它一改礼的僵化与生硬，在礼的程序和仪式上都可以根据情况不同而变通，于是礼的自主性、灵活性已是不言而喻，其适用性、可操作性当然也就大大增强。
  1．通礼所谓通礼，就是居家日常、通行之礼。分为祠堂、深衣制度和居家杂仪三章，其中的祠堂制度居于首位，为朱子所特别看重。祠堂是家人祖先魂魄的归依之处，是家庭地位和精神的根本所在。履行祠堂制度，一方面可以确立人生报本返始、慎终追远的孝敬之德，另一方面，又可以起到和谐家庭、凝聚宗族的实际作用。尊祖、敬宗、收族，这正是《家礼》的主要追求和目的，所以称此为首、为大。以前只有世家贵族才立有家庙制度，自从朱子制作并突出祠堂制度以来，祠堂建设、祠堂告祭，便成了整个社会每个家庭最为重大、神圣的事务。在一些宗族聚居的大村落，甚至形成宗祠、支祠林立的局面，并进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俗现象。至于深衣制度和居家杂仪，分别是关于日常衣着和日常行事的礼节，因为皆是不可一日而不修者，所以同列于通礼篇。
  《家礼》一书独创“通礼”一目，置于篇首，体现了朱子的养成教育思想。“祠掌”的“晨谒”，即是一种灌注了亲情的方向性的礼仪养成教育，而“祠堂”之后的“深衣”和“居家杂仪”则是一种细化的行为养成教育。其目的旨在养成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礼仪规范，从而把礼的教育贯穿于人们的举手投足和待人接物中。这种行为训练的养成，必定导致人们以“礼”为标准的是非判断的确立，进而养成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礼仪意识。
  2．冠礼冠礼是古代的成人礼，它是位居《通礼》之后的第二篇。包括“冠”“笄”两章，冠指的是男子结发（把头发绾起来）加上冠，笄就是女子结发加上笄。冠笄之礼一般分别由父母主持，如孟子说的“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①。一场完整的冠礼是比较复杂的，仅加冠就有始加、再加、三加等仪式，前后还要告于祠堂、致请宾客、拜见尊长，等等。由于“近世以来，人情轻薄”的缘故，至南宋时冠笄礼并不流行，以至一些学者纂集的家礼也不载冠礼之事。但朱子则认为“其礼不可以不重”，行之“所以责成人”②之道也。此乃人生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意味着少年男女已长大成人，开始享有家庭、社会中应有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诸如入祭、服役、结婚等。《文选》卷二十九记载苏武诗曰：“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③就是这种礼俗流传的写照。
  3．昏礼儒家对昏（婚）礼特别看重，并作了种种理论的阐述。《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人伦道德都是由男女通过婚姻结为夫妇而派生出来的，故而认为婚礼是“礼之本”④。朱子在自注中亦说：“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①赋予了婚姻一种神圣的意义。为此，古之婚礼便有了很多程序或仪节，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等，《家礼》则将其约简为议昏婚、纳采、纳币和亲迎四章，以从简便。议婚就是提亲，即通过媒氏往来，互通消息，是谓婚礼的开始。纳采就是订婚，通过一番采择，然后告于祠堂，正式确定关系。纳币相当于民间的送彩礼。盖婚嫁乃人生极为“敬慎重正”之事，不可以虚应，更不可以苟合，故需酬之一定礼物，至于数量多少，则“贫富随宜”②。亲迎就是新婿亲往女家迎接。这既是“阴阳往来之义”的要求，也是夫妇相互尊重的体现。如今，婚礼的形式已有很大变化，但从议婚到迎亲的基本程序依然存在。 4．丧礼儒家主张养生送死，系为人子应尽之孝道，同时也是家人亲情之表现，所以自古备受重视，其中的礼节也最为繁杂，有很多方面、细微的规定。《家礼》虽是应世约取，但仍为其中篇幅最大的部分，包括有初终、设奠、小殓、大殓、成服、吊丧、闻丧、奔丧、治葬、居丧等21章，详载了为亲人所行丧礼的全部过程和详细仪节，篇后还附有居丧杂仪和书仪等行事制度。此篇最能表现朱子制作《家礼》时的体贴至切、斟酌至宜之苦心。譬如：初终行复，北面三呼，既绝乃哭；择木治棺，仅取容身，勿令高大；三日入殓，务令充实，勿置珍玩；治丧以至公行之，不作佛事；居丧则三日不食，强则少食，无不体现朱子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兼顾人生情感和理智的生活态度。另外，朱子关于人之生死、吉凶、君父、宗法、仁义、孝慈、神道、化民等一系列思想在此也都有充分的揭示和体现。
  5．祭礼 《说文》释礼曰：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③说明了礼仪最初起源于古人对神灵的祭拜以获得佑助的活动。最早形成的礼就是祭礼，到了后来，礼的内容才日益丰富、多样。礼有五经（吉、凶、军、宾、嘉），莫重于祭（祭礼属于吉礼）。①除了本源的意义，盖因通过祭礼，一方面可以追继未尽不及之孝养，另一方面又可以培养返始报本之孝心。因此《祭统》篇又称“祭者，教之本也”②，意谓它是人生道德教育的根本。因为具有这样的深义，历来的礼学家都特别隆重祭礼，并不乏铺张、盛大的仪式。相对而言，《家礼》则简明得多，根据所祭的祖先以及时节的不同，共分“六祭”，即四时祭、初祖祭、先祖祭、祢祭、忌日祭和墓祭。以上六祭的名目虽然不同，却有着大致相同的礼仪，并且入祭时也不必要求尽合礼仪。正如朱子所强调的：“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筋力而行之，财力可及者，自当如仪。”③关键在于诚敬的心情和态度，而不在于财力的多少。这体现了朱子既深明礼教大义，又顺应世态民情的务实态度。
  朱子关于礼的具体规范的界定，与其礼学思想的基本性质及其实践哲学息息相通，并为纠正当时崇尚空谈高妙悬空之“理”，而缺乏贯通下学与上达的践履功夫的理学风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那个“礼崩乐坏”、释道盛行的时代里，朱子秉承儒家的精神传统，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礼学探索，推动了礼学理学化的进程，在理论上为礼的践履建构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他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践行理学的执着、推行礼学的热情及其重视礼的教化为后人印证了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的儒家精神。其礼学著作（尤其是《家礼》），正是朱子重视道德修养的内在涵养功夫，并着力于外在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的最好体现。朱子的礼学思想作为外在道德行为准则，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论语二·学而篇上》，第463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六《论语二十八·季氏篇》，第1175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五《论语十七·泰伯篇》，第911页。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一《论语二十三·颜渊篇上》，第1049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五《论语七·八佾篇》，第604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一《论语二十三·颜渊篇上》，第1042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一《论语二十三·颜渊篇上》，第1049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五《论语七·八佾篇》，第605页。② 〔宋〕朱熹：《论语或问》卷十二《颜渊》，《朱子全书》第6册，第801页。 ①〔唐〕李善：《文选注》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② 〔宋〕朱熹：《家礼》，《朱子全书》第7册，第889页。③ 〔唐〕李善：《文选注》卷二十九，第265页。④《礼记·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① 〔宋〕朱熹：《家礼》，《朱子全书》第7册，第889页。② 〔宋〕朱熹：《家礼》，《朱子全书》第7册，第897页。③〔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成都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①《礼记·祭统》，第266页。②《礼记·祭统》，第269页。③ 〔宋〕朱熹：《家礼》，《朱子全书》第7册，第9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