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治经，有较开阔的眼光，他既以宋学义理为主，又往往能超越汉、宋之樊篱。在批评只重传注疏释之学，不重经义的汉学流弊的同时，又针砭只讲义理而所讲义理脱离经文之本义的宋学弊端。从而在批评前代汉学及当时宋学所存在的两种治经偏向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的经学思想。这一思想贯穿在朱子经学的各个方面，成为朱子经学与汉学及宋学流弊相区别的显著标志和特征。
  （一）对经学流弊的批评如前所述，朱子对经学流弊的批评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汉学流弊的批评，二是对当时宋学弊端的批评。朱子首先批评了汉学只讲传注而不重经义的毛病。他说：“早来说底，学经书者多流为传注，学史者多流为功利，不则流入释老。”①把传统汉学流为传注之学与功利之学、释老之学并列，作为三弊而提出批评。他批评汉学“看注而忘经”，把注意力转向传注，其“注脚成文”，影响人们去探讨经义，而于经义无补。朱子指出：“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经。不然，即须各作一番理会，添却一项功夫。”②认为注脚成文带来的弊端是使人们只看注不看经，把体现圣人作经本意的经文置之不顾，如此使得本末倒置，经义难明，这是朱子所反对的。
  虽然朱子对注疏之学并不完全排斥，并对汉学的训诂解析的方法有所吸取，但却反对“学者但守注疏”，以传代经，脱离经文本义而繁琐释经的倾向。他说：“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今人不识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识得主人，毕竟不如经字也。”①朱子在这里把经与解经的传注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主仆关系，传注只不过起到通名的作用，通名的目的还在于认识主人。仍是以经为主，以传注为辅，这是对汉学流为传注之学，只见传注而不见经的弊端的批评。
  朱子不仅批评了汉学繁琐释经，注脚成文的传注之学的弊端，而且对只讲义理而所讲义理脱离经文本义的另一种重传不重经的宋学流弊加以针砭。他说：“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随经句分说，不离经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故其文虽可读，而经意殊远。程子《易传》亦成作文，说了又说。故今人观者更不看本经，只读传，亦非所以使人思也。”②朱子指出，传注及疏是为解说经文而作，故不应只重传注，发挥义理，而不及经义。他批评当时宋儒有些人在对经书的解说中，只作文详加辨说，虽其文可读，就文而言，道理也讲得不错，但却离经意相距甚远。朱子具体以程颐的《易传》为例，批评其“只说得一理”，“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③。指出《伊川易传》讲义理，而未涉及《易》的卜筮本义，并批评易学之义理学派援传于经，经传相混。指出其失误就在于以推说义解《易》，而不是从本义出发来推说义理。从而强调掌握本义是治经的基础，学者须先通经书之本旨，在此前提下，再来推说义理。如果只讲义理而脱离本义，那么，其所推说的义理，尽管道理极好，也不符合经文本旨。这是朱子对以己意解经，而不注重经典原义的宋学流弊的批评，体现了他即宋学而超宋学的经学特征。
  （二）经传相分超越传注，直求经文之本义是朱子经学的一大特色。这一思想的重要表现就是分别经传，不以传注之学和推说之理来取代对经文本义的探求。
  经传相分作为普遍的经学方法论原则，贯穿在朱子经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待《大学》，朱子把“四书”之首的《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的经传两个部分。认为《大学》开始的第一章为经的部分，共205字，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①，因讲的是三纲领八条目，阐发《大学》之道，故为经。而以下为传的部分，共十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②。因是对三纲领八条目的具体解释，故为传。以提出和解释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在逻辑，把《大学》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而重在探求《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之本义。
  对待《周易》，朱子把《周易》分为上下经与十翼的经传两个部分。在他的《周易本义》里，他把十翼从基本的经文中分离出来，列于上下经之后，体现了经传相分的原则。而程颐则仿效王弼的排列，把《彖》《象》《文言》《序卦》等传文参入卦中，“分经合传”，与它们所注解的卦加以对照，合为一体，这体现了义理学派经传合一的特点。朱子根据《周易》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又参正古《易》版本，提出经传相分的思想，这正是针对易学之义理学派以传释经，以传代经，废弃经文之卜筮本义的流弊而发，这在易学史和经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待《诗经》，朱子提出《毛传》“不与经连”的经传相分的思想。指出《汉书·艺文志》是把《诗经》与《毛诗诂训传》分开著录的，“毛为诂训，亦不与经连也。……然则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未审此《诗》，引经附传，是谁为之？”③为了区分经传，以经说经，朱子提出“风、雅之正则为经，风、雅之变则为传”④的经传相分的原则，即对现存的《毛诗》，根据风、雅的正变来区分经传。这为经传相分，以经解经，以《诗》说《诗》，而不以《序》说《诗》，提供了依据。
  对待《礼》书，朱子提出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的思想，认为《礼记》是为了说明《仪礼》的。他说：“《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乃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说附益于其间。”①强调于《礼》书中“分经分传”，批评王安石“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②。这是对宋学中王安石新学一派的批评，亦是其经传相分，不以传废经思想的表现。
  以上可见，朱子提出经传相分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克服只讲传注，不重经义，或只重阐发传文之义理，而脱离经文之本义的偏向。从而把经文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以作为经学的基础，强调以经为本，而不以传注为本，道理应从经文本义中得出，或通过以义理解经来探求，但反对以推说义解经，以就己说。这正是朱子唯本义是求解经原则的充分体现。
  （三）唯求经文之本义探求经文之本义是朱子一生治经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它是治经阐发义理的基础，朱子强调义理的阐发须是建立在探明经文本义的基础上，舍本义而发明义理，则为朱子所不道。尽管求本义不是朱子治经学的最高目标，其整个经学以求理为最高目标，这体现了理学家治经学的宗旨，但其求理最高目标的实现，却是以掌握经文之本义为前提，脱离了本义的义理，即使其本身的义理讲得不错，但却遭到朱子的批评，原因是与经文本义不相干。朱子的这种唯本义是求的思想，具有破除旧权威的思想解放精神，也是他与汉学及宋学流弊的区别所在。他说： 读书如《论》《孟》，是直说日用眼前事，文理无可疑。先儒说得虽浅，却别无穿凿坏了处。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③ 朱子客观地看到在解经者与圣贤立言本意之间，存在着先儒旧说，其圣贤本意见之于经文，则为本义。他指出，由于《诗》《易》等“六经”，已被先儒穿凿附会的解说所坏，故使后人不明圣贤作经之本旨，要求得圣贤作经之本意，即经书之本义，就须超越先儒旧说，一切以经文本义为准，而不以先儒对经书的解说为准。 朱子所要超越的先儒旧说，在《诗经》学方面，便是《诗序》的美刺说、“止乎礼义”说，甚至孔子的“思无邪”说。朱子指出：“《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①批评《诗序》的作者“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②指出篇篇都以美刺说《诗》，既不符合诗人作《诗》之本意，又把丰富多彩、抒发诗人情感的诗意简单化为美刺二字，脱离了诗人作《诗》“感物道情，吟咏情性”③之本旨，并具体指出了美刺失当之处。对于《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说，朱子亦提出批评：“《大序》亦有未尽，如‘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只是说正诗，变风何尝止乎礼义！”④指出“止乎礼义”只是对正诗的概括，而变风中的《桑中》篇等二十多首淫奔之诗却未曾“止乎礼义”。因为在朱子看来，《诗》中的淫奔之诗这部分，其本义就是违背道德规范的淫佚，故“止乎礼义”说与淫奔之诗的本义不符。与此相关，朱子对孔子的“思无邪”说提出异议：“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⑤其持论的根据是，由于在《诗》三百篇中，有部分淫奔之人自作的淫佚之诗，故不能说三百篇诗皆是“思无邪”。朱子以唯本义是求的精神，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先儒旧说提出批评，这体现了朱子经学的一大原则。
  不特如此，在易学方面，也反映了朱子超越先儒旧说，唯经文本义是求的精神。他对程颐未讲《易经》的卜筮本义而专去阐发义理的倾向提出批评，指出程氏《易传》“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⑥。批评程颐未依据《易》的占卜本义去说理，而主张超越义理学派对《周易》的解说，直求经文之卜筮本义，并指出：“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①从这里也可看出，在求经文本义问题上，朱子大致把其经学分为两个系统：以《中庸》《大学》《论语》《孟子》为内容的“四书”系统，其经文的本义即是以阐发义理为主，是为“言义理以晓人”而作，故“是直说日用眼前事，文理无可疑”；而以《易》《诗经》为代表的“六经”系统，其经文的本义则不是直接为阐发义理而作，比如就《易经》而言，其本义为占筮，而不是为义理而作，朱子指出，如果是为义理而作，那为什么不像《中庸》《大学》那样，直接言义理以晓人，为什么还要画八卦呢？可见《易经》的本义是占卜，而不是义理。再如《诗经》，其本义为“感物道情，吟咏情性”，而其中部分淫奔之诗的本义则为淫佚，故与义理也不相同，即使就《诗》之“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本义而言，也与圣人的义理本意隔有一重关系。故对义理的阐发，在《诗》《易》等“六经”系统那里，主要是推说义，而不是本义。所以朱子尝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②指出如果要阐发义理，可直接理会“四书”，而不须理会“六经”。故朱子以“四书”作为“六经”的基础，在此前提下来阐发经文之义理。
  由此可见，朱子超越先儒旧说，唯求经文之本义的思想不盲从一切旧权威，无论是汉学、宋学，乃至孔子的言论，只要与经文本义有所不合，朱子都提出异议，从而把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这既与不重义理的汉学划清了界限，又与讲义理而忽视经文本义的宋学流弊有别。在探求经文本义的前提下，朱子也客观地看到不同的经书有不同的本义，而主要分为以阐发义理为本义的“四书”和本义主要不在义理的“六经”。对本义不在义理或不直接在义理的经典，朱子注意把经文本义与推说义区别开来，不以推说之义理取代对经文本义的探求，这充分体现了朱子经学的实学精神。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四《朱子十一·训门人》，第2765页。②〔宋〕朱熹：《朱熹集》卷七十四《记解经》，《朱熹集》第七册，第3886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93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93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三·纲领下》，第1651页。 ①〔宋〕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②〔宋〕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解诗》，第2089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解诗》，第2093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修礼书》，第2186页。② 〔宋〕朱熹：《朱熹集》卷十四《乞修三礼札子》，《朱熹集》第二册，第570页。③〔宋〕朱熹：《朱熹集》卷四十八《答吕子约》，《朱熹集》第四册，第2317—2318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纲领》，第2077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纲领》，第2076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纲领》，第2076页。 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纲领》，第2072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纲领》，第2065页。 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三·纲领下》，第1651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易二·纲领上之下》，第1622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