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关于以传注解经，发明经义，朱子说：“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④ 强调先读经文，亦要记得对经文的注解，因为传注是对经文的训释，通过对文意、事物、名义等经文内容的训诂疏释，来发明经旨。可见传注是为了解经的，不如此则难以理解年代久远，文字古奥的经文本义。从以传注解经出发，朱子强调训诂与经文不相脱离，训诂注释是为了解经，反对把经、注脱离开来作两项功夫。他说：“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① 朱子在这里对汉儒的称许，不过是为了强调训诂对发明经文本旨的重要性，他认为汉儒重训诂，“可谓善说经”。同时朱子也指出，汉儒“只说训诂”，并不一定能够发明经义。朱子主张把训诂、经文合为一道看，二者“不相离异”，借助训诂注疏以通经文，如此识得经文之本旨，可谓意味深长。
  就重视训诂注疏而言，朱子与汉学学者有相通之处，这是朱子有别于其他大部分宋学学者的地方。在《学校贡举私议》一文里，朱子站在时代的高度，着眼于经学的发展，对汉学的得失优劣，以及宋学盛行后出现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 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此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则为病耳。然以此之故，当时风俗终是淳厚。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
  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 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题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经者既无家法，其穿凿之弊已不可胜言矣。① 朱子评价汉儒的长处是，为了考订名物制度、行事本末而形成各专门家，而考证有据。认为治经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加以推论，这是不可缺少的，即使以往的解说未必尽是，也可作为参考，探究其得失的缘故，然后可反求于心以纠正其谬误。然而汉儒的短处是，专守家法，各守师说，过于拘泥，以致不能精思明辨以求其义理，而产生弊病。朱子不仅对汉学的长短作了评价，而且批评了宋学学者在治经学上的弊端，指出当时宋代的学者既不读经典原文，也不读先儒的传注，而是妄以己意解经以致完全不合经意。虽然在经学发展史上，汉学流行日久而生弊，宋学学者起而纠弊，提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义理之学，但宋学学者矫枉过正，全凭己意解经，而缺乏依据，使得穿凿之弊不可胜言。朱子作为宋学的代表人物，以义理解经是他经学思想的主要倾向，但这并不排除他对汉学的吸取和对宋学流弊的批评，事实上，朱子对以传注解经也很重视。为了纠正宋学流行后出现的弊病，朱子提出吸取汉学的长处，甚至主张“皆以注疏为主”，强调“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这是对宋学学者妄以己意解经流弊的扬弃，而主张治经不得臆断，必须要有依据。朱子十分明确地提出应吸取汉学训诂注疏的治经方法，主张以传注解经，可以说朱子既是宋学的集大成者，亦是经学发展到宋代时，集汉、宋学之大成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说，朱子集宋学义理与汉学训诂两家学术之长，既克服汉学重训诂轻义理之流弊，又纠正宋学重义理轻训诂之流弊，对宋学学者如二苏蜀学论道而不守注疏提出批评。他说：“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②朱子的观点是以传注解经，在守注疏的基础上，然后便论道。由其“论道”，而与汉唐诸儒有别。但只论道，而不守注疏，也是朱子所反对的，朱子既反对二苏只论道而弃注疏的思想，也反对只守注疏，单纯疏释训诂的倾向，而是主张把训诂与经文结合起来，以传注解经，把经与注视为一个整体，在以经为本的前提下，经注结合，以经统注，以注释经。朱子并把这种以经为本，重视训诂，以传注解经的方法在实际中加以运用，以纠正学者割裂经注，只守注疏而不及经义，或只论道而不重注疏的两种偏向，从而发展了中国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