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集四十年之功，注解“四书”，提出了系统的“四书”学，强调“四书”的本义在于阐发义理，其重要性甚于本义主要不在阐发义理的“六经”，要求学者从“四书”中求得义理，而把治“六经”放在后面。朱子强调于“四书”中发明其本有的道理，然后再去读“六经”。朱子之所以把“四书”放在重于、先于“六经”的位置，不仅因为“六经”的难度大于“四书”，治经学应遵循认识发展先易后难的循序渐进的原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六经”的本义主要不在于直接阐发义理。如《易经》的本义是占筮；《诗经》的本义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亦有部分淫奔之诗的内容；《尚书》收拾于残阙之余，并非句句与义理相通；《春秋》只是记载当时之事的史书；作为礼经的《仪礼》不过是讲仪法度数之事。虽然“六经”与义理有间接的联系，可以用义理去解释它，但因其本身并不是直接讲义理，所以朱子将其与《论语》《孟子》等直接阐述圣人之义理的经书相比，认为“《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①，《春秋》阐发义理不是那么直截了当，治《春秋》等的收效也不如《语》《孟》大。尽管朱子对“六经”的重视程度不及“四书”，但他并不是只讲“四书”，不讲“六经”。朱子对“六经”仍很重视，将其纳入自己整个经学体系之中，并作了充分的研究。
  （一）“四书”学 “四书”学是朱子经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朱子集宋学之大成，除对“六经”等诸经详加考释，探求本义，阐发义理外，主要的便是著《四书章句集注》。朱子一生对此用力最勤，下功夫最多，集四十年之功，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首创“四书”之名，首次将“四书”结集，并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刻；按照“入道之序”的逻辑顺序和内在结构排列《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四书”次第，目的是为了发明圣人之道。朱子以“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及“六经”训诂之学作为整个经学的主体和基础，强调“四书”重于“六经”；以“四书”发明道统，为建构和完善道统思想体系作论证；以“四书”阐发义理，其中包含了天理论、心性论、认识论等丰富的哲理，将以往的“四书”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集“四书”学之大成，革新并改变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方向，对中国近古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朱子在追求义理和新儒学天理的前提下，亦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这是对二程等过分强调义理而轻视训诂治经思想的扬弃，亦是对汉魏诸儒“只是训诂”而不及义理治经路数的辩证的发展。既体现了当时以阐发义理为主的宋代经学的时代精神，又对宋学流弊有所修正，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具有某种在新的高度融合汉、宋学的倾向。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4页。
  （二）易学易学是朱子经学的重要内容，在朱子的整个经学思想体系里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在治经学的宗旨上，朱子最重“四书”，但他对《周易》仍很重视，一生探讨著述不已，主张直求《周易》之经文本义，并通过对象数辞占的探求，推说其义理以明之，体现了朱子以义理思想为指导治易学的宗旨。
  朱子以义理思想为指导，重本义，重象数，将义理、卜筮、象数、图书相结合，把宋易之义理派与象数派包括图书学统一起来的易学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易学史上先前思想资料的吸取、借鉴、继承、扬弃和发展，亦是对宋代易学的总结和发展，而集其大成。在这个过程中，程颐的义理易学和邵雍的象数易学等均对朱子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子提出《易》之本义为占卜的思想，由此批评了易学之义理派只重义理的发挥，轻视以至不讲《易》的占卜本义的治《易》方法，并针对义理学派以传释经，以传代经，忽视、废弃经文之本义的弊端，把《周易》分为上下经及十翼的经传两个部分，这从他所著《周易本义》对经传的分类排列上可见。又以图解《易》，认为伏羲之图为圣人作《易》之本、以图阐发太极阴阳之理。朱子以象数、卜筮求易理，认为理、象、数、辞，未尝相离，统一义理与象数两派。
  （三）《尚书》学在治《尚书》上，朱子既以对古文的考辨疑黜，影响后世的《尚书》辨伪甚大；又通过阐发《大禹谟》“十六字传心诀”，对理学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这两个突出的方面又共存于朱子的《尚书》学思想体系里，既体现了朱子经学重考证，以探求经文之本义的特点，又表现出朱子经学断之以义理的时代特征。其经学与理学相结合，治经为理论创建作论证，显然不同于为考据而考据的清代汉学家。虽遭到后来学者的某些批评，然亦不可完全否定其《尚书》学存在的历史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
  朱子的《尚书》学对中国经学和宋明理学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尚书》流传和演变的情况比其他儒家经典更为复杂，不仅有今古文之分，而且存在着伪《古文尚书》及伪《孔传》、伪《孔序》等问题，所以朱子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过程中，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前人成说，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有价值的考辨意见；另一方面，朱子治《尚书》，不仅以经说经，探求经文之本义，而且以义理说《尚书》，直把求二帝三王之心作为治《尚书》的首要之义。由此他推重《古文尚书·大禹谟》，从中发挥尧舜禹一脉相传的“十六字心传”说，为建构其理学道统论作论证，对伪古文既疑且用。以上两方面即是朱子《尚书》学的基本内容。
  （四）《诗经》学朱子《诗经》学思想的提出，大致经历了早期的主《毛诗序》而作《诗集解》的阶段，后期的废弃《诗序》而作《诗集传》《诗序辨说》的阶段，中间有一个介于二者之间，既存《小序》，又间为辨破的过渡阶段，到最后趋于定型。虽在训诂等方面朱子对《毛传》《郑笺》有所借用，间有三家诗义，并对《小序》之说有所采用，然而在其《诗经》学指导思想上，则提出废弃《诗序》，以《诗》说《诗》的思想，反对以《序》说《诗》；主张超越旧说，唯求本义，不仅对《诗序》的美刺说、“止乎礼义”说等提出批评，指出《诗》有部分淫奔之诗的内容，而且对“思无邪”的诗教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目的在直求《诗》文之本义。朱子从文学立场出发，重视《诗》的讽诵之功，强调“吟咏情性”，理会《诗》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朱子又以义理解《诗》，重视“二南”，主张通过讽诵见义理，认为用叶韵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讽诵，而讽诵熟则义理易见，从而把涵咏诗文求其本义与阐发义理相结合，在注意发挥《诗经》之教化功能的同时，也客观地诠释《诗经》之文学义，一定程度地把文学与理学结合起来。朱子《诗经》学的提出和确立，不仅集宋代《诗》学研究之大成，而且在中国《诗经》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亦在他本人的经学体系里占有重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亦反映了他的整个经学思想特点。
  （五）《礼》学所谓《礼》学，指以“三礼”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三礼”指《仪礼》《周礼》《礼记》三部儒家礼书。朱子对《礼》学比较重视，《礼》学成为朱子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年作《祭仪》和《家礼》等，后酝酿修“三礼”书，晚年撰《仪礼经传通解》，书未成而卒，由黄榦、杨复等弟子续撰成。朱子的《礼》学贯穿着经传相分的原则，以《仪礼》为经，为本，为事；以《礼记》为传，为末，为理；而以《周礼》为纲领。既强调《仪礼》与《礼记》的经传、本末、事理之分；又重视二者的结合，将理安着在《仪礼》所载之事中，天理通过具体的礼仪事宜表现出来，从而把经学与理学结合起来。在因与时的关系上，朱子既强调因三纲五常礼之大体，礼有器变而道不变的一面；又提出“礼，时为大”的思想，主张不必尽复古礼，应随时变通，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表现出朱子《礼》学与时俱进的一面。其损益前代之礼的重要目的又在于因以扶持三纲五常，这体现了朱子以《周礼》为礼之纲领的思想。
  （六）《春秋》学对待《春秋》，朱子主要把它当作史书来看待，然而春秋大义即存在于这部史书中。朱子既明《春秋》大义，又指出并非一字一辞皆有褒贬之意，反对对《春秋》的穿凿附会。朱子并从其以义理解经的经学思想出发，以义理解《春秋》，坚持以义理为标准，评判《春秋》经传，批评《左传》以成败论是非及其趋利避害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义理不符；朱子并以义理为标准，评判了以往的《春秋》学。这些方面是朱子经学之《春秋》学的基本思想。朱子的《春秋》学把经与史、经学与理学结合起来，这体现了其《春秋》学思想的时代特色。
  （七）《孝经》学北宋时，司马光在秘阁找到一种古文本《孝经》，认为“其文则非，其语则是”，将其抄出并为之作《古文孝经指解》。其后范祖禹又为之作《古文孝经说》。这使得《古文孝经》再显于世。至南宋朱子依据《古文孝经》作《孝经刊误》一卷，《朱子语类》中记录了朱子有关《孝经》的言论。在这些著述里，朱子认为《孝经》多出于后人附会，由此对《孝经》展开疑辨，指出“《孝经》，疑非圣人之言”，怀疑《孝经》非孔子所作，认为《孝经》大部为后人缀缉而成。并从以义理解经出发，对《孝经》作出新的诠释，乃分《孝经》为经传两个部分，又在保留《孝经》经文原貌的基础上，阐明自己对《孝经》的删减、修改意见，重新排列传文之次序，谓之刊误。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朱子经学的特点。
  通过以上对组成朱子经学之各个部分的略述，从中进一步分析提炼，可概括出了朱子经学的一些基本特征。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