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重义理，还是重训诂，是宋学区别于汉学的一般特征。然而在宋学内部，却存在着强调义理而忽视训诂，与把义理放在首位以重训诂考证的不同倾向。朱子以义理为指导，重视训诂辨伪，其目的在于通经以求理，这种思想就是后一种倾向的代表。这既是对重视义理而义理缺乏依据的宋学流弊的修正，亦开明清考据辨伪学之先声。朱子是在宋学内部扬弃和发展宋学的代表人物。
  （一）以义理为指导，从事训诂辨伪站在宋学的立场，朱子批评了汉学学者只重训诂而不及义理的经学学风。他说：“圣人教人，只是个《论语》，汉魏诸儒只是训诂，《论语》须是玩味。”①指出须玩味《论语》中的义理。虽然朱子以玩味义理为主，但在义理的指导下，亦主张从事训诂，甚至字字亦不放过。他说： “某所集注《论语》，至于训诂皆子细者，盖要人字字与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闲看过了。”②表明朱子对经书义理的阐发与对其文字的训诂分不开。这是对只重训诂而不及义理的汉学的扬弃，同时也是对只重义理而轻训诂的宋学流弊的修正。与求经文本义相比，朱子认为，虽然对字画音韵的考证是“经中浅事”，但离开了考证训诂，则难以求得经之本义。他说：“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处不理会，却枉费了无限辞说牵补，而卒不得其本义，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学，凡经之说，无不如此。”③在这里，朱子的意思并不是说文字考证、音韵训诂无碍大局，而不予重视。其实他的意思是，看起来训诂考证是小事，所以一些先儒不曾留意，但正是由于对训诂考证不理会，才带来了本义不明的消极后果，以至甚为害事。表明朱子重视训诂考证，而批评先儒不留意于此。并指出，不仅考证训诂对易学研究非常重要，而且凡治经之学，对文字音韵的考证都是十分重要的。
  朱子不仅重视考证训诂，而且还以义理为标准，从事经书辨伪工作。他说：“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①指出古今时代不同，文字亦有异，要辨别古书的真伪，须通过考查其义理之所当否来识别，即以义理及其内在逻辑为依据来辨伪。由此出发，朱子对《尚书》详加考证，黜伪《孔传》《孔序》，疑《书序》。指出：“尝疑今《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气象，未必真安国所作，只与《孔丛子》同是一手伪书。”②并疑伪《古文尚书》，指出：“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况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③认为伪《古文尚书》是东晋晚出之书。这对后世影响很大，为阎若璩等分辨今古文，从而辨古文之伪，提供了依据和启发。这是朱子对经学辨伪的重要贡献。
  需要指出，朱子从事的考据辨伪虽与清代考据学家的训诂辨伪工作有相通之处，但亦存在着基本的区别。这就是朱子的训诂辨伪是与义理相结合，而清儒考据学家则是为考据而考据。是否讲义理，这是双方区别的原则界限，亦是朱子超出单纯讲考据训诂的汉学家的地方。
  （二）以传注解经关于以传注解经，发明经义，朱子说：“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④ 强调先读经文，亦要记得对经文的注解，因为传注是对经文的训释，通过对文意、事物、名义等经文内容的训诂疏释，来发明经旨。可见传注是为了解经的，不如此则难以理解年代久远，文字古奥的经文本义。从以传注解经出发，朱子强调训诂与经文不相脱离，训诂注释是为了解经，反对把经、注脱离开来作两项功夫。他说：“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① 朱子在这里对汉儒的称许，不过是为了强调训诂对发明经文本旨的重要性，他认为汉儒重训诂，“可谓善说经”。同时朱子也指出，汉儒“只说训诂”，并不一定能够发明经义。朱子主张把训诂、经文合为一道看，二者“不相离异”，借助训诂注疏以通经文，如此识得经文之本旨，可谓意味深长。
  就重视训诂注疏而言，朱子与汉学学者有相通之处，这是朱子有别于其他大部分宋学学者的地方。在《学校贡举私议》一文里，朱子站在时代的高度，着眼于经学的发展，对汉学的得失优劣，以及宋学盛行后出现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 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此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则为病耳。然以此之故，当时风俗终是淳厚。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
  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 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题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经者既无家法，其穿凿之弊已不可胜言矣。① 朱子评价汉儒的长处是，为了考订名物制度、行事本末而形成各专门家，而考证有据。认为治经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加以推论，这是不可缺少的，即使以往的解说未必尽是，也可作为参考，探究其得失的缘故，然后可反求于心以纠正其谬误。然而汉儒的短处是，专守家法，各守师说，过于拘泥，以致不能精思明辨以求其义理，而产生弊病。朱子不仅对汉学的长短作了评价，而且批评了宋学学者在治经学上的弊端，指出当时宋代的学者既不读经典原文，也不读先儒的传注，而是妄以己意解经以致完全不合经意。虽然在经学发展史上，汉学流行日久而生弊，宋学学者起而纠弊，提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义理之学，但宋学学者矫枉过正，全凭己意解经，而缺乏依据，使得穿凿之弊不可胜言。朱子作为宋学的代表人物，以义理解经是他经学思想的主要倾向，但这并不排除他对汉学的吸取和对宋学流弊的批评，事实上，朱子对以传注解经也很重视。为了纠正宋学流行后出现的弊病，朱子提出吸取汉学的长处，甚至主张“皆以注疏为主”，强调“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这是对宋学学者妄以己意解经流弊的扬弃，而主张治经不得臆断，必须要有依据。朱子十分明确地提出应吸取汉学训诂注疏的治经方法，主张以传注解经，可以说朱子既是宋学的集大成者，亦是经学发展到宋代时，集汉、宋学之大成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说，朱子集宋学义理与汉学训诂两家学术之长，既克服汉学重训诂轻义理之流弊，又纠正宋学重义理轻训诂之流弊，对宋学学者如二苏蜀学论道而不守注疏提出批评。他说：“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②朱子的观点是以传注解经，在守注疏的基础上，然后便论道。由其“论道”，而与汉唐诸儒有别。但只论道，而不守注疏，也是朱子所反对的，朱子既反对二苏只论道而弃注疏的思想，也反对只守注疏，单纯疏释训诂的倾向，而是主张把训诂与经文结合起来，以传注解经，把经与注视为一个整体，在以经为本的前提下，经注结合，以经统注，以注释经。朱子并把这种以经为本，重视训诂，以传注解经的方法在实际中加以运用，以纠正学者割裂经注，只守注疏而不及经义，或只论道而不重注疏的两种偏向，从而发展了中国经学。
  （三）通经以求理朱子重训诂注疏，以传注解经，修正宋儒轻视注疏，凭己意解经，而缺乏依据的流弊，其目的是为了通经。而通经的目的是为了求理。其所谓理，指新儒学的天理。就朱子通经是为了求理而言，与文人之解经、禅者之解经区别开来。他说：“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①把苏轼等人的解经排除在儒者解经的范围之外，属文人解经；而张九成之解经，则流于禅学。在朱子看来，虽同为解经，但解经的目的有所不同，新儒学学者以天理解经与文人解经、禅者解经是格格不入、相互区别的。
  在训解、通经、得理三者关系上，朱子提出训解是为了通经，通经是为了得理，最终以得理为目的的治经学指导思想。他说：“经之有解，所以通经。经既通，自无事于解，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②强调治经的目的乃在于“借经以通乎理”，也就是为了得理而通经。得理必须以通经为前提，而通经则须以训解为前提。虽然训解是为了通经，但经通以后则可不必去训解；虽然通经是为了得理，但理得之后则可不必再理会经。可见朱子是把训解和通经作为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得理。虽然如此，但理的求得，必须建立在通经的基础上，通经以求理，不如此则理不得；而通经又须建立在训解经文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文传注的训诂疏释以解经。这即是朱子经学之训解、通经、求理三者的逻辑关系。显而易见，朱子最终以得理作为治经学的目的，这不仅与他所说的文人之解经、禅者之解经区别开来，而且与经学史上的汉学的治经宗旨有异。尽管在重视训诂考证及辨伪上，朱子与汉学家及清代考据学家有相通之处，但在治经学的目的上，却有着基本的区别。同时，就朱子重视训诂辨伪而言，又是对宋学重义理轻考据学风所产生流弊的修正，开明清考据学之先风，预示着经学发展的趋势。这充分体现了朱子在中国经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朱子作为一代经学大师，提出以“四书”学为基础，以义理解经；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重训诂辨伪等思想，不仅集宋学之大成，而且对汉学也有所吸取。其经学思想作为他整个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领》，第434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91页。③〔宋〕朱熹：《朱熹集》卷五十《答杨元范》，《朱熹集》第五册，第2406页。 ①〔宋〕朱熹：《朱熹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朱熹集》第三册，第1682页。②〔宋〕朱熹：《朱熹集》卷七十一《记＜尚书＞三义》，《朱熹集》第六册，第3712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尚书一·纲领》，第1985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91页。 ①〔宋〕朱熹：《朱熹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朱熹集》第三册，第1329—1330页。 ① 〔宋〕朱熹：《朱熹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朱熹集》第六册，第3637—3639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本朝三·自国初至熙宁人物》，第3091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93—194页。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