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时期由前期向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据经济史学家研究，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①文化思想是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必然南移，并改变和提高其形态。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儒、释、道三教。西汉时定儒家为一尊。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当时又产生道教。到了隋唐，佛教中国化，道教在与佛教论争中成为强大的宗教派别。北宋以前，儒、释、道在北方都很盛行，北方是中国文化的重心。到了北宋末年，随着北方金人势力的发展壮大，以致金灭北宋，中国文化岌岌可危。因为代替北宋的金朝当时文化落后，承担不了推动中原文化继续发展的重任。此时中国文化唯一的出路是重心由北方往南方转移。南宋的首都是临安，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遂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中国文化的诸形态儒、释、道也必然由北方向南方这个地区转移。北宋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① 道教自唐初至北宋，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跟佛教的论争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先后形成太一道、全真道等派别，因为这些教派都在北方，故称北方教派。因此，中国道教文化的重心在北方。基于上面讲到的原因，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前期，中国道教文化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重心。武夷山是道教名山，早在五代十国之前蜀乾德年间（约923），著名道士杜光庭撰写道书《洞天福地记》，创华夏道教“三十六洞天”的思想体系，列武夷山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洞天。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真宗敕令道士张君房编辑《大宋天宫宝藏》4556卷，武夷山之十六洞天名为“升真元化洞天”。因十六洞天呵护着十五洞天湖南玉笥山，武夷山有“玉笥屏”，以及“武夷洞天”“升真元化之洞”等摩崖石刻多处。武夷山道教的主要神祇武夷君始于西汉，《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等史书中都有记载，宋代诗人陆游就谓“少读封禅书，始知武夷君”②。汉至清历朝皇帝多遣使设坛祭祀武夷君。唐玄宗敕封道教神祈，武夷君是其一，现遗存有其御赐“名山大川”刻于一曲水光石上，并颁令全山禁止樵采木石。两宋大都遣使至武夷山投送金龙玉简，祈求护国佑民。庞大的武夷宫（冲佑观）历代皇帝任命主管者多达82位，其中有刘子翚、朱子、吕祖谦、张栻、辛弃疾、陆游、叶适、魏了翁、黄榦等当时知名的学者。武夷山作为道教圣地，当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之际，到南宋自然成为了道教文化的重心。大约比朱子稍后的闽籍道士白玉蟾，自号海琼子，师事道士薛道光，之后往来于罗浮、霍童、龙虎、天台、金华等道教名山，最后驻足武夷山，著道书《上清集》《武夷集》《玉隆集》《海琼白真人语录》《海琼玉蟾先生集》等。他以武夷山为基地，广泛传教。白玉蟾上承张百端的紫阳教派、钟离权吕洞宾的金丹教派，把北方道教神仙系统和原武夷山的道教神祇武夷君、皇太姥结合起来，成为道教南宗五祖，集道教南宗思想于一身，成为道教的集大成者。陈致虚说：“海蟾受学于纯阳而得紫阳，以传杏林、紫贤、泥丸、海琼，接踵者多。”①这里，海蟾即刘操，纯阳即吕洞宾，紫阳即张百端，杏林即石泰，紫贤即薛道光，泥丸即陈楠，海琼即白玉蟾。其排承顺序为：吕洞宾——刘操——张百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由此可见，以白玉蟾为代表的武夷山一带南方新道派是北宋道教文化的综合。据记载，武夷山有冲佑、升真、会真、天游、天壶、清微洞真、桃源、灵峰等道观，以及云龙、清真元元、苍屏、碧霄、石鼓、犹龙等道院，道教活动场所数十处，可见其盛。毫无疑问，南宋前期，武夷山一带是宋代道教文化的重心。
  朱子在武夷山喜欢读道书，与道士交往。其有诗曰： 秋声入庭户，残暑不敢骄，起趁汗漫期，两袂天风飘。眷焉此家山，名号列九霄。相与一来集，旷然心朗寥。栖息共云屋，追寻唤渔 〓。一水屡萦回，千峰郁岧峣。苍然大隐屏，林端耸孤标。下有云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英琼瑶。茅茨几时见？自此遗纷嚣。② 从上引可以窥见，朱子与武夷山道士关系之密切。宋人白玉蟾说： 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泰山颓，哲人萎矣。两楹之梦既往，一唯之妙不传。竹简生尘，杏坛已草。嗟！文公七十一祀，玉洁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鸣鹤唳。管弦之声犹在耳，藻火之荐赖何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惚有像，未丧斯文。惟正心诚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说尔。③ 当时，道教的代表人物白玉蟾如此崇仰儒家的代表人物朱子，很可以说明当时儒、道两教的密切关系。朱子曾主管过武夷山道教名观冲佑观，与观之提点、名道士高文举为知己，为其所著《武夷山图集》撰写序文，经常住在观内之观妙堂内。而且朱子晚年化名为“崆峒道士邹?”，撰写《周易参同契考异》等。
  道包括道家和道教。朱子论道，讲到其思想理论时，多指道家。朱子排斥道家、道教甚烈，而取其合理者亦不少。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到唐宋中国化，成为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之一。隋唐中国化的佛教主要是禅宗南宗，其创始人慧能活动于粤、鄂，而后繁盛时的“五宗七家”则转移到闽、浙、赣、湘一带。“五宗七家”直接和间接的创始人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闽籍僧人，还有闽籍僧人百丈怀海把印度佛教戒律中国化，创始适合于中国佛教特点的《百丈清规》。例如，唐代，莆田人曹山本寂与其师洞山良价共创曹洞宗；霞浦人沩山灵祐与其徒仰山慧寂共创沩仰宗；建瓯人大珠慧海，是慧能南岳怀让系名僧马祖道一的高徒，三传而有沩仰宗、临济宗。这时，禅宗五宗有三宗与福建有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到了南宋，禅宗五宗多为临济、曹洞两宗子孙。而临济宗下的杨岐方会派的大慧宗杲是后来临济宗的主要代表者之一。大慧宗杲于南宋初年游闽，后移锡浙江径山，创径山派，此地域属武夷山地区。朱子在给大慧宗杲弟子道谦的书中说： 向蒙妙喜开示，应是从前记持文字。心识计较，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语，时时提撕。愿受一语，警所不逮。① 妙喜即宗杲。对于宗杲的开示，朱子又说： 杲老说“不可说，不可思”之类。他说到那险处时，又却不说破， 却又将那虚处说起来。如某说克己，便是说外障；如他说，是说里障。
  他所以嫌某时，只缘是某捉着他紧处。别人不晓禅，便被他谩。某却晓得禅，所以被某看破了。② 夫读书不求文义，玩索都无意见，此正近年释氏所谓看话头者。世俗书有所谓《大慧语录》者，其说甚详。试取一观，则其来历见矣！③ 可见，朱子曾细读《大慧语录》。此外，朱子在其著述中也反复提到宗杲。有人认为，朱子之理义与仁义合一之说，乃受宗杲之启发。宗杲的弟子道谦传法于建宁府开善寺，与朱子往来至为密切。道谦卒，朱子作祭文曰： 师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岭之间，但有瞻仰。丙寅（即1146年 ——编者注）之秋，师来拱辰。乃获从容，笑语日亲。……未及一年， 师以谤去。我以行役，不得安往。往还之间，见师者三。见必款留，朝夕咨参。① 从朱子与道谦的密切关系可以推知，两人的思想是相互影响的。综观朱子的著述，所记其交往的僧徒还有瑞泉、胡僧、仰上人、志南上人、宗慧、宗归、端友、惟可、圆悟（肯庵）等。朱子和他们一起吟诗、赏帖、论学等。朱子曾谓：“多谢空门侣，能同物处情。肯来分半壑，聊尔度平生。”② 此外，朱子还读佛经，查朱子著作所举者有：《四十二章经》《大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圆觉经》《金刚经》《金光明经》《心经》《维摩经》《肇论》《华严大旨》《华严合论》《景德传灯录》等十四种，并有概述之“佛经”“佛书”“佛经疏”“藏经”“释氏教典”“禅家语录”等。种数之多，足以涵括华严、天台、净土、三论、唯识、禅宗诸派。
  基于上述，到了隋唐时期，释、道至为盛行，当时第一流的人物大都出入释、道，正如朱子所说：“某尝叹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释氏引将去，甚害事！”③此时释、道有压倒中国主体文化意识儒家之势。首先看出这个问题的是唐朝韩愈。他激烈排佛，提出恢复秦汉以来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接着是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提出新儒学（理学），基本上把儒家的道统恢复起来，他们分别创立的濂、洛、关等新儒学派别，随着金人灭宋又岌岌可危，道统又将中断。正是在儒学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福建籍学者游酢、杨时等适应历史的需要，载道南归，三传而至朱子，朱子进一步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集濂、洛、关新儒学（理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创立闽学，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
  朱子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之学，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把中国文化内圣成德之教推进至成熟形态。至于朱子如何融合释、道，其理学思想体系中哪些来源或启发于释、道，却难于论述。这是论及朱子以儒学融合释、道不该回避的问题。在儒学家的言论思想中，有些词语、概念、范畴、命题、观点等与释、道之说同，难以说明谁源谁流。正如朱子所说的：“佛学之与吾儒，虽有略相似处，然正所谓貌同心异，似是而非。”因此，需要提出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对于朱子以儒学融合释、道之学，除了那些明显来源或启发于释、道之学外，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朱子在把儒学与释、道之学比较中，对释、道之学进行批判中，不自觉地、无形中就提高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有关观点的弱点所在，以及把对方之合儒学的东西吸收过来，有的反其意而取之，从而充实丰富了自己。朱子在与释、道之学的比较中，有个总的观点，或者说有个出发点，这就是他所反复讲到的： 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释氏以事理为不紧要而不理会。① 儒、释之分，只争虚、实而已。如老氏亦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谓“物”“精”，亦是虚。吾道虽有“寂然不动”，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② 熹详老氏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二；周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③ 朱子认为，释氏把事理置于心外，心与事理分开为二，故其心虚无；而儒者则心与事理为一，心中有事理，故其实有，朱子还说：“释氏便只是说‘空＇，老氏便只是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④ 朱子正是基于这种实虚、有无观，在儒、释、道三教的相互比较中，知己知彼，以彼启己，取彼补己，或者反其意而用之。
  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宋学思维方法问题。要想用儒学融合释、道之学，就必须对释、道进行研究，读其书明其义。朱子说： 今金溪学问真正是禅，钦夫、伯恭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
  只某便识得他。试将《楞严》《圆觉》之类一观，亦可粗见大意。释氏之学，大抵谓若识得透，应千罪恶，即都无了。① 这就是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汉至唐一千多年的时间，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华严、禅等派，但仍是佛教；而朱子等宋儒把佛学之合理部分吸收消化，成为儒学的组成部分，这也可看作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形式。清人童能灵曰： 朱子平生论禅学较之二程、张子尤悉切透，盖以其好早而又久且笃，能知其底蕴也。后世或疑诸大儒未尝深究禅理之妙，误矣！② 后人中有的把朱子思想中的佛学印迹看成是信佛，却不知此佛学印迹已与其在佛学中的意义根本不同。
  可以说，此时朱子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了国家新的文化重心。南宋理学家张栻曾说：“当今道在武夷。”就是说国家的文化重心转移到武夷山一带。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马易斋治闽，深念闽中理学之渊源，手书“道南理窟”四个大字欲刻武夷山崖，未果；后其子马应壁任职崇安，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将其父“道南理窟”四个大字摹刻于武夷山五曲溪南晚对峰壁，正对着游酢之水云寮和朱子之武夷精舍。“道南理窟”遂成为游酢、杨时等“道南”学派和闽学兴盛以至南移至武夷山一带后的中国文化重心之象征。
  综上可见，在南宋前期，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儒、释、道都汇集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他们的代表人物友好交往，其思想相互交融，因而武夷山有三教峰，并有三教庵、三教堂等，均供奉孔子、老子、释迦塑像。显然，武夷山是当时中国文化基本形态儒、释、道的荟萃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