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提及何为“仁”，历代的儒家学者对此问题多有辨析，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论语》中记载了“问仁”七处，但孔子均答以为仁之术，或者对仁做出描述性的阐述——“刚、毅、木讷近仁”。虽然每次回答都不一样，但其对仁的讨论始终是围绕着人这个中心来展开。孟子发挥孔子“仁”的思想，为仁找到了存在的场所：“仁也者，人也”，并进一步推导出“四端”与“四德”之说，扩充了仁的内涵。汉儒论仁，或是仅仅停留在气化的层面，而忽略其与人的本质的联系，或是采取文字、训诂的方式，将仁外化为纯粹的知识。
  至北宋时期，对仁的讨论依旧是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当时学者言仁者众多，如张载：“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③又如程颐：“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④另外还有以物我一体为仁、以公为仁及以知觉为仁之说，等等。这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儒家仁的学说，但是，综观起来，前人主要还是从伦理学、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仁的思想，仁主要被看作是最高的德目、最高的伦理道德境界。朱子的仁说正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
  同时，朱子对仁的探讨也可以说是佛老之学在唐宋盛行的产物。当时的佛教思想所宣扬的解脱论和心性论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众多儒者的言说方式，也导致对仁的理解趋向于玄虚化与空无化，背离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朱子站出来明确反对那种谈玄说妙、“专务说仁，而于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的禅学风气，力图用正宗的道统来维护儒学仁论的独特精神。
  朱子对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其早期思想对仁的理解还有一些偏失，如用浑然与物同体来释仁，对仁只是做纯粹外在的解释，而缺乏必要的身心体认功夫等。在其师李侗的教导下，朱子对自身的理解进行了反思，意识到要从天理流行和心之发用来界定仁。这也成为朱子仁学思想的基调。在完成“中和新旧说”以后，朱子于乾道八年（1172）作《仁说》。后来，在经过与张南轩长达十余年的学术辩难后，朱子仁学思想的态度逐渐明确，思想也日益成熟，到1173年时其观点与张南轩已几乎一致。在与吕祖谦磋商后，他将《仁说》进行最后的修订，完成了仁学的本质化与系统化。因此，佐藤仁先生甚至认为：“朱子和张南轩关于仁性的论辩，给朱子思想中的仁提供了最后的一笔。此外，这些论辩使朱子扫除了从南轩那边而来的湖湘学派加诸他的早期影响。”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