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傅自得（1115—1183），字安道，泉州晋江（今福建省晋江市）人。其父傅察官至吏部员外郎，宣和末出使金国，金人迫降，不屈而死。《宋史》列入《忠义传》。
  傅自得从小勤奋好学，试博学宏词科，因忤秦桧落第。后以其父恩荫补承务郎，曾历任漳州、泉州通判等职。傅自得喜作诗，早年曾向朱松学习诗法。与朱松有“夜对榻语，蝉联不休”①之交谊。后朱子官同安主簿，又与傅自得交往密切。二人同登九日山，泛舟金溪，唱和往来。傅自得年长朱子十五岁，故朱子尊称其为“傅丈”。
  淳熙元年（1174），傅自得出任福建转运副使兼知建宁府，而此时朱子在建阳，二人因得以往来甚密。朱子还委托傅自得刻印《弟子职》《女诫》和《温公杂仪》诸书于建宁漕司。淳熙元年（1174年）建宁府遇旱灾，朱子还与傅自得等府司官员讨论赈灾事宜，详列赈灾十二事。②朱子知南康军时，刊刻其父《韦斋集》，即由傅自得作序。傅自得去世后，朱子专程赴泉州吊唁，并为之撰写了《朝奉大夫直秘阁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傅公行状》。其子傅伯寿、傅伯成均为朱子门人。
  陈知柔（?1184），字体仁，号休斋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省晋江市）人，先后迁居永嘉和建阳。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与秦桧之子秦熺同榜。时秦桧当权，同榜前十余人皆以攀附而官运亨通，独陈知柔不肯阿附，以至宦途坎坷。
  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朱子同安主簿秩满，因公差至漳州，时陈知柔正官漳州教授，因得与结识，为作《漳州教授厅壁记》。此后关系密切，相邀登临漳泉名胜，唱和往来。
  淳熙十年（1183）十月，朱子至泉州，又与陈知柔同游云台山、莲华、九日山、凤凰山和凉峰等，“昼则联车，夜则对榻”③，相互唱和。《朱文公文集》卷八有《次韵陈休斋怀古堂》等诗十几首，即此次赴泉会友所作，诗题中多有“陈休斋”之名。
  淳熙十一年（1184）三月，陈知柔逝世，朱子为作《祭陈休斋文》，追忆二人之间的友情云：“熹少日游宦，获从公游于泉、漳之间。蒙公爱予，诱掖良厚，其后别去，几三十年。而去岁之冬，复得见公，相与开怀，握手如平生欢。……”①赵汝愚（1140—1196），字子直，饶州余干（今江西省余干县）人。宋宗室汉王元佐七世孙。乾道进士，历官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四川制置使、吏部侍郎、吏部尚书等，官至右丞相。居官政绩卓著，与朱子、张栻、吕祖谦等为师友。
  淳熙九年（1182）七月至十二年（1185），赵汝愚在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期间，曾多次到武夷山向朱子征询为学之方、为政之策。受赵的委托，朱子还助其编纂《国朝诸臣奏议》一书，对此书的体例、取舍和编排提出具体意见。淳熙年间，朱子曾与赵汝愚同游福州鼓山、乌石山等名胜。今鼓山涌泉寺大顶峰盘石上有朱子手书“天风海涛”四大字摩崖石刻，即取自赵诗《同林择之姚宏甫游鼓山》中的名句：“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绍熙五年（1194），赵汝愚以内禅扶佐宁宗之功进右丞相，而韩侂胄则自以为功高赏薄，大为不满，由此与赵汝愚积怨日深。于是勾结同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为由，于庆元元年（1195），迫宁宗罢其相，谪放永州（治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安置，屈死于“庆元党禁”之中。
  彭龟年（1142—1206），字子寿，号止堂，临江军清江（今江西省樟树市）人。性颖异，青年时，研读二程的著作，废寝忘食。曾从朱子、张栻问学质疑。
  乾道五年（1169）举进士，历官宜春尉、安福丞、太学博士、国子监丞、吏部侍郎兼侍读等。议论忠鲠，操行坚正。在朝敢于犯颜直谏。
  绍熙五年（1194）八月，朱子任焕章阁待制，与彭龟年相约共同弹劾权奸韩侂胄。适逢彭龟年使金，待其回朝，朱子已因上疏而被罢。彭龟年立即上了一道《论朱熹以谏移御而去乞同罢斥疏》，疏中说，当初是我与朱熹同论此事，如今朱熹被罢官，我也不应留在朝中。并数次上疏指斥韩侂胄，历数其权势重于宰相，假托声势，窃弄威福。要求“黜侂胄以解天下之疑”，表示与之不能两立。于庆元二年（1196）六月落职，并于庆元五年（1199）被追官、勒停。
  彭龟年学识正大，议论率直，罢职落闲期间，悠然自得，尤潜心于濂洛关闽之学。匾其室曰“止堂”，著有《止堂训蒙》诸书。
  薛叔似（?1221），字象先，温州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永嘉学派开创者薛季宣的侄儿。以太学生任国子监实录，迁编修，历左补阙、将作监，出为江东运判、湖北运判、福建路运判等，累官至兵部尚书。
  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宋孝宗召朱子奏事延和殿，欲起用朱子为兵部郎官，朱子不受。兵部侍郎林栗因与朱子讨论《易》《西铭》意见不合，借机劾朱子为“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以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①。叶适、薛叔似均出面奏援朱子，抨击林栗。
  绍熙三年（1192）三月，薛叔似除直秘阁，任福建运判。两个月后，又改任太常少卿。朱子《答刘晦伯》云：“薛漕之来，方议所以宽民力者，未得要领，而遽有他除。虽诸公意不苟，然失之此为可恨耳。”②薛漕即薛叔似，朱子对其任福建路转运判官，又匆匆被任他职，来不及在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上出一把力感到惋惜。
  在南宋理学诸子中，薛叔似最仰慕朱子。《宋史·薛叔似传》说：“叔似雅慕朱熹，穷道德性命之旨，谈天文、地理、钟律、象数之学。”①而在永嘉学派诸子中，朱子对薛叔似也最为信任。正因如此，故在“庆元党禁”中，薛叔似也名列“曾任待制以上者十三人”之中。
  林大中（1131—1208），字和叔，婺州永康（今浙江省永康市）人。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知金溪县，历太常寺簿。光宗时任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宁宗时官吏部侍郎。
  林大中在朝以抗直敢言著称。绍熙元年（1190）十二月，依附王淮，迫害道学人物的陈贾将入奏。林大中上疏，论其“庸回亡识，尝表里王淮，创为‘道学’之目，阴废正人。倘许入奏，必再留中，善类闻之，纷然引去，非所以靖国”②。阻止了陈贾入朝。朱子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赞扬林大中说：“闻林和叔入台，无一事不中的，去国一节，风义凛然，当于古人中求之。”③绍熙五年（1194），彭龟年因上章请留朱子被罢，林大中与中书舍人楼钥共同上疏，请求留彭龟年。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被罢相，太府寺丞吕祖俭上疏论不应罢赵汝愚，并指斥韩侂胄弄权，被谪置韶州（治今广东省韶关市）编管，林大中又上疏援奏吕祖俭。由于数次上书疏弹劾韩侂胄，忤逆权奸，被放以外任。
  “庆元党禁”中，林大中被列入党人名单，受到迫害。庆元六年（1200）复职致仕。
  刘光祖（1142—1222），字德修，号后溪，简州阳安（今四川省简阳县）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曾历任剑南东川节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检法。淳熙五年（1178）召对，论恢复事，言不量可否，轻出骤进和不思振立，苟且偷安，两者均为误国。
  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朱子在都下与刘光祖相识，此后书信往来密切。绍熙元年（1190）刘光祖任殿中侍御史。本年二月，上疏慷慨陈辞，痛斥反道学派以道学朋党为名迫害正人端士；言不应以讥砭道学而起朋党之议，更以忠谏为罪尤谬；当以培植人才为急务，求得朝野所共嘱，贤愚所同敬者立朝，国势自壮。疏出，士大夫争相传诵，受压抑的正直人士为之流泣者有之。接着弹劾了户部尚书叶翥，太府卿兼中书舍人沈揆，以及何澹、陈贾、黄抡等朝中一批佞臣。
  宁宗即位，除侍御史，迁起居郎。朱子被罢，上疏谏阻，亦被劾，名列“庆元党人”名单中。“党禁”期间，撰《涪州学记》，其中有“学之大者，明圣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为伪；小者治文章以达其志，而时方以文为病。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①。谏官指为讪谤，夺职，谪居房州。时在庆元五年（1199）二月。
  “党禁”解，得起用，官至显谟阁学士。卒后，真德秀为撰《墓志铭》。
  陈景思（1168—1210），字思诚，信州弋阳（今江西省弋阳县）人。绍兴间宰相陈康伯之孙。以荫补承奉郎，授淮东总领所干办。除直秘阁，转两浙转运副使。
  陈景思与韩侂胄有姻戚关系，又与朱子关系密切。他在“庆元党禁”中仍与朱子通信不断，当“攻伪既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时论相恐喝”时，他劝阻韩侂胄不可做得太过分。所以，陈景思逝世后，叶适为他所撰《墓志铭》中说：“道学不遂废，思诚力为多”②。黄宗羲《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则将其列为“晦翁学侣”。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他是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应试礼部，因论恢复，以名列前茅的考绩而名落孙山。孝宗即位，赐同进士出身。先后历官宁德主簿、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江西常平、礼部郎中和宝谟阁待制等职。陆游与朱子的友谊，始于朱子任南康知军时，其时陆游正官江西常平提举。朱子修复白鹿洞书院，向陆游函求图书，得到陆游的帮助。淳熙八年（1181）底，朱子被命提举浙东救荒，罢官家居的陆游对他满怀希望，寄诗催促朱子速来施赈。淳熙十年（1183），朱子武夷精舍建成，陆游作《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四首以示祝贺。庆元三年（1197）冬，朱子寄当地特产纸被给陆游御寒，陆游有“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于绵”①的诗句答谢。
  陆游对朱子教书育人，传播理学给予高度评价。庆元五年（1199），朱子门人方伯谟逝世，此时正是“党禁”高潮之时，陆游却在《方伯谟墓志铭》赞美“侍讲朱公元晦倡道学于建安”，认为方伯谟能够“熏陶器质，涵养德业”，“以至于最大高明者，盖朱公作成之妙”。②朱子对陆游的人品和诗品也极为赞赏，认为“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③，“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惟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语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叹不能自已”④。
  朱子不幸逝世后，陆游万分悲痛，不顾其时“党禁”正严，挥笔写下了《祭朱元晦侍讲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⑤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山东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杰出的爱国词人，曾历官江西提刑、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等职。
  朱子与辛弃疾初识，约始于淳熙七年（1180）岁末朱子知南康时，其时辛弃疾正以右文殿修撰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辛弃疾遣客船载牛皮运赴淮东总领所，以供军用，途经南康境内，被朱子属下查检拘没，辛弃疾写信给朱子，请其归还。①其时，南康饥荒，朱子上疏《申诸司乞行下江西不许遏籴》，辛弃疾一到任，亦张榜公示“闭籴者配，强籴者斩”②。其大刀阔斧的作风，为朱子所称许。
  淳熙九年（1182）九月，朱子从浙东归来，途经上饶，与辛弃疾相见于带湖。韩淲有诗云：晦庵持节归，行李自畿甸。
  来访吾翁庐，翁出成饮饯。
  因约徐衡仲，西风过游衍。
  辛帅倏然至，载酒具殽膳。③此后，朱子又多次到信州造访辛弃疾。辛弃疾亦数次到武夷山和建阳考亭拜访朱子。并作有《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组诗。其九云：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
  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载得西伯归。
  把担任过皇帝侍讲的朱子直呼为“帝王师”，他相信有朝一日会有“西伯”前来把这位吟诗垂钓的高人载将归朝。在《寿朱晦翁》诗中，则用“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来极力赞美朱子。
  朱子对辛弃疾亦极为倚重，认为“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耶”④。并称之“卓荦奇材，疏通远识，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①。
  绍熙三年（1192）二月，辛弃疾赴任福建提举，经建阳拜访朱子。因其长于治军而短于治政，故专门向朱子请教为政之策。朱子答之以“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士以严”②十二个字。数月后，又赴考亭向朱子询问经界和钞盐等政事，朱子结合自己在漳州行经界的经历向辛弃疾详细介绍了行经界的利害，不久，辛弃疾即上了《论经界钞盐札子》。又仿朱子之政，在福州整顿郡学，仿社仓之法建“备安库”。
  朱子逝世后，辛弃疾不顾其时“党禁”正严，挥笔写下了《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一词，又作祭文哭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③袁枢（1131—1205），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曾历任温州判官、兴化军教授、严州教授、国史院编修官等职，官至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右文殿修撰。以编撰我国最早的纪传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而知名于世。
  朱子和袁枢的交往，约始于淳熙初。其时，袁编《通鉴纪事本末》成书，请朱子作跋。朱子在建阳云谷晦庵草堂写下了跋文，赞扬此书能纠正《通鉴》原书“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④的偏颇，甚方便学者阅读。此跋文对袁氏《通鉴》的主要历史功绩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其后数百年来，学界基本沿用朱子此说。
  在此，需特别指出的是，袁编《通鉴》成书之时，朱子所编《资治通鉴纲目》也已编出初稿。该书也是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主要蓝本，“别为义例，增损隐括”而成。朱子将其所主张的道德观和正统观贯穿其中，其意在于用春秋笔法，辨名分，正纲常，从而达到变史学著作为理学教材，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目的。该书以大字提要称纲，小字叙事为目，每事有一提纲，从而创立了编年纲目体，成为我国最早的纲目体史书。该书的体例与袁编本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作者的用意与目的也不尽一致。但朱子对袁枢之作仍给予较高评价，丝毫没有封建社会文人相轻的劣习，体现了一个儒者的博大胸怀。
  淳熙四年（1177），袁枢从建安来访朱子。朱子邀其一批弟子陪同袁枢共游武夷，泛舟九曲。又在武夷宫与众弟子讲解“正心诚意”，二人互有诗唱和。朱子有《陪机仲景仁游武夷》《读机仲景仁别后诗语因及诗传纲目复用前韵》《读通鉴纪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韵寄机仲》等诗，以记此行。
  淳熙十年（1183）四月，朱子武夷精舍建成，四方学者云集此地。在外地为宦的袁枢闻讯，寄来了《武夷精舍杂咏》组诗共十首，以示庆贺。①并对朱子创建书院，上“绍前哲”，下“资后生”，对儒学发展承前启后之功予以充分肯定，其中《隐求斋》一诗表达了作者愿意追随朱子在山中，共创伟业的志向。诗云：本是山中人，归来山中友。
  岂同荷蓧老，永结躬耕耦。
  浮云忽出岫，肤寸弥九有。
  此志未可量，见之千载后。
  袁枢对《易》学也有研究，著有《易传解义》等五部易学专著。他与朱子在政治上虽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但在《易》学观点上却不一致。朱子撰《易学启蒙》，坚持邵雍的先天八卦生成说，而袁枢则认为邵雍之说不可信，二人就此展开长期论辩，往来书信不断。朱子《朱文公文集》中有《答袁机仲》书十一通，内容均为《易》学论辨。学术观点上的不同，并不影响二人的友谊。淳熙十五年（1188）十月，袁枢时任权工部侍郎，因在朝中荐举朱子，被反道学的监察御史陈贾诬为“循私”，被贬官二级罢归。
  庆元三年（1197），朱子为校订《周易参同契》一书，曾参考袁枢的校订本，并撰有《题袁机仲所校参同契后》一文以记之。
  尤袤（1127—1194），字延之，号遂初居士，常州无锡（今江苏省无锡市）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历官州县，累官至礼部尚书。以立朝敢言，刚直不阿著称。其诗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南宋四大家”。
  由于尤袤与朱子为同科进士，故朱子称尤袤为“年兄”，关系密切。其交往，侧重在文化方面。如朱子编《古今家祭礼》一书，其中《祭礼》部分就有三家的文本由尤袤提供底本。朱子在建阳刻印友人张栻的《南轩集》，尤袤写信给朱子，提醒其此集仍有误字，应纠正。淳熙八年（1181），朱子刻印其叔父朱槔《玉澜集》，尤袤为之作序。应朱子之请，又为其叔祖朱弁（少章）作《墓志铭》，为安顿这位奉使金国，被强留十六年而能全节而归的忠节之士，尤袤与张栻、詹体仁将其遗骸安葬于钱塘积善峰下。
  由于尤袤是位著名诗人，故朱子与之也不时有唱和之作，如《熹次延之年兄韵敬题绍德庵真如轩写呈伯时季路二兄》。淳熙八年（1181），陪同尤袤游庐山，朱子作有《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尤袤则有《送朱晦庵南归》一诗，对其在南康的治绩予以全面的评价和肯定：二年摩手抚疮痍，恩与庐山五老齐。
  合侍玉皇香案侧，却持华节大江西。
  鼎新白鹿诸生学，筑就长虹万丈堤。
  待哺饥民偏恋德，老翁犹作小儿啼。①在政事方面，尤袤也给朱子以多方支持。朱子在南康为兴教化建五贤祠，尤袤为之作《五贤祠记》。白鹿洞书院建成，时任江东提举的尤袤也是朱子赞助图书的对象。朱子在南康救荒，推行“下五等户租五斗以下悉蠲之”，时已任本路提举的尤袤将此法广泛推行于诸郡。②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和十四年（1187）四月，朱子为祠禄奉闲，托尤袤代为请祠，得以食华州云台观、南京鸿庆宫之禄。
  由于尤袤性喜藏书，朱子将其所著，以及在各地刊刻的图书不时地寄赠给他。在尤袤所著录的《遂书堂书目》中，就有朱子的以下若干种著作：《朱氏新定易书诗春秋古经》《朱氏易本义》《朱氏集传稿》《朱氏中庸大学》《朱氏通书太极图解》和《朱氏十书》。其中如《朱氏新定易书诗春秋古经》《朱氏十书》久已亡佚，作为图书目录，仅见于尤袤著录，成为考察朱子著作的珍贵线索。
  郑鉴（？—1179），字自明，福州连江（今福建省连江县）人，陈俊卿次女婿。少为太学诸生，与陈傅良交往密切。试进士不第，以释褐仕于朝。历官国子正、史馆编修、著作郎和台州教授。在朝以直谏敢言，屡抨击近习权幸如曾觌、王抃而著称。
  淳熙三年（1176）二月，访朱子于建阳寒泉精舍，从此往来关系密切。朱子与友人往来书信中每提及郑自明。淳熙六年（1179）二月，朱子在铅山候命之时，又得与郑鉴见面。
  淳熙六年（1179年）七月，郑鉴不幸逝世，消息传来，朱子悲痛不已。自述云：报及郑台州之讣，执书惊愕失声，何天无意于斯世，而偏祸吾党如此之酷？痛哉！痛哉！①又作《祭郑自明文》，充分肯定其在朝的政论，认为他“凛乎其有古争臣之风”。文曰：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郑兄自明之灵曰：……伟哉，自明之为人！……盖自其布衣，而已有忧天下之心；其揖让人主之前，则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愤激峻厉，峣峣岳岳。明主所为虚心而嘉叹，群公所为变容而骇愕。善类所为喜幸而心开，邪党所为戚嗟而气索。伟哉，自明之为人！凛乎其有古争臣之风。②祭文还追溯了二人之间的友情：“君惜过我寒泉之滨，一语定交，情义日亲。逮上饶之草次，语宵分而更仆。”吕胜己（生卒年不详），字季克，号渭川居士，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父吕祉以尚书护合肥军死义，敕葬邵武之樵岚，胜己遂迁居邵武，筑园曰渭川。曾历官江州通判，知杭州、沅州等职。工诗词，亦书法名家，尤以隶书得汉人之法旨而著称。
  《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将吕胜己列为朱子门人，陈荣捷《朱子门人》则认为应为讲友而非门人。考朱子《文集》《语类》，确无问学之迹象，盖胜己乃一介文士而未涉足理学之故。
  吕胜己与朱子结交，当出于朱子门人方仕繇的引介。方乃吕的外甥，因幼遭父丧而寄居其家，故甥舅往来密切。方仕繇亦工书法，当出于其舅的熏染。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朱子作《六先生画像赞》及《敬斋箴》，即由朱子撰文，吕胜己书写。淳熙二年（1175）十二月，朱子为张栻作《静江府虞帝庙碑》，据束景南考证，其书法即由吕胜己书写正文，方仕繇篆额。①淳熙四年（1177），吕胜己官江州（治今江西省九江市）通判，与州守潘慈明修复周敦颐的濂溪书堂，请朱子为之撰写《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后吕胜己在邵武建成东堂，朱子为之作《次吕季克东堂九咏》。其一《野塘小隐》云：传得希夷九卦图，归来不复梦荣途。
  野塘竟日无人到，读尽床头种树书。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