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如前所述，朱子对经学流弊的批评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汉学流弊的批评，二是对当时宋学弊端的批评。朱子首先批评了汉学只讲传注而不重经义的毛病。他说：“早来说底，学经书者多流为传注，学史者多流为功利，不则流入释老。”①把传统汉学流为传注之学与功利之学、释老之学并列，作为三弊而提出批评。他批评汉学“看注而忘经”，把注意力转向传注，其“注脚成文”，影响人们去探讨经义，而于经义无补。朱子指出：“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经。不然，即须各作一番理会，添却一项功夫。”②认为注脚成文带来的弊端是使人们只看注不看经，把体现圣人作经本意的经文置之不顾，如此使得本末倒置，经义难明，这是朱子所反对的。
  虽然朱子对注疏之学并不完全排斥，并对汉学的训诂解析的方法有所吸取，但却反对“学者但守注疏”，以传代经，脱离经文本义而繁琐释经的倾向。他说：“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今人不识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识得主人，毕竟不如经字也。”①朱子在这里把经与解经的传注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主仆关系，传注只不过起到通名的作用，通名的目的还在于认识主人。仍是以经为主，以传注为辅，这是对汉学流为传注之学，只见传注而不见经的弊端的批评。
  朱子不仅批评了汉学繁琐释经，注脚成文的传注之学的弊端，而且对只讲义理而所讲义理脱离经文本义的另一种重传不重经的宋学流弊加以针砭。他说：“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随经句分说，不离经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故其文虽可读，而经意殊远。程子《易传》亦成作文，说了又说。故今人观者更不看本经，只读传，亦非所以使人思也。”②朱子指出，传注及疏是为解说经文而作，故不应只重传注，发挥义理，而不及经义。他批评当时宋儒有些人在对经书的解说中，只作文详加辨说，虽其文可读，就文而言，道理也讲得不错，但却离经意相距甚远。朱子具体以程颐的《易传》为例，批评其“只说得一理”，“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③。指出《伊川易传》讲义理，而未涉及《易》的卜筮本义，并批评易学之义理学派援传于经，经传相混。指出其失误就在于以推说义解《易》，而不是从本义出发来推说义理。从而强调掌握本义是治经的基础，学者须先通经书之本旨，在此前提下，再来推说义理。如果只讲义理而脱离本义，那么，其所推说的义理，尽管道理极好，也不符合经文本旨。这是朱子对以己意解经，而不注重经典原义的宋学流弊的批评，体现了他即宋学而超宋学的经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