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重训诂注疏，以传注解经，修正宋儒轻视注疏，凭己意解经，而缺乏依据的流弊，其目的是为了通经。而通经的目的是为了求理。其所谓理，指新儒学的天理。就朱子通经是为了求理而言，与文人之解经、禅者之解经区别开来。他说：“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①把苏轼等人的解经排除在儒者解经的范围之外，属文人解经；而张九成之解经，则流于禅学。在朱子看来，虽同为解经，但解经的目的有所不同，新儒学学者以天理解经与文人解经、禅者解经是格格不入、相互区别的。
  在训解、通经、得理三者关系上，朱子提出训解是为了通经，通经是为了得理，最终以得理为目的的治经学指导思想。他说：“经之有解，所以通经。经既通，自无事于解，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②强调治经的目的乃在于“借经以通乎理”，也就是为了得理而通经。得理必须以通经为前提，而通经则须以训解为前提。虽然训解是为了通经，但经通以后则可不必去训解；虽然通经是为了得理，但理得之后则可不必再理会经。可见朱子是把训解和通经作为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得理。虽然如此，但理的求得，必须建立在通经的基础上，通经以求理，不如此则理不得；而通经又须建立在训解经文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文传注的训诂疏释以解经。这即是朱子经学之训解、通经、求理三者的逻辑关系。显而易见，朱子最终以得理作为治经学的目的，这不仅与他所说的文人之解经、禅者之解经区别开来，而且与经学史上的汉学的治经宗旨有异。尽管在重视训诂考证及辨伪上，朱子与汉学家及清代考据学家有相通之处，但在治经学的目的上，却有着基本的区别。同时，就朱子重视训诂辨伪而言，又是对宋学重义理轻考据学风所产生流弊的修正，开明清考据学之先风，预示着经学发展的趋势。这充分体现了朱子在中国经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朱子作为一代经学大师，提出以“四书”学为基础，以义理解经；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重训诂辨伪等思想，不仅集宋学之大成，而且对汉学也有所吸取。其经学思想作为他整个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