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早年无所不学，从多方面接受知识。朱子回忆说： 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② 朱子之所以博学，是从幼年时期就打好基础的。但是，朱子早年学习的重点还是《论语》《孟子》。他比较成熟的早期著作是《论语要义》《论孟精义》，这两本书撰成于其二十五岁左右。
  朱子在受学李侗的数年中，李侗只叫他看圣贤言语，直接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此后，朱子又进而全面研究了理学家和其他学者的大量著作，编辑和撰写了《二程遗书》《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八朝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等。《资治通鉴纲目》是仿《春秋》体例，节选评论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书。对于《资治通鉴》，朱子说：“义例益严密，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①朱子通过研究理学家和历代其他学者的著作，再直接追溯、研究原始儒家经典。朱子对“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考证，辨伪存真，认为《诗序》非原作，其数十篇纯讲男女性爱；《古尚书》是伪书，《书序》和孔安国注皆非汉代作品；《礼记》是秦汉后诸儒之作；《易》非讲哲理，多释卜辞；《春秋》三传皆讲历史。因此，“五经”不适宜在国家上层建筑中占主导地位，起不了儒家内圣成德以文教化的大作用。汉代学者以“五经”为经学，唐时钦定孔颖达等的《五经正义》为教科书；北宋孙复、石介、胡安国治《春秋》，司马光、王安石、张载、程颐注《易》，王安石研究《诗》《礼》等，皆成绩卓越。在朱子之前，“五经”在国家上层建筑中占主导地位。朱子提出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代替“五经”的权威。朱子经过长期反复地研究“四书”，深刻准确地看出“四书”体现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真谛，真正能反映中华民族的正宗文化思想。朱子以毕生精力编撰《四书章句集注》，对历代注家进行取舍，重义理轻训诂，此超越了汉魏以来的对“四书”的所有注疏。朱子把“四书”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了儒家正宗思想的理论体系。
  朱子门人及其后继者也都直接或间接地研究先秦儒家经典。例如，南宋黄榦的《论语通释》《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蔡沉的《至书》《书集传》，陈淳的《论孟学庸口义》《大学中庸口义》《四书性理字义》，真德秀的《四书集编》《大学衍义》，魏了翁的《鹤山全集》，等等，都是朱子学创立时期的重要著作，是朱子学学者研究儒家经典的重要成果。元代熊禾的《四书标题》《周易集疏》，陈普的《孟子纂要》《四书集释》，许衡的《鲁斋遗书》，刘因的《静修集》，吴澄的《草庐精语》；明代陈真晟的《正教正考会通》，蔡清的《四书蒙引》《易经蒙引》，陈琛的《四书浅说》《易经浅说》，张岳的《三礼经传》《名儒文类》，林希元的《四书存疑》《易经存疑》《更定大学经传定本》，曹端的《四书详说》，薛瑄的《读书录》，吴与弼的《日录》；清代李光地的《周易通论》《大学古本说》《中庸余论》《读论语札记》，蔡世远的《历代名臣传》，童能灵的《朱子为学次第考》《周易剩义》，雷鋐的《读书偶记》，孟超然的《孟氏八录》，陈庚焕的《五经补义》，刘存仁的《易学钩元》，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等等。这些历代朱子学著作，对朱子学的范畴和体系作了充实和补充，有的是朱子等朱子学的创立者言而未详而详之的，有的则是朱子之后的新论说。
  综上所述，清人认为以朱子为代表的朱子学学者“综罗百代”“集诸儒之大成”，实不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