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作为一个教育家，朱子不论是赋闲家居，还是为官从政，都十分重视教育。其具体表现为，赋闲家居时以授徒讲学为主，为官从政时则以推行社会教化为先；推行社会教化是其书院讲学、学校教育实践的一种扩展和延伸。朱子在知南康军的到任榜文中指出，南康自古“民俗号称淳厚”，“在昔既有，今岂无之？患在师帅不良，不加敦劝，是致颓靡”。①文中出现的“师帅”一词，“师”是老师，“帅”是地方长官，将此二者合为一体，表明朱子将政府官员视为是社会教化理所当然的推行者，其一言一行，都应是民众效法的表率和良师，故推行社会教化，是朱子担任各地地方官的主要政绩之一。
  作为一个卓有成效的教育家，朱子每到一处，必兴办教育，从而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社会教化方面，则从敦励风俗，约民以礼，政教并举入手，以端正民风民俗。
  在学校教育方面，绍兴二十三年（1153）七月，朱子初至同安，面对的是学舍残破，学子无书可读以及资金匮乏，赡学钱被州学截留的状况。故朱子主同安县学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泉州府学教授（《与李教授书》）及同安知县，与其据理力争，并具公状申禀。强调“此色官钱终不可失，盖此乃同安一县久远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旦之私”①。
  朱子主同安县学之始，就先后陆续发布了《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谕诸职事》等文告。引导诸生“致思于科举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为学”②，其目的不在于“干禄蹈利”，而在于“语圣贤之余旨，究学问之本原”；③不在于举子之业，而在于“入于圣贤之域”；要求诸生以理义悦其心，专心致思，不受词章之学所局限，要在日用“饮食起居之间”体会儒学的正心诚意之学，“而由之以入于圣贤之域”④。为此，朱子制定各种学规，增修讲问之法，在学中设讲座，师生间可相互问答，展开讨论，并撰《讲座铭》立于学堂之上。为试补县学弟子员，发布《补试榜谕》；定策试之法，发布《策试榜谕》；撰《策问》以策试诸生，共拟题三十三问，以孔孟儒学思想为主线。并亲为诸生讲解《论语》二十篇，撰《论语课会说》《请徐王二生充学宾申县札子》。
  为解决师资的不足，朱子邀请“留意讲学，议论纯正”的本县徐应中，以及“天资朴茂，操履坚悫”的进士王宾充当县学教师。又申县批准，“特给厨馔，待以宾客之礼”。⑤又上状举荐时年已五十的柯国才，因其家居教授常百余人，在当地讲学颇有名望，朱子聘请其为县学直讲。①在教学设施上，朱子在县学原有日新、汇征二斋的基础上重建四斋，并以为旧名“汇征”有“以利禄诱人”之嫌，故分别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重新命名四斋，挑选本校学生任斋长、斋谕，并撰《更同安县学四斋名》一文以记之。又建教思堂于明伦堂左，建经史阁于大成殿后。县学缺少藏书，朱子又从福建帅司资助、民间募集，以及县学残存中整理这三种途径，共得藏书一千二百多卷，藏之经史阁。朱子作《泉州同安县学故书目序》《泉州同安县学官书后记》记之。
  同安是北宋名相苏颂（1020—1101）的故乡，但对其事迹，乡人却罕有知者，即使是其本族的子弟也说不清楚；相反，却对北宋时本地区出现的曾公亮、蔡确、吕惠卿等人津津乐道。为表彰名贤，端正士风，朱子上状得准在“县学空闲地架造”苏丞相祠。②又撰《苏丞相祠记》，赞扬苏颂“博洽古今，通知典故，伟然君子长者”，学问渊博，能守大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宣称“此士君子之所难，而学者所宜师也”。③又在县学内建祠，祀奉被秦桧迫害致死的主战派人士、南宋初曾两度为相的赵鼎，以此向诸生传播爱国抗金的思想，并表明自己主战反和的立场。
  朱子在同安兴学数年，使同安的士风逐渐实现了从此前重词章到重义理的根本转变。同安的学子许升、王力行、许子春、陈齐仲、戴迈、林峦等成为朱子生平最早的一批入门弟子。他们与在此前后陆续从学于朱子的漳泉一带的闽南弟子一道，成为朱子理学在闽南广泛传播的中坚力量。
  淳熙六年（1179），朱子任南康知军，到任即颁布榜文，其施政的三大纲领，养民力、敦风俗之外，就是兴教育以“砥士风”。他指出，南康军“比年以来，士风衰弊，而学校养士不过三十人”，其原因，“良由长民之吏未尝加意，使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因此，他希望“乡党父兄各推择其子弟之有志于学者，遣来入学”。朱子在“公务之余，亦当时时诣学，与学官同共讲说经旨，多方诱掖，庶几长材秀民为时而出，有以仰副圣天子长育人材之意”。①接着，朱子开始全力整顿军学。首先，他在军学学宫讲堂之东建成濂溪周先生祠，张挂周敦颐像，而以二程配祀，树立了学子心目中应有的圣贤偶像，并请张栻作《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又在讲堂之西建成祀奉地方名贤陶潜、刘涣、刘恕、李公择及曾谪居于此的北宋名儒陈瓘的五贤祠，请“南渡四大家”之一的著名诗人尤袤作记。其次，就近选用学问渊博、德才兼备的儒家学者如新淦（今江西省新干县）县尉来担任学职，并发布《招学者入郡学榜》公示，以吸引更多人前来。而朱子本人，则在公事之余，每隔四五日就到军学讲学，课程以讲解《大学》《论语》等儒学经典为主。
  朱子在南康兴学的最大功绩，是修复了庐山白鹿洞书院。淳熙六年（1179）四月，朱子在一到南康任即发布的《知南康榜文》中，就已向当地故老征询白鹿洞书院旧址所在。“按图经，白鹿洞学馆虽起南唐，至国初时犹存旧额，后乃废坏。未委本处目今有无屋宇？”②同年十月，于荆榛莽丛之中发现书院遗址。对此，朱子深为感慨，他认为在庐山一带道教宫观、佛教庙宇“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③。因此，他认为修复白鹿洞书院势在必行。
  朱子一面向朝廷呈报《申修白鹿洞书院状》，一面撰《白鹿洞牒》向社会公示，以取得朝野人士的支持。但此事起初并未得到朝廷的支持，相反却“朝野喧传，相与讥笑，以为怪事”④。但朱子并不为世俗之见所动摇，仍坚持进行书院的修复工作，并命军学教授杨大法、星子（今江西省庐山市）县令王仲杰筹措修复事宜，并请吕祖谦为之撰《白鹿洞书院记》。
  淳熙七年（1180）三月，白鹿洞书院建成。在书院故基上“为小屋二十余间”①。本月十八日，朱子率书院师生行释菜礼，告先圣先师《白鹿洞成告先圣文》，自兼任洞主，亲任导师，以《中庸》首章为诸生开讲。此后，每到公余休息日，就到书院讲学。黄榦《朱文公行状》载：“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反。”②朱子还曾以《白鹿书堂策问》，就前人如何继承孔孟的道统圣传策试诸生。
  朱子还亲自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学规颁示给学生，要求大家共同遵守。该揭示充分体现了朱子以“明人伦”为书院教育之本的宗旨，又明确了为学之序和修身、处事、接物之要，高度凝聚了朱子的理学教育思想。
  为了扩充书院的藏书，朱子将刘仁季送给他个人，作为替其先父作传的答谢之礼——《汉书》四十四通转送给书院。又广发信札，向江东、江西两路诸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征集图书，由此求到“本路诸司及四方贤士大夫发到文籍收藏，应副学者看读”③。为了办好此事，朱子还请他在豫章的学生黄商伯协办。他在写给黄商伯的信中说：白鹿洞成，未有藏书。欲干两漕，求江西诸郡文字，已有札子恳之，及前此亦尝求之陆仓矣。度诸公必见许，然见已有数册，恐致重复。若以呈二丈，托并报陆仓，三司合力为之，已有者不别致，则亦易为力也。书办，乞以公牒发来，当与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远。④为了振兴白鹿洞书院，朱子事必躬亲，对如何避免征书重复这样的小事也认真对待。而“刻之金石”，则是对献书者的一种感激与鼓励，是为书院久远发展着想的一个明智之举。文中提到的“陆仓”，指的是著名诗人陆游，其时正官江西常平提举，故有此称，这说明陆游也是朱子征集图书的对象之一。
  不仅如此，对在书院始复之初并不支持的朝廷，朱子也有办法请其赐书。淳熙八年（1181）三月，朱子上状乞请孝宗御笔为白鹿洞书院书额；并援引北宋太宗时，江州知州周述奏请以国子监本《九经》赐白鹿洞书院之例，请赐宋高宗手书石经及印本《九经注疏》《论语》《孟子》等书。由于前有太宗皇帝之先例，此请出乎意料的顺利。尤其是御书书院匾额，无形中使白鹿洞书院的修复得到了皇帝的恩准和“钦定”。
  淳熙八年（1181）二月，朱子邀请陆九渊来书院讲学。陆九渊为诸生讲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留下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由于所讲“切中学者隐微深锢之病，盖听者莫不竦然动心焉”①。朱子特为作跋，后又刻石为记，使学生得以时时警省。
  为增加师资，朱子还聘请“年德老成”“绩效可观”，能“表率生徒”的学录杨日新为书院堂长。②朱子的门人刘清之、黄榦、李燔、林用中等相继在书院讲过学。当时，从学于白鹿洞书院的朱门弟子有曹彦约、曹彦纯、胡泳、吕炎、彭方、熊兆、蔡念成等二十多人。
  淳熙八年（1181）九月，朱子任浙东提举，任职时间前后不过一年，且忙于救灾，但他仍十分重视教育。次年二月，朱子奉使巡历至婺州东阳，曾至东阳郭氏石洞书院讲学，赠送所著《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③在上虞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清风峡的潘氏月林书院，与潘畤相与讲明性命之学。④在浦江县西北泉亭，因朱子讲学于此，后人建起了月泉书院；⑤在黄岩县（今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杜家村，为“晦庵先生与南湖二杜公讲学之地”，后杜氏子孙建起了樊川书院；①在奉化县（今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龙津馆，朱子曾“泊舟于此，率诸生讲学焉”，后人建龙津书院。②在朱子经履讲学之地，后人相继而建的书院还有，诸暨旧县署侧的紫阳精舍，松阳县西的明善书院，缙云县的独峰书院、美化书院、五云书院，绍兴府城卧龙山西岗的稽山书院等。③永嘉县学内有一座秦桧祠，淳熙九年（1182）八月，朱子得知此事，特移文毁之。文中怒斥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戳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
  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天不诛桧，谁其弱秦！何况，“学校实风化之源”，如此误国的权奸厕立于此，“何以为训？”④行文酣畅淋漓，一气呵成，既表明了朱子力主抗金的一贯立场，也表明朱子认为在学校教育中，应为学生树立爱国爱民的正确典范，而不是如秦桧那样祸国殃民的奸邪。
  绍熙元年（1190），朱子出知漳州。一到任即往孔庙祭拜，作《漳州谒先圣文》。整顿学校，是其重要政务之一。郡学教授张某品行不端，朱子将其开除，并训斥为之说情者：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责任不为不重，合当自行规矩。而今却容许多无行之人、争讼职事人在学，枉请官钱，都不成学校！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⑤为培养士子的廉退之节，为郡学诸生树立可以效仿的正人端士形象，朱子延请郡士黄樵、施允寿、石洪庆、李唐咨、林易简、杨士训、陈淳和徐寓八人，入郡学教授诸生，并发布《漳州延郡士入学牒》。牒文对延此八人的原因，“以州郡尊贤尚德之心有所未至，致使诸生无所薰陶涵养”作了说明；对此八人的学问和操履一一作出评价，希望凡学之子弟，从此有“良师畏友之益，庶几理义开明，德业成就”。①公务之余，亲自到府学讲学，是朱子从政以来的惯例，在漳州也不例外。王懋竑《朱子年谱》载其“时诣学校训诱诸生如南康时，其至郡斋请业问难者，接之不倦”②。清代光绪《漳州府志》记载：“（先生）尤留意于学校，……旬之二日，又领官属下州学视诸生，讲小学为正其义。六日下县学，亦如之。”这就是说，每旬逢二、六日，即每月有六天到州、县学讲学，成为朱子从教惯例。
  朱子在漳州，是其刊刻图书最多的一个时期，刻书的地点均在漳州府学（即郡斋）。刻印的图书有《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即所谓“四书”；《书》《诗》《易》和《春秋》，即所谓“四经”，以及《近思录》等。这些图书，是漳州士子接受儒学传统教育的主要教材。
  绍熙五年（1194），朱子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他在《潭州到任谢表》中就提出“学兼岳麓，修明远自于前贤”，“假之师帅之职，责以治教之功”，③表明振兴湖湘的教育事业，是朱子此行的目标之一。
  针对岳麓书院“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的状况，朱子聘请了黎贵臣、郑贡士担任书院的讲书职事。又扩大书院规模，于额外增加学生十名，以解决“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求师取友”而“无所栖泊”的困难。且按照州学的同等待遇，“日破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④又增置学田五十顷，供书院祭祀，师生教学之用。
  朱子把《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岳麓书院的学规，湖湘学子将此称为“朱子书院教条”。政事之余，则入书院与州学为诸生讲学。王懋竑《朱子年谱》载：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①据其弟子记载，朱子“在潭州时，诣学升堂，以百数签抽八斋，每斋一人，出位讲《大学》一章。讲毕，教授以下请师座讲说大义”②。某日，“先生至岳麓书院，抽签子，请两士人讲《大学》，语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谕诸生曰：‘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某自到官，甚欲与诸公相与讲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谓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说，反不如州学，又安用此赘疣！明日烦教授请职事共商量一规程，将来参定，发下两学，共讲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听其所之。……不理会学问，与蚩蚩横目之氓何异？’”③由于年久失修，岳麓书院当时已有“久浸废坠”之患。为此，朱子在湖南，还将书院修复一新。明人陈凤梧《岳麓书院序》载：“晦庵寻安抚湖南，更建爽垲，以待四方学者。规模宏阔，教条详明，一时湖南道化之盛，至比邹鲁。所谓学徒千余人，食田五十顷，载诸碑刻，不可诬也。”④始建于北宋咸平四年（1001），位于湘江西岸的湘西精舍，经北宋末刘辅之重修后，又毁于绍兴兵火。朱子在精舍旧址上予以重建，未完工而离任。当时其门人邵武饶干（字廷老）官长沙令，朱子便委托他总其责，以续成之。⑤在社会教化方面，朱子在各地从政时也极其重视，将其列为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曾制定一系列敦励风俗的条例和乡规民约，张榜公示，加以推行。
  在同安，针对此地旧习“无婚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为之”①的现象，朱子特为发布了《申严昏礼状》，予以严禁；并查阅了《政和五礼》中有关士庶婚娶仪式的条文予以公示，要求百姓遵守。
  在南康，在朱子到任即颁布的榜文中，就有推行社会教化的“敦风俗”。他指出，南康自古“民俗号称淳厚”，“在昔既有，今岂无之？患在师帅不良，不加敦劝，是致颓靡”。故他希望“管下士民乡邻父老，岁时集会，并加教戒。……使后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庶几风俗之美不愧古人”。②至于如何敦厉风俗，朱子主要着眼于挖掘南康的历史文化资源，表彰当地以忠孝节义闻名于后世的历史人物，以扭转当地百姓迷信佛教，子弟抛弃父母遁入空门的颓败民风。在《知南康牒文》中，他委命南康军学杨教授、毛司户全力负责，须逐一落实的事项有九项：寻访“康复帝室，勤劳忠顺”的晋太尉陶侃的遗迹；为“及登宰辅，优有武功”的晋太傅谢安立祠；为“隐遁高风”“忠义大节”的晋陶渊明立祠；修复以孝行闻名于世的陈朝司马暠、司马延义，唐朝熊仁赡墓地和旌表门闾；寻访白鹿洞书院遗址；旌表“嫠妇守节”的建昌义门洪氏；为曾在北宋熙宁中知南康的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立祠；修复“避世清明，高蹈物表”的西涧刘涣、刘恕父子的故居和坟墓；寻访北宋谏议大夫陈瓘的遗迹。③以上所列事项，朱子在任期内几乎全部落实办妥。除了修复白鹿洞书院、创濂溪祠，以及祀奉陶渊明、刘涣、刘恕、李公择、陈瓘的五贤祠之外，他还在修复的刘涣墓前建“壮节亭”，并为之作记（《壮节亭记》）。为唐朝孝子熊仁赡之墓作祭，撰《告熊孝子墓文》。又为重修后的陶侃庙上状申请赐额等。
  将儒家典籍通俗化，用以敦厉风俗，把孔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的思想广泛播向民间，是朱子在南康的治绩之一。他对南康穷家子弟多出家，弃父母于不顾，有悖人伦的风俗极为反感，特撰《示俗》一文，广为公示。此文专门俗解《孝经·庶人章》，原文仅五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朱子将“因地之利”解释为“依时及节耕种田土”；将“谨身”解释为“不作非违，不犯刑宪”，即不作非法违法，触犯法律的事。总评为：庶人，谓百姓也。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顺。虽是父母不存，亦须如此，方能保守父母产业，不至破坏，乃为孝顺。若父母生存不能奉养，父母亡殁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载，幽为鬼神所责，明为官法所诛，不可不深戒也。
  最后几句尤为精彩：以上《孝经·庶人章》正文五句，系先圣至圣文宣王所说。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须更念佛号佛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①朱子在此以孝道来反佛，可谓击中要害；而以《孝经》来取代佛经，要求百姓广泛诵读，这就使儒家经典不再仅仅局限于书院、官学的课堂之内，而是广泛迅速地以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向民间传播，这在儒学传播史上，可谓是一个创举！淳熙六年（1179）八月，朱子还公示了《晓谕兄弟争财产事》榜文，根据《礼经》和法律条文，严申“别籍异财之禁”，指的是父母在世，兄弟不得分家。其时，建昌、都昌两县各有一例母亲在堂，而兄弟私分财产案，朱子以此为例，向南康属下各县晓谕，严禁此类“弃违礼法、伤害风教”之事发生，劝谕百姓人人都像陈两司马、熊孝子、义门洪氏那样“务修孝弟忠信之行”。②在浙东提举任上，朱子的主要任务是救荒，而劝诫富户出钱出力也是其救荒的有力措施之一。他将此与敦厉民风结合起来，在《劝立社仓榜》中，他鼓励富户“心存恻怛，惠及乡闾，出力输财”，认为此举有助以“养成闾里睦姻任恤之风”。①在漳州知州任上，面对“政由教化未明，风俗薄恶”的现实，为敦厉民风，朱子“到郡，首颁礼教”，②采取了约民以礼，政教并举，劝谕百姓，打击邪恶等一系列措施。
  针对“民未知礼，至有居父母丧而不服衰绖者”，发布《晓谕居丧持服遵礼律事》。“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训子弟。”③针对漳州地区“魔教”④盛行，“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私为庵舍”⑤、“不昏之男无不盗人之妻，不嫁之女无不肆为淫行”⑥的恶习，朱子发布了《劝女道还俗榜》，严禁立私庵，勒令女道还俗回家。
  北宋陈襄的《劝谕文》是一篇著名的以振兴社会道德教育，美厚社会民风，复兴礼义之俗的政论短文。全篇正文仅九十六字，提出了：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敬、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昏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桑，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凌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班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
  朱子对此文极为赞赏，略加改动数字，加上原文注解，并作跋语加以“揭示”，改题为《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张榜公示，晓谕民众，希望“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劝戒”，“保内如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显著”，“当依条旌赏”；其不率教者，“依法究治”。①与此同时，朱子根据漳州民间流行的各种恶习，归纳出十条端正民风，劝民遵守的禁令，名《劝谕榜》。内容涉及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宗姻，周恤邻里，禁止奸盗、禁止赌博，不得传习“魔教”，禁止寺院男女昼夜混杂，等等，目的就是为了“美厚”社会风俗。为了扩大影响，以利传播，他还将一些“有补于风教”的图书如《家仪》《乡仪》等在漳州刻印出版。
  对朱子在漳州教化，敦厉民风的治绩，其门人陈淳有如下评价：先生在临漳，首尾仅及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骤承道德正大之化，……平日习浮屠为传经礼塔朝岳之会者，在在皆为之屏息。平日附鬼为妖，迎游于街衢而掠抄于闾巷，亦皆相视敛戢，不敢辄举。良家子女从空门者，各闭精庐，或复人道之常。四境狗盗之民，亦望风奔遁，改复生业。②朱子官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时间不长，兴教化是其治绩之一。其所颁布的《约束榜》中所列的四十八条禁令中，内容除以整词讼、戢奸吏为主之外，其中与敦厉民风有关的内容有：针对潭州军民赌博成风，公然设柜坊聚赌的恶习，他下令拆毁柜坊，并张榜公示：“禁止百姓及军人赌博，……如有前项违犯之人，……一例追断施行。”③他对名列五岳之一的衡山风景区遭到乱砍滥伐，致使“林木摧残，土石破碎”，森林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极为痛心，为此他下令晓示当地民众，一是“不得似前更行斫伐开垦”；二是开展绿化，“即令寺观各随界分，多取小木，连本栽培，以时浇灌，务令青活，庶几数年之后，山势崇深，永为福地”。④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知南康榜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0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答陈宰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076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同安县谕学者》，《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66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谕诸生》，《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67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谕诸职事》，《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68页。 ⑤〔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请徐王二生充学宾申县札子》，《朱子全书》第21册，第895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举柯翰状》，《朱子全书》第21册，第897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代同安县学职事乞立苏丞相祠堂状》，《朱子全书》第21册，第896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苏丞相祠记》，《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94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知南康榜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0—4581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又牒》，《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2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白鹿洞牒》，《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4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延和奏札七》，《朱子全书》第20册，第653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四）》，《朱子全书》第20册，第757页。 ②〔宋〕黄榦：《勉斋集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全书》第27册，第538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九《洞学榜》，《朱子全书》第25册，第4999—5000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六《黄商伯》，《朱子全书》第25册，第4958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朱子全书》第24册，第3853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九《南康军请洞学堂长帖》，《朱子全书》第25册，第4999页。 ③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15页。 ④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15页。 ⑤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22页。 ①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22页。 ②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23页。 ③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23—25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除秦桧祠移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11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六《朱子三·外任》，第2645—2646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九《漳州延郡士入学牒》，《朱子全书》第25册，第4998—4999页。 ②〔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朱子全书》第27册，第342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潭州到任谢表》，《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12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29页。 ①〔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朱子全书》第27册，第363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六《朱子三·外任》，第2654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六《朱子三·外任》，第2655页。 ④杨金鑫：《朱熹与岳麓书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⑤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8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申严昏礼状》，《朱子全书》第21册，第896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知南康榜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0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又牒》，《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1—4583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示俗》，《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4—4585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晓谕兄弟争财产事》，《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5—4586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劝立社仓榜》，《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04页。 ②〔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朱子全书》第27册，第342页。 ③〔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朱子全书》第27册，第342页。 ④此“魔教”见于朱子《劝谕榜》，通常多以为指佛教。近年有学者认为系指摩尼教，参见林振礼：《朱熹与摩尼教新探》，《宗教》2004年第3期。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传》，第12762页。 ⑥〔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劝女道还俗榜》，《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19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20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六《朱子三·外任》，第2653—2654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约束榜》，《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36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约束榜》，《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