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北宋后期，理学向全国各地衍化，但理学真正成长壮大却是在福建。理学初始时称为道学，其创立者是唐代韩愈，他提出一个与佛教法统相对立的儒家道统。与韩愈同登“龙虎榜”（唐德宗贞元七年，791）进士的福建晋江人欧阳詹（字行周，755—800），差不多与韩愈同时提出儒家道统说。据史书记载，他曾任“国子监四门助教，率其徒伏阙下，举（韩）愈博士，卒，年四十余”①。从明代起，有人认为欧阳詹也是理学（道学）的开创者。清人李清馥认为，“闽学开自有唐欧阳四门倡起，彼时人文未著也。”②此处闽学即理学（道学）。欧阳詹的理学观点和韩愈差不多，只是在文学和反佛方面没有韩愈的名气。现遗存有欧阳詹后人搜集其遗文编辑的《欧阳詹公文集》七卷。和欧阳詹同时的福建莆田人林蕴（生卒年不详），也和韩愈、欧阳詹一起提倡儒家道统，亦反对佛教。林蕴的著作原有十几卷，大部分散佚，今遗存有《林邵世集》二卷（因其任过邵州刺史，故名）。基于当时中国封建社会才开始向后期过渡，适应这种社会性质需要的韩愈、欧阳詹、林蕴的理学（道学）思想未能充分发展起来，正如上引李清馥所说的，“彼时人文未著也”。值得注意的是，欧阳詹、林蕴的理学（道学）思想的提出，说明了早在唐代理学萌芽阶段，福建就出现理学了。
  北宋初，闽中侯官人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与胡瑗、孙复、石介在朝廷往来，同时倡导理学，后来他们又倡道于闽中，被称为在闽首倡理学的“海滨四先生”。对于“海滨四先生”，清人李清馥说：“宋初，海滨四先生与安定胡氏诸公同时倡学，有鲁一变之风，然派别未著也。”③清人蒋垣亦谓，“海滨四先生”与孙复、胡瑗、周敦颐等人“开宋朝理学之始，自杨时传二程之理学于闽，其道大行，而‘海滨四先生’之学乃寝息”④。
  在“海滨四先生”中，陈襄（1017—1080）最为著名。陈襄字述古，号古灵，后人称为古灵先生，北宋侯官（今福建省闽侯县）人。他二十六岁登进士，授官浦城县主簿、代知县，后历官仙居知县、著作佐郎，杭州知州、枢密院直学士等。陈襄的著作有《易讲义》《奉使录》《中庸讲义》《郊庙奉祀礼文》《古灵先生文集》等。其中，《中庸讲义》较全面地论述了他的理学思想。他的哲学体系以“诚”为最高范畴。他说：“诚者，天之道。诚者，物之始终。”他认为，天离不开“诚”，物也离不开“诚”。“诚”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者，“诚即神”。人得到了“诚”，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诚”是有高明博厚的，有了“诚”就有了最完善的道德品质，就能确定各种事物应如何来处理。谁能得到“诚”呢？他认为，圣人生来就有“诚”的美德，因此对于仁、义、礼、智、信等人伦道德，不学而知，懂得“天理”，一言一行皆符合天理；而一般人呢？虽然没有圣人那样的先知先觉，但是可以通过学习，明白了“天理”“圣道”而达到“诚”。一般人要达到“诚”的美德，就要存正去邪，即保存礼义之正，去异端邪念；要存公去私，即保存国家之公，清除个人之私欲。他认为，时时按此办理，那就会达到“诚”。对于道德修养，陈襄认为，人不能丧失本心，丧失了本心就要加强道德修养，恢复本心。陈襄所谓本心，是指遵守三纲五常的善心。他还认为，人最重要的是“道”，道就是“义”。“不苟且求利，不苟且求进，不苟且求得，只在于求义”，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于义。在认识论上，陈襄提出：“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物以尽理，明理以尽性。”这是说通过学习儒家经典以达到尽知人的仁义礼智的善心；要诚心诚意地待人接物，通过对事物的观察以达到尽知事物的道理；明白了事物的道理，才能尽知自己的本性。在陈襄看来，人的本性和事物的道理都是上天给的，是先天就有的。① 北宋崇安人胡安国（字康侯，号青山，1074—1138）的学问一方面直接来源于孙复，另一方面来源于二程四大弟子之中的游酢、谢良佐。胡安国潜心研究《春秋》二十多年，所著《春秋传》是理学的重要著作。当时学者研究《春秋》的著作甚多，唯胡安国的《春秋传》最为知名。元、明科举取士，“五经”之《春秋》即用胡安国之《春秋传》。胡安国还编著《上蔡语录》《通鉴举要补遗》《春秋年表》等。胡安国为学强调穷理尽性。他说： 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知之至也。……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如日方中，万象毕见。① 胡安国之学传其子胡宏（字仁仲，号五峰，1106—1161），是福建理学的一大学系。胡氏父子之学后衍化为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之学”。
  宋古田人邵清从张载学《易》。邵清（字彦明，生卒年不详）专治《易》理。明人朱衡认为，邵清从张载学《易》，回闽筑室先人墓侧，聚书千卷，角巾鹤敝，乡里敬之。邵清的哲学思想近于张载，具有气一元论的倾向。
  周敦颐理学之教得程颢、程颐而益盛。福清人王，将乐人杨时，建阳人游酢、游醇，沙县人陈渊、陈瓘皆从二程受业。濂、洛之教入闽亦由此而盛。王（字信伯，生卒年不详）资禀清粹，充养纯固，为程门高弟。明人朱衡的《道南源委》记载了王上疏论学事，其中有曰： 人心广大无垠，万善皆备，盛德大业，由此而成。故欲传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扩充是心焉尔。② 王的思想倾向于心学，可以说是南宋陆九渊心学的先驱者。他的著作有《论语集解》《震泽记善录》等。杨时谓“同门后来成就，莫踰信伯者矣”③。陈瓘（字莹中，号了斋，1057—1124）治《易》，接受邵雍、刘安世之《易》说，主理数相推。陈瓘的思想是二程之理和邵雍之象数的混合物。他认为，先天之学以心为本，万事万物皆生于心。他强调求学为了践履，君子应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在历史观上，他提出天下之事变故无常，惟稽考往事则有知其故，鉴古而察今，历史有一定的发展规律。陈渊（字知默，号默堂，1067—1145）是陈瓘之侄孙。他早年师事二程，后师事杨时，又是杨时之婿。因此，他受陈瓘、杨时的思想影响甚深。他的著作有《默堂先生文集》。
  在福建二程的传人中，游酢、杨时最有代表性。游酢（1053—1123），字子通，又改字定夫，号广平，因曾筑草堂于故乡廌山之麓，后人称之为廌山先生。北宋建州建阳县禾坪里（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麻沙镇长坪村）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登进士第。历官萧山县尉、河阳知府、和州知州、汉阳知军、监察御史、太学博士等。卒后因家人无财力运棺柩回原籍，遂葬于和州历阳县升城乡车辕岭（今安徽省含山县杨头区林场）。追封朝奉大夫，谥文肃。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从祀孔庙。游酢的著作有《易说》《中庸义》《诗二南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廌山粹言》等，现存有《游文肃文集》八卷（或曰十卷），其书法墨迹遗存被编入《中国书法大字典》等之中。
  杨时（1053—1135），字行可，后改字中立，因曾隐居家乡龟山，后人称之为龟山先生，北宋将乐人。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登进士第。历官余杭、浏阳、萧山知县，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龙图阁直学士、国子祭酒、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给事中、工部侍郎等。赠左大中大夫，谥文靖。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追封吴国公。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立龟山书院，御书“龟山书院”额。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敕建延平道南祠像祀，以罗从彦、李侗配享。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追封将乐伯，从祀孔庙。杨时的著作主要有《经筵讲义》《诗经辨疑》《二程粹言》《礼记解》《中庸解》《春秋说》《周礼辨疑》《尚书讲义》《龟山语录》《龟山文集》等。
  在程门四杰中，一般称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都是把游酢、杨时放在前边。程子谓“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颖，然资质温厚。南剑州杨时虽不逮酢，然煞颖悟”，并称二人“灵利高才”。①朱子撰联赞曰：“道南首廌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清人黄百家认为，“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②游酢于二十岁时见到程颐，程颐即谓其资可与适道，是年程颢办学即召游酢任教职，游酢遂师事之，尽弃故所习而学之，即放弃词章之学而改为理学。再过九年，游酢和杨时一起至河南颖昌。杨时也开始师事程颢。他们“程门立雪”学成回闽时，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说的是游、杨二人“载道南归”。①清人左宰说： 孔孟之以道得二程而明，故朱子以二程继闻知之统。二程之教得游、杨而广，故先儒游、杨为亲炙之宗。② 游酢、杨时在理学、政治、教育、文学、书法等领域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平。他们的思想主要是在其从政生涯和相应的学术活动中形成的，他们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游酢、杨时是两宋之际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思想家，是两宋理学的典型代表者，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应享有崇高的地位。宋理宗于嘉熙二年（1238）在《宋追谥故朝奉大夫赠大中大夫游酢谥文肃敕》中讲到游酢时说： 游酢，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趋蹡礼乐之场，超卓传注之表。
  群经独得其趣，诸子莫遁其情。罗纲百家，驰骋千古。进宪台以率僚属，推圣学以明大义。《士风疏》奏，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书， 足以开来学于后世。雇功德之兼全，宜恩隆之特巽。③ 此可视为对游酢的全面概括评价。在遗存的游酢、杨时著述中，有关两宋理学的主要内容，诸如理本、理一分殊、心性、存理灭欲、格物致知等，不仅有基本的论述，还有许多创见。特别是他们从文化意义上论述理学，把易学、中庸作为理学的核心内容，显示出理学根源于传统文化，克服了一些理学家空谈心性的弊端。
  对上述二程系统，朱子的私淑弟子真德秀作过全面的概括。他说： 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侗），李氏传之朱氏（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 （安国），胡氏传其子五峰（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栻），此又一派也。
  朱、张之学，最得其宗。④ 二程理学南传这一传授系统，单从师承关系上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宋之后的一些理学著作，基本上都是按照真德秀所说的这个线索进行论述的。
  对于朱子之前的福建理学，还必须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程颢谓“吾道南矣”，游酢和杨时两人在场，他们共同把程氏洛学（理学）移植至福建。游酢卒于北宋灭亡前之五年（徽宗重和五年，1123），其活动时期正是国家处于极端混乱的时候，人们无心关注思想理论问题，因而游酢的思想得不到系统的传授。杨时卒于南宋建立后的九年（高宗绍兴五年，1135），其在世时，为了重整国家，不同阶层和阶级的人都十分重视思想理论问题。杨时仕于朝，被皇帝选为侍讲，提出激进的抗金主张，并奔走各地游说。杨时有弟子千余人，再传弟子李侗、朱松、刘勉之、刘子翚、朱子、张栻等，当时在政治和学术上地位很高，使杨时的思想影响较大。因此，后世只说“道南第一人杨时”，反而不提游酢。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是朱子之前的福建理学，除杨时一系外，有的没有发展起来，有的传至外省，在福建没有形成比较严密的学术派别和思想体系；而杨时一系也仅传至李侗为止，朱子实际上未承其学。因此，朱子之前的福建理学，只能算作福建早期理学，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闽学。
  闽学是指以朱子为代表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以及其后福建理学家的一些思想。闽学是相对于其他地域性的学派濂、洛、关、浙东、江西等而言的。朱子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庞大的完整严密的闽学思想体系。朱子和杨时、罗从彦、李侗只是有师承关系，并未真正传其道。杨、罗、李一脉相传的“指诀”，是体会所谓“未发之中”，这是杨时从程颢那里学来的。上引程颢谓“吾道南矣！”是符合实际的。《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说，人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有一种纯是理的精神本体，它是天下的根本，体察了它，人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天下也就可以得到治理了。杨时说： 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 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发而中节，中固未尝亡也。孔子之恸，孟子之喜，因其可恸、可喜而已，于孔、孟何有哉？其恸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① 在杨时看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遵循了天理。这是“静复以见体”的工夫，是逆觉体证之路。杨时还就恻隐说仁，以“万物与我为一”说仁之体，也是明显地本于程颢。②罗从彦从学于杨时二十多年，其真得力处，亦是“静复以见体”的体证工夫。李侗也是如此。朱子说：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③ 朱子早年依据李侗的教导，体会所谓“未发之中”，苦参“中和”，始终未能契入逆觉体证之路。朱子后来回忆说： 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 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及其久也，渐次昏暗淡泊，又久，则遂泯灭，而顽然如初无所睹。此无他，其所见者非卓然真见道体之全，特因闻见揣度而知故耳。④ 这说明朱子初时对李侗所谓“未发之中”不予重视，未曾学进去，并且还提出批评，如说“罗仲素（从彦）《春秋说》不及文定（胡安国谥号——编者注），盖文定才大”“罗先生说（指教人静坐——编者注）终恐做病。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谢上蔡亦言多著静不妨。此说终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⑤。李侗“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若一向如此（指静坐——编者注），又似坐禅入定”⑥，等等。这样，朱子对程颢、杨时一系所悟解的性道之体未有真实契会。今人刘述先说： 程门另一高弟杨龟山倡道东南，再传弟子李侗（延平）即为朱子之业师。但朱子并不契于龟山一系的“默坐澄心”之教，且不幸延平早逝，不得不自己努力，强探力索，苦参中和，一直到三十九岁才真正找到自己成熟的思路。朱子自述早年误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乃在未发上面用不上工夫，不免急迫浮露。后来仔细咀嚼伊川遗教，特别是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这才涣然冰释，为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从此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在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敬贯动静，自此不复有疑。
  朱子所发展的乃是一心性情之三分架局。性即是理，而爱是情，心统性情。这套思想的背景则是一理气二元不离不杂之形上学。理是超越而永恒的。气则是内在而具体的。性可以进一步解析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爱、情是气。心是气之精爽者，具众理而应万事。① 这就是朱子别走蹊径直承程颐的思路。朱子曾谓：“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平也。”② 对于朱子思想之上承脉络，今人蔡仁厚有综合的说明。他说： 从师承上说，朱子当然是延平弟子；但若专就义理之脉传而言，朱子实不传龟山、延平之学。黄梨洲所谓“龟山三传而得朱子，而其道益光”，实只是单从师承上说的仿佛之见。朱子所光大的，乃是伊川之道， 并非龟山之道。龟山一脉，实到延平而止。③ 总之，程颢、杨时、罗从彦、李侗是一系，在福建至李侗而止。朱子思想不是附此系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而是直承程颐等人的理学思想。就闽学渊源于洛学来说，闽学属程颐、朱子一系。

①〔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三《欧阳詹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87页。 ②〔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一《文靖杨龟山先生时学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首《原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清〕蒋垣：《八闽理学源流》卷一，清抄本。 ① 以上见〔宋〕陈襄：《古灵集·中庸讲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胡寅：《斐然集》卷二十五《先公行状》，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516页。 ②〔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页。 ③〔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朝奉王信伯先生学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先生语二上》，《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页。 ②〔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47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八《杨时传》，第12738页。 ②〔清〕左宰：《游定夫文集·序》，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游氏分会编：《宋·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③〔宋〕游酢：《宋·游酢文集》，第7页。 ④〔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卷三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杨时：《杨时集》卷二十一《书六·答学者其一》，第564—565页。 ②参见〔宋〕杨时：《杨时集》卷二十一《书六·答练质夫》，第581页。 ③〔宋〕朱熹：《朱熹集》卷四十《答何叔京》，《朱熹集》第四册，第1841页。 ④〔宋〕朱熹：《朱熹集》卷四十《答何叔京》，《朱熹集》第四册，第1842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杨氏门人·罗仲素》，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96页。 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罗氏门人·李愿中》，第2603—2604页。 ①刘述先：《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267页。②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第1277页。③蔡仁厚：《新儒学的精神方向》，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