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陈之辩”，指的是朱子与永康学派的创始人陈亮之间的一场学术论辩。
  陈亮（1143—1194），字同甫，浙江永康龙窟山人，后人称龙川先生，南宋思想家、文学家。自幼即立志恢复中原，重视治史，希望通过总结历史人物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寻求经世致用、“中兴”“恢复”的方略和经验。故其所创的学派，又被称“浙东事功学派”。
  淳熙九年（1182）一月，朱子在浙东提举任上，巡历至金华时，陈亮从永康赶来。二人相聚于武义明招堂。他们“互究所学”，旬日始别。朱子很赞赏陈亮的才华，称其“志大宇宙，勇迈终古”③，陈亮也很敬重朱子，誉之为“挺特崇深，自拔于党类之中”④。
  在浙东的面论中，朱、陈二人就时政、救荒以及儒家典籍《书经》等方面交流了各自的观点，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在对社会历史、王霸义利等问题上，则出现了分歧。由于其时朱子正处在浙江救荒的繁忙事务中，无暇就此展开讨论。故朱、陈之辩是在此后的数年中，二人通过书信往来进行学术论争而得以逐渐展开的。在《陈亮集》中有陈亮致朱子的书信八通，《朱文公文集》中则有《答陈同甫》书信十四通。从其内容来看，双方论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王霸义利”问题上。
  所谓王道，指的是以道德为本的仁政；而霸道则是指凭借实力而推行强权政治。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的著名观点。朱子继承了儒家思孟学派重内圣、讲修身的一面，认为外王必须以内圣为基础、为根本、为前提，即《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内圣功夫，治国平天下是外王功夫。其前后之序，“必自修身始，修身齐家，然后达诸天下也”①。这其中的“先后缓急之序”，朱子认为是绝对不能颠倒的。
  而陈亮则通过治史，即所谓“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来推究历代帝王的“王霸之道”。他认为：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②因此，陈亮主张变革“专谈性命”道德的儒道之弊，以富国强兵的事功来弥补儒道的不足。他说：本朝专用儒以治天下，而王道之说始一矣。然而德泽有余而事功不足，虽老成持重之士犹知病之，而富国强兵之说，于是出为时用，以济儒道之所不及。③朱子对陈亮崇事功、讲霸道的倾向极其不满，认为事功学派专务世务，全不点检身心。他批评这种倾向说：今公掀然有飞扬之心，以为治国平天下如指诸掌。不知自家一个身心都安顿未有下落，如何说功名事业？怎生治人？④朱子用孔孟的以道德为本的仁政思想为标尺衡量历史，认为三代君主行仁义之政，是王道；而汉唐君主追求利欲，是霸道。而陈亮推崇事功，企图以事功“济儒道”，这是有害于儒家之道的“王霸并用”。对朱子的批评，陈亮反驳说：使汉唐之义不足以接三代之统绪，而谓三四百年之基业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后世儒者之论也。世儒之论不破，则圣人之道无时而明，天下之乱无时而息矣。①朱子、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进入高潮，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朱子在武夷精舍讲学时期。由于受陈亮的影响，浙东吕祖俭、叶适等学者都先后附和陈亮的事功之学。朱子在《答黄直卿》中说：婺州近日一种议论愈可恶，大抵名宗吕氏而实主同父……深可忧叹。亦是伯恭有以启之。②此处所说名宗吕氏（祖谦），实主陈同甫的议论，指的就是陈亮标举的以功利为本的王霸并举的事功学说。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谱》称淳熙十一年（1184）“是岁，辨浙学”，指的就是本年朱子与陈亮、叶适、吕祖俭等浙东学者全面展开学术论辩。又引清人洪去芜《朱子年谱》云：先生还自浙东，见其士习驰鹜于外，每语学者且观《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学之误。以为舍“六经”、《论》《孟》而尊史迁，舍穷理尽性而谈世变，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为学者心术之害。力为吕祖俭、潘景愈、孙应时辈言之。③朱子认为，浙江学者此“三舍”虽集中表现在陈亮、吕祖俭等人的言论中，但与吕祖谦在世时重史的学术倾向有关。他说：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如子约，别说一般差异底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①为纠正浙东学派“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②之偏颇，朱子采用了各个击破的战术，不厌其烦地给吕祖俭、沈叔晦、潘叔昌、陈亮等一批学者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在给吕祖俭的一封信中，其观点表述得尤为明白：大抵此学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而讲于圣贤亲切之训以开明之，以为要切之务。若通古今、考世变，则亦随力所至，推广增益，以为补助耳。不当以彼为重，而反轻凝定收敛之实、少圣贤亲切之训也。若如此说，则是学问之道不在于己而在于书，不在于经而在于史。为子思、孟子则孤陋狭劣而不足观，必为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之徒，然后可以造于“高明正大、简易明白”之域也。
  夫学者既学圣人，则当以圣人之教为主。今“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具在，彼以了悟为高者，既病其障碍而以为不可读，此以记览为重者，又病其狭小而以为不足观。如是，则是圣人所以立言垂训者，徒足以误人而不足以开人，孔子不贤于尧、舜，而达磨、迁、固贤于仲尼矣，无乃悖之甚邪！③朱子认为，儒学应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通古今，考世变”的史学在此只是“补助”，即起从辅的作用；而按照浙东学者的说法，“学问之道”不在为己正心，不在儒家经典之中，而在史书之内，这就背离了“圣人之教”，脱离了儒学的轨道。朱子在此虽是对吕祖俭说的这番话，其矛头实际上仍是针对陈亮的事功之学。
  对朱子的批评，陈亮不以为然。在所撰《钱叔因墓碣铭》中，他讥讽朱子的“道德性命之学”是“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之学士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①。对陈亮的言行，朱子认为已有滑离“先圣规矩准绳之外”②的危险，故在答书中劝诫陈亮要以“醇儒之道自律”。他说：观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③陈亮对朱子的批评，尤其对指责他“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极为不满，认为“来教乃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则前后布列区区，宜其皆未见悉也”④。他说：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之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⑤陈亮认为，自己虽赞同霸道，但仍是坚持以王道为根本，霸道只是实现王道的一种手段。王道与霸道二者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如朱子等“诸儒”那样，认为三代君主行王道，汉唐君主行霸道，“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这才是真正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在陈亮看来，汉唐与三代一样，也是以王道治天下，这样的评价，才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即一个标准。
  针对朱子所提出的“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的要求，陈亮也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与“诸儒”相比，自己在“研穷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方面，“诚有愧焉”；但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①陈亮在此提出了自己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堂堂正正具有“一世智勇”的英雄豪杰，这与其开事功的倡导是一脉相承的。
  陈亮又将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归纳为“成人之道”。他给朱子的信中写道：“‘人生只是要做个人。……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②陈亮不赞成朱子“以醇儒之道自律”的劝导，实际上是认为朱子所着力提倡的内圣道德修身是片面的，从而提出“学以成人”的主张，用做“人”代替做“儒”，用具备才智勇品格的“人”来弥补具备德仁义的“儒”者。他说：后世所谓有才而无德，有智勇而无仁义者，皆出于儒者之口；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者，岂非诸儒有以引之乎！③朱子与陈亮关于“成人之道”的论辩，是朱、陈义利王霸之辩的深入探求。他们各自强调了重道德修养与重智勇才能的一面，源于他们分别主张道德主义的义理之学和主张功利主义的事功之学的不同价值观。以朱子为代表的义理之学和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之学的论争，其焦点在于，面对南宋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们在思考救国之策时，对经世济时的内容、方式和途径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义理之学并非不讲经世致用，只是他主张要治心，试图通过拯救社会人心来解决社会危机；而事功之学也并非不讲道德性命，而是更喜欢直接面对社会危机来发议论、求对策，从而将道德性命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应强调指出，朱子义理之学和陈亮事功之学的论争，仍属于儒学阵营内部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而不是什么“儒法两家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