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韩侂胄为了将赵汝愚、朱子门下忠直之士一网打尽，由刘德秀开其端，开始罗织“伪学”罪名，将道学人物和其他异己人士通通诬为“伪学”。他们认为，名“道学”不足以定罪，“当名‘伪学’”。④于是，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论专门之学流而为伪，空虚短拙，文诈沽名”①，又诬赵汝愚为“伪学”罪首。监察御史胡竑继而上疏，攻击赵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②，赵汝愚因此被谪往永州安置，庆元二年（1196）正月途经衡州，被韩侂胄党羽衡州知州钱鏊迫害致死。
  二月，叶翥、倪思、刘德秀等又上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毁除。”由此造成“是科取士，稍涉义理悉见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③的荒唐现象。
  三月十一日，叶翥等再上疏，奏攻“伪学”。疏云：二十年来，士子狃于“伪学”，汩丧良心，以六经子史为不足观，以刑名度数为不足考，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以盖其空疏不学之陋，杂以禅语，遂可欺人。……欲望因今之弊，特诏有司风谕士子，……毋得复传《语录》，以滋其盗名欺世之伪。④叶翥等还请示以此考察太学、州县学，“如仍前不改，则坐学官提学司之罪”⑤。其目的在于从科举仕途上禁绝“伪学”，通过文化专制和精神禁锢来巩固韩侂胄们的既得利益。
  对这场愈演愈烈的“伪学之禁”，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描述说：自先生去国，侂胄势益张。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学为伪，谓贪黩放肆乃人真情，洁廉好礼者皆伪也。科举取士稍涉经训者，悉见排黜；文章议论根于理义者，并行除毁。“六经”、《语》《孟》悉为世之大禁。
  猾胥贱吏，顽钝无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先生日与诸生讲学竹林精舍。有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①在“党禁”的政治高压下，朱子早已将生死祸福置之度外，仍与诸生在考亭讲学不辍。
  随着“党禁”的升级，韩侂胄的权势也不断上升。庆元二年（1196）七月，加开府仪同三司。韩侂胄对手下党羽不敢公开攻击朱子不满意，于是命沈继祖为监察御史，使攻朱子。沈继祖接过原由胡紘起草，罗织朱子“六大罪状”，因心虚而不敢上奏的章疏，于十二月鼓起勇气上奏朝廷。其六大罪状，一是不以“甲于闽中”的“建宁白米”供其母，“乃日籴仓米以食之”，此为“不孝其亲”；二是在“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不行”，“召命不至，盖将辞小而要大；命驾趣行，盖图朝至而夕馈”，此为“不敬于君”；三是孝宗驾崩，“举国之论，礼合从葬于会稽，熹乃以私意倡为异论，首入奏札”，“别图改卜”，此为“不忠于国”；四是“从恩例封赠其父母，奏荐其子弟，换易其章服”，“乃忽上章，佯为辞免”，此为“玩侮朝廷”；五是赵汝愚之死，“朝野交庆”，而朱子却“率其徒百余人哭之于野”，此为“不顾朝廷之大义”，“至和其徒建阳知县储用之诗有‘除是人间别有天’之句，人间岂容别有天耶？”此为“怨望朝廷”；六是听信“妖人蔡元定之说”要霸占建阳县学风水宝地为“私家之有”，而移县学至护国寺，此为“有害于风教”。②胡紘、沈继祖在奏疏中任意罗织罪名，采用极卑鄙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诬告手法，必欲置朱子于死地。第一条所谓“不孝其亲”，故意隐瞒朱子“家故贫”“箪瓢屡空”，家中经常食用“豆饭藜羹”，③甚至断炊借贷于人的事实。第二、三、四条即使经过精心罗织和夸张渲染，给人仍然是“何罪之有”的结论。第五条把朱子《九曲棹歌》中的句子说成是和储用的诗句，把描写和赞美武夷九曲自然风光的诗句割裂开来，说成是“怨望朝廷”，是封建社会典型的捕风捉影的文字狱手法。第六条听从“蔡元定之说”，占县学为己有，也纯属胡搅蛮缠，与事实相去甚远。建阳县学原在三桂里水东，由于学舍破败、靠近民居卑隘喧闹，以及地处麻阳溪和崇阳溪的交汇处，每遇洪水泛滥，浮桥断绝，师生难以渡河，影响学业，故知县储用召集朱子和“邑中士子定议”，而迁至城中护国寺。此事蔡元定自始至终并不知情，“邪说”云云，纯属诬陷；至于朱子欲占县学旧址为“私家之有”，更是子虚乌有的凭空捏造。
  在“六大罪状”之后，胡纮、沈继祖之流还充分发挥其捏造、想象、颠倒黑白的才能，不厌其烦地罗列了朱子的一大堆罪状：以至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知南康军，则妄配数人而复与之改正；帅长沙，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则搜古书而妄行经界，千里骚动，莫不被害；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谓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修之厚。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谓之廉以律己，可乎？①与“六大罪状”一样，以上所列这些罪行亦为诬蔑不实之词。朱子从知南康、提举浙东、帅长沙，到知漳州，无不以兴教化、戢吏奸、恤民隐、行荒政、劝农事为职事，煌煌政绩，斑斑可考。沈继祖所奏，不值一驳。刘珙之女的婚事是刘珙于淳熙五年（1178）逝世以前托付给朱子的，其时，既无“汝愚援引之恩”可报，其后，也无“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的事发生。“诱尼为妾”之说，更是捕风捉影。各种文献均表明，除夫人刘氏之外，朱子从未纳妾。何况在宋代，士大夫三妻四妾，人们习以为常，朱子如要纳妾，大可光明正大地进行，而无需“诱引”，尤其是在夫人刘氏于淳熙三年（1176）逝世以后。而朱子没有这么做，恰恰证明他在南宋污浊的社会风气中，是一个能洁身自好的圣贤。朱子的母亲祝氏夫人墓在建阳崇泰里寒泉坞，而不在崇安。可见，所谓“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纯属凭空捏造。此外，“必引富室子弟”为徒，“男女婚嫁，必择富民”等问题，也违背事实。
  胡纮、沈继祖之所以编造了朱子如此多的罪行，是要把朱子涂抹成一个“大奸大憝”之人，其目的是为了奏请“将朱熹褫职罢祠”，“将储用镌官”，将蔡元定“送别州编管”。果然，在朝中奸党的鼓噪下，十二月二十六日，朱子落职罢祠。
  庆元三年（1197）正月，朱子落职罢祠和蔡元定编管道州的省札同时下到建阳。第二天，朱子率众弟子赶往建阳瀛州桥东的靖安寺为蔡元定送行。二人谈笑自若，相与讨论《参同契》。席间有弟子失声哭泣，蔡元定泰然自若。在季子蔡沈的陪侍下，蔡元定徒步三千里到达贬所，次年在其地去世。
  朱子落职罢祠后，朝中奸党并未停止其反道学的步伐，而是继续升级。庆元三年（1197）二月，大理司直邵褒然奏请，“自今权臣、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诏下其章”①。其后，又有臣僚上言：近日伪学荒诞迂阔之说遍天下，高官要职，无非此徒。……所谓状元、省元与两优释褐者，若非私其亲故，即是其徒。若专守此格，恐伪学之徒，展转滋甚。伏望明诏大臣，审查其所学，而后除授。②其时，朱子门人叶味道参加科考，“对学制策，率本程颐无所避”，本名列礼部第一，“知举胡纮见而黜之，曰：‘此必伪徒也。’”③叶味道因此而落第。

④〔宋〕佚名编：《庆元党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佚名编：《庆元党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九十二《赵汝愚传》，第11989页。 ③〔宋〕佚名编：《庆元党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二百三十六《选举五》。 ⑤〔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二百三十六《选举五》。 ①〔宋〕黄榦：《勉斋集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全书》第27册，第558—559页。 ②〔宋〕李心传：《道命录》卷七上《沈继祖劾晦庵先生疏》，第69—70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传》，第12767页。 ①〔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第145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十七《宁宗纪》，第722页。 ②〔宋〕李心传：《道命录》卷七下《言者论廷省魁两优释褐皆伪徒不可轻召》，第75页。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八《叶味道传》，第129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