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探求经文之本义是朱子一生治经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它是治经阐发义理的基础，朱子强调义理的阐发须是建立在探明经文本义的基础上，舍本义而发明义理，则为朱子所不道。尽管求本义不是朱子治经学的最高目标，其整个经学以求理为最高目标，这体现了理学家治经学的宗旨，但其求理最高目标的实现，却是以掌握经文之本义为前提，脱离了本义的义理，即使其本身的义理讲得不错，但却遭到朱子的批评，原因是与经文本义不相干。朱子的这种唯本义是求的思想，具有破除旧权威的思想解放精神，也是他与汉学及宋学流弊的区别所在。他说： 读书如《论》《孟》，是直说日用眼前事，文理无可疑。先儒说得虽浅，却别无穿凿坏了处。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③ 朱子客观地看到在解经者与圣贤立言本意之间，存在着先儒旧说，其圣贤本意见之于经文，则为本义。他指出，由于《诗》《易》等“六经”，已被先儒穿凿附会的解说所坏，故使后人不明圣贤作经之本旨，要求得圣贤作经之本意，即经书之本义，就须超越先儒旧说，一切以经文本义为准，而不以先儒对经书的解说为准。 朱子所要超越的先儒旧说，在《诗经》学方面，便是《诗序》的美刺说、“止乎礼义”说，甚至孔子的“思无邪”说。朱子指出：“《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①批评《诗序》的作者“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②指出篇篇都以美刺说《诗》，既不符合诗人作《诗》之本意，又把丰富多彩、抒发诗人情感的诗意简单化为美刺二字，脱离了诗人作《诗》“感物道情，吟咏情性”③之本旨，并具体指出了美刺失当之处。对于《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说，朱子亦提出批评：“《大序》亦有未尽，如‘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只是说正诗，变风何尝止乎礼义！”④指出“止乎礼义”只是对正诗的概括，而变风中的《桑中》篇等二十多首淫奔之诗却未曾“止乎礼义”。因为在朱子看来，《诗》中的淫奔之诗这部分，其本义就是违背道德规范的淫佚，故“止乎礼义”说与淫奔之诗的本义不符。与此相关，朱子对孔子的“思无邪”说提出异议：“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⑤其持论的根据是，由于在《诗》三百篇中，有部分淫奔之人自作的淫佚之诗，故不能说三百篇诗皆是“思无邪”。朱子以唯本义是求的精神，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先儒旧说提出批评，这体现了朱子经学的一大原则。
  不特如此，在易学方面，也反映了朱子超越先儒旧说，唯经文本义是求的精神。他对程颐未讲《易经》的卜筮本义而专去阐发义理的倾向提出批评，指出程氏《易传》“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⑥。批评程颐未依据《易》的占卜本义去说理，而主张超越义理学派对《周易》的解说，直求经文之卜筮本义，并指出：“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①从这里也可看出，在求经文本义问题上，朱子大致把其经学分为两个系统：以《中庸》《大学》《论语》《孟子》为内容的“四书”系统，其经文的本义即是以阐发义理为主，是为“言义理以晓人”而作，故“是直说日用眼前事，文理无可疑”；而以《易》《诗经》为代表的“六经”系统，其经文的本义则不是直接为阐发义理而作，比如就《易经》而言，其本义为占筮，而不是为义理而作，朱子指出，如果是为义理而作，那为什么不像《中庸》《大学》那样，直接言义理以晓人，为什么还要画八卦呢？可见《易经》的本义是占卜，而不是义理。再如《诗经》，其本义为“感物道情，吟咏情性”，而其中部分淫奔之诗的本义则为淫佚，故与义理也不相同，即使就《诗》之“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本义而言，也与圣人的义理本意隔有一重关系。故对义理的阐发，在《诗》《易》等“六经”系统那里，主要是推说义，而不是本义。所以朱子尝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②指出如果要阐发义理，可直接理会“四书”，而不须理会“六经”。故朱子以“四书”作为“六经”的基础，在此前提下来阐发经文之义理。
  由此可见，朱子超越先儒旧说，唯求经文之本义的思想不盲从一切旧权威，无论是汉学、宋学，乃至孔子的言论，只要与经文本义有所不合，朱子都提出异议，从而把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这既与不重义理的汉学划清了界限，又与讲义理而忽视经文本义的宋学流弊有别。在探求经文本义的前提下，朱子也客观地看到不同的经书有不同的本义，而主要分为以阐发义理为本义的“四书”和本义主要不在义理的“六经”。对本义不在义理或不直接在义理的经典，朱子注意把经文本义与推说义区别开来，不以推说之义理取代对经文本义的探求，这充分体现了朱子经学的实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