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朱子经学思想体系里，当经文本义在阐发义理时，朱子求经文本义与其以义理解经具有统一性；当经文本义不在直接阐发义理时，朱子求经文本义与其以义理解经具有二重性。前者表现为治“四书”，后者表现为治“六经”。因其具有一定的二重性，朱子又强调在区分本义与推说义的前提下，把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结合起来。这与其经传相分又相合的思想相关联，体现了朱子经学与理学的结合，亦是为阐发义理作论证。
  朱子经学虽以“四书”为“六经”之基础，但朱子在“四书”学这个基础上，仍对“六经”作了大量的研究论述，在不少方面对诸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朱子既注意探求经文之本义，又重在以义理解经；既不仅仅停留在探求本义的阶段，又不以推说之义理取代经文之本义，而是把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结合起来。从而避免了对经文的穿凿附会，使其所阐发之义理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这体现了朱子经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治“六经”上，朱子既不是单纯求本义，亦不是单纯讲义理，而是注意把二者结合起来，以本义推说义理，以义理解说经文。在治《周易》方面，朱子首先指出《易经》的本义为占卜，批评易学之义理学派只重义理的发挥，轻视以至不讲《易》的占卜本义的偏向，主张经传相分；同时又提出在分别经传，明确《易》之本义为卜筮的前提下，把经传结合起来，以义理解经，在卜筮本义的基础上，通过象数阐发义理。他说：“《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圣人恐人一向只把做占筮看，便以义理说出来。”①朱子大致把易学的发展分为以卜筮为教和以义理为教两个阶段，前者以《易经》的产生和形成为主，包括伏羲之图、象，文王、周公之辞等；后者以《易传》的产生和发展为主，包括孔子赞《易》，作十翼，教之以义理，以及伊川《易传》以义理说《易》等。朱子又主张把卜筮和义理两个阶段统一起来，把象数学与义理学相结合，统一于一以贯之之《易》道。具体表现在朱子以义理解《易》，主张在掌握本义的前提下以传释经，推说义理，以义理沟通经传，通过占卜之辞，即象以求理。他说：“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今欲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后推之于事。”①理的获得，须建立在《易》之图、象、数、卜筮的基础上，如朱子依据《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以及周敦颐、邵雍之图书象数学，阐发其作为易学纲领的太极说，“此乃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②。又在其太极说的基础上，阐发其哲学、理学思想。可见朱子的哲学、理学离不开其易学等经学思想，而朱子的易学又是其本义说与义理说相结合的统一体和产物。
  在治《诗经》学方面，亦体现了朱子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相结合的经学特色。一方面，朱子突出一个“情”字，指出诗人作《诗》，其本意自在“感物道情，吟咏情性”之间，另在《诗》三百篇中，有部分淫奔之诗，其本义为淫佚之情；另一方面，朱子又以义理解《诗》，主张于讽诵中见义理，并以道德理性谴责淫乱之情，表现出其《诗》学与理学的结合。朱子在探明《诗》文之本义的前提下以义理解《诗》，主要表现在重视《诗》之“二南”、以义理批判淫奔之诗和以天理论注解《诗》之雅、颂上。
  朱子以《周南》《召南》作为其整个《诗经》学的根本，认为一部《诗经》唯有在“二南”之中最能反映文王之治美好的风俗，而风俗之盛则是理义的表现。他从“二南”之诗的实际描写出发，加以义理化归纳和解说，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强调得其性情之正，以为诗学之本。虽然包括“二南”在内的整个《诗经》充满了自然的情爱描写，朱子也客观地承认《诗》“发乎情”，但朱子对一部“发乎情”的《诗经》，从“二南”入手，建立起以义理解《诗》的体系，来作为解整部《诗》的典范和指导思想。凡符合义理的，朱子便加以肯定和赞美，以为后世之法；凡不合义理的，则加以贬斥，直视为淫奔之诗，以为后世之戒。在朱子看来，“二南”之诗虽有关于情性的自然描写，但由于“二南”被文王之化，其后妃、夫人、女子等虽发乎情，却能够守之以礼义，故能得性情之正，而与放纵情感不同。故朱子要求“学者姑即其词而玩其理，以养心焉，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①。强调以义理解《诗》，颐养性情，以为诗学之本。
  关于以义理批判淫奔之诗，朱子于变风的郑卫之诗中，找出二十多篇淫奔之诗，批评其不合于义理的男女之情。如他注《风雨》篇云：“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②指出《静女》篇为“淫奔期会之诗”③，《遵大路》篇是讲“淫妇为人所弃”④。而在《桑中》篇的注解里，朱子批判了“卫俗淫乱，世族在位，相窃妻妾”⑤的诗文描写。朱子在解《诗》中，以理学之义理为标准，对男女之情持严谨态度，既适当地肯定合乎礼义的男女之情，更对不合礼义的男女自然之情爱及贵族“相窃妻妾”的淫乱行为提出批判，这是朱子以义理解《诗》的表现。
  在治《礼》书方面，朱子以《仪礼》为经，为本，为事；以《礼记》为传，为末，为理，认为理是后起的。既强调《仪礼》与《礼记》的经传、本末、事理之分，又重视二者的结合，把理安著在《仪礼》所载之事中，即理的阐发须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天理通过具体的礼仪之事表现出来。从而把经学与理学相结合。朱子指出：“《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乃其义说耳。”⑥作为本经的《仪礼》讲的是“仪法度数”，即具体的礼仪之事，这即是《仪礼》的本义；而作为传文的《礼记》则是言理之书，通过对礼仪之事的解说，以发明义理。这与其《周易》经传的区分类似。他说：“《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许多理皆无安顿处。”①朱子继承二程，将《大学》《中庸》两篇说理之书从《礼记》中提取出来，列入“四书”，予以高度重视。但他又认为，包括《大学》《中庸》在内的《礼记》所发明的理，不得脱离《仪礼》所载洒扫应对进退饮食居处的具体仪节之事而孤立存在，否则《礼记》所发明的理便无安顿处。也就是说，理体现在具体的仪节事物中，凡行事合乎礼，这即是理。从而把理与事、义理与本义结合起来。
  如上所论，朱子在治《易》《诗》《礼》诸经方面，把探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结合起来，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之上。既重视原典，以符合圣人作经之本意；又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义理解说之。在注经的形式下，把继承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为发明义理作论证。这不仅体现了朱子经学的一个特点，亦是中国经学发展的一种形式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