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作为宋学及理学的集大成者，站在理学的立场，革新并发展经学，以“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及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作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这集中体现了朱子所持的宋学立场与汉学之间的基本差异，这正是经学史上的宋学与汉学、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相分的表现。
  朱子宣扬和提倡的“四书”之学，是对二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程颢、程颐为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重视并推重“四书”，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治“四书”为主、为先，从中发明义理，“四书”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从而奠定了“四书”学在经学史上的地位。然二程虽有“四书”学的思想内容，但在形式上却未提出“四书”二字，也未有专门论述“四书”的著作，其关于“四书”学的言论大多散见于《遗书》《外书》等语录里，未成系统，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但二程的“四书”学却启发了朱子，朱子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提出了系统的“四书”学，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强调“四书”的本义在于阐发义理，其重要性甚于本义不在阐发义理的“六经”。不仅在先后、难易上以“四书”为先，“四书”治，然后及于“六经”，而且在直接领会圣人本意、发明义理上，也以“四书”为主，而把“六经”放在次要位置，从而使“四书”成为包括“六经”在内的整个经学的基础，在“四书”的基础上建构经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新经学思想体系，表现出与重训诂轻义理的汉学不同的学术旨趣，从而发展了传统经学。
  朱子认为，“四书”的本义讲的是义理，而“六经”与义理只有间接的联系，故要求学者从“四书”中求得义理，而把治“六经”放在后面。他说：“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①强调于“四书”中探求其本有的道理，然后再去读“六经”。朱子所以把“四书”放在先于、重于“六经”的位置，不仅在于“六经”的难度大于“四书”，治经学应遵循人类认识发展先易后难的循序渐进的原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六经”的本义不在于直接阐发义理，如《易经》的本义是占筮；《诗经》的本义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亦有部分淫奔之诗；“《尚书》收拾于残阙之余，却必要句句义理相通，必至穿凿”②；“《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③；作为礼经的《仪礼》不过讲的是“仪法度数”。虽然“六经”与义理有间接的联系，可以用义理去解释它，但其本身并不是直接讲义理，所以朱子将其与《论语》《孟子》等直接阐述圣人之义理的经书相比，认为“《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④，直把《易》《诗》比作“鸡肋”，费力多，得效少。指出“《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⑤“《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⑥。认为“四书”比起“六经”来，更能够直接发明义理，其重要性和实际效果超过“六经”，故“四书”重于“六经”。
  由此，朱子十分重视对“四书”义理的阐发，以毕生的精力注解“四书”，从中发明儒家圣人之道，并要求学者认真领会其对“四书”注解的文字内容。强调：“《集注》且须熟读，记得。”①并称：“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②可见他对自己所作《四书章句集注》的重视态度，这是他对“六经”的解说无法相比的。
  从对“四书”的重视出发，朱子提出先“四书”后“六经”，掌握了“四书”的要旨，然后读“六经”的治经原则。指出：“‘四子’，‘六经’之阶梯。”③以“四书”为“六经”之基础，只有经历了治“四书”这个阶段，从中掌握了义理后，才能以义理为指导，去治难度较大，其本义不在直接讲义理的“六经”。对此，朱子取二程之意而阐发之：“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④二程重“四书”的思想为朱子所继承，这是经学发展史上的大事。程朱均逐步以“四书”取代“六经”而作为经学的主体，使占汉唐经学主导地位的“六经”训诂之学让位于宋代“四书”义理之学。尤其是朱子，又对二程之“四书”学加以发展，强调“四书”的本义就是阐发义理，而与“六经”有别。因此，要探求义理，首先必须从，而且主要应从“四书”中去寻求，只有通过治“四书”，掌握了圣人之道即义理后，然后才去治“六经”，进一步发明义理。这种以“四书”为主、为先，以之作为“六经”基础的治经原则，彻底改变了前代经学唯“六经”是尊的格局，从而使以“四书”为经书依据而阐发道理的义理之学取代了以“六经”为注疏对象而从事考索的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发展的主体。尽管这个过程从北宋庆历年间已逐步开始，但到了朱子经学这个阶段，把“四书”结集的经典形式与通过“四书”所阐发的义理内容相结合，才最终完成了由“六经”训诂之学向“四书”义理之学的转变的过程。其标志就是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这使得中国经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和革新，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