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讲学指的是对及门弟子传道、授业、解惑，其要点侧重对儒学经典、理学思想的传授；论道则指的理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对相关的重要学术问题进行相互探讨、相互交流、相互驳难，从而取长补短，共同推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为构建其庞大、缜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朱子曾先后与湖湘学派张栻、象山学派陆九渊、永康学派陈亮等广泛地进行学术交流。
  一 朱张会讲
  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子在门人范念德、林用中陪同下，从五夫启程前往湖南潭州（治今湖南省长沙市），访问其时岳麓书院的主持者张栻，时间达两个多月。期间，与张栻就中和之义、太极、乾坤动静、察视四端等诸多学术问题开展讨论，史称“朱张会讲”。此举开了中国书院发展史上不同学派之间开展学术讨论的先河，意义重大。
  张栻是胡宏的弟子，湖湘学派胡安国的传人，其学术传承关系可上溯至二程，为二程→谢良佐→胡安国→胡宏→张栻。隆兴二年（1164）九月，张栻的父亲张浚逝世，他扶柩过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朱子登舟哭祭并送至丰城，与张栻在舟中有三日之聚。朱子对张栻有“名质甚敏，学问甚正”①的良好印象。由于师承不同，学术见解有异，故两人经常书信往来，相互研讨。
  “朱张会讲”的前一年即乾道二年（1166），朱子曾就“中和”这一问题写信给张栻请教，得到张栻的一些帮助。源自《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的“已发”“未发”问题，是一个曾经困扰过朱子的疑难问题。李侗传给朱子的，是默坐澄心，于静中体验未发。所谓体验未发，据陈来的解释是：其基本方法是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使个体的意识活动转而为一种心理的直觉状态，在这种高度沉静的修养中，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内心，成功的体验者常常会突发地获得一种与外部世界触为一体的浑然感受。……但是，未发的心理体验有极大的偶发性，它不能通过普遍的规范加以传授，必须经由个体的独自体认，……这样，这种内心体验作为道德修养的一种方式，其普遍有效性和可靠性就成为疑问。②正是因为这种内心体验具有“非笔舌能尽”③，即文字和语言均难以描述的神秘主义特点，故聪明如朱子，即便在李侗的积极引导下，也始终无法找到这种体验的感觉。
  李侗逝世后，朱子仍在苦苦思索这一问题，却不得其解。于是他转而向曾从学于胡宏的张栻请教，并连续写了四封书信表达他的观点。此即见载于《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的《与张钦夫》书三、书四，卷三十二《答张敬夫》书三、书四，被称为“中和四札”或“人自有生四书”。其中主要的观点就是“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朱子自述说：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尔。”自此不复有疑，以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后得胡氏书，有与曾（当为“僧”——编者注）吉父论未发之旨者，其论又适与余意合，用是益自信，虽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为少作失传而不之信也。然间以语人，则未见有能深领会者。①文中所述是朱子中和思想的第一次演变，学界通常称为“中和旧说”或“丙戌之悟”。事在乾道二年丙戌（1166），故有此称。其主要内容即“一日，喟然叹曰”所说的观点。他认为，人从婴幼儿到老死，虽有语默动静的区别，但心的作用从未停止，都是处于“已发”的状态。所以，“未发”不可能是指心，而是指心之体即性。他说：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夫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②因此，他反对把“已发”“未发”分为“未发之前”“未发之时”等不同阶段的观点。认为杨时所谓：“学者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验之，则中之体自见”，亦未为尽善。大抵此事浑然，无分段时节先后之可言。今著一“时”字、一“际”字，便是病痛。……向见所著《中论》有云：“未发之前，心妙乎性；既发，则性行乎心之用矣。”于此窃亦有疑。盖性无时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后隔截气象。③由于“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故“未发”“已发”只有内在的性体与外在的心用之别，而无前后时段上的区分。
  “丙戌之悟”使朱子倍感欣慰。此后不久又得胡宏《与僧吉甫书》。其观点，竟与胡宏所言“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①不谋而合，使其益发自信。
  “中和”问题是理学家心性哲学的重要范畴，探讨这一问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修身进德提供一个理论依据。而湖湘学派主张“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与他们所提倡的“先察识后涵养”的修养方法是一致的。但与李侗所教给朱子的“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②截然不同。朱子的“丙戌之悟”，一方面是其长期思索，偶然得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其受湖湘学派影响所产生。而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信函的传递，有许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不便交流，这便是促使朱子此次湖湘之行的内在动因。
  乾道三年（1167），朱子在范念德、林用中的陪同下，于九月八日抵达潭州，与张栻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讲学两月。朱子《与曹晋叔书》云：熹此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③朱子在长沙与张栻相聚两月，其主要活动有论学、讲学、游学、题词等。
  （一）论学
  这主要是指与张栻就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展开讨论，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
  1．论《中庸》之义
  明人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载：“是时范念德侍行，尝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④束景南认为，朱张之论《中庸》主要是论“性”。“湖湘派以‘性’为无对之本体，同朱熹性无不善说相异。故二人讨论‘《中庸》之义’三日夜不能合之焦点在性论而非在未发已发说上。”①确实，由于此前朱张二人的书信往来中“中和之说”已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故其争论的焦点应不在“已发”“未发”，然亦并非全然不曾涉及。朱子曾说：旧在湖南理会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践履；上是“知至”，下是“终之”，却不思今只理会个知，未审到何年月方理会“终之”也。是时觉得无安居处，常恁地忙。又理会动静，以为理是静，吾身上出来便是动，却不知未发念虑时静，应物时动；静而理感亦有动，动时理安亦有静。②这段话说明二人一是曾“理会乾坤”，二是曾“理会动静”。朱子有诗云：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③乾、坤本是《易经》的乾卦和坤卦。然此所言“乾、坤”并非论《易》，而是泛指认识宇宙哲理，故有“先知”“践履”之说，张栻喜用“太极”言性，朱子受其影响，也认为太极是未发之性，是心之本体。因其未发，故言“要眇难名论”。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亦认为：“诗所云太极，则指未发而言也。”④说明其时朱子尚停留在以太极言性的阶段，与其后来以太极言理，创太极—理的本体论尚有一段距离。而其对太极的最初认识，应该说是受张栻的启发。而张栻又得之于其师胡宏。胡宏对北宋周敦颐的评价极高，认为“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其功盖在孔孟之间”。他说：人见其书之约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人见其文之质也，而不知其义之精也；人见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长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回之学，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⑤朱子后来在整理《通书》，撰写《周子太极通书后序》中几乎原封不动地引用胡宏的这一大段话。其来源，应始于与张栻的此次交流，及其所提供的文本资料。
  “理会动静”一段，是说在岳麓之会上，二人曾就“动静”问题作过交流和探讨。当时朱子认为心是已发，是动；性即理，是静，此亦湖湘学派以未发言性，以已发言心的观点。
  2．论察识涵养
  先察识后涵养是湖湘学派所坚持的修养工夫，也是其性体心用，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理论的逻辑发展。朱张于此所论较多，对朱子的影响较大。朱子在给程允夫的一封信中说：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是自做工夫于日用间行住坐行卧处，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己物尔。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①所谓“于日用间”“方自有见处”即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先察识，然“从此操存”即后涵养。此亦朱子在《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诗中所云“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之意。3．论“仁”说此见于朱子门人郑可学录：“问：‘先生旧与南轩反覆论仁，后来毕竟合否？’曰：‘亦有一二处未合。敬夫说本出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向来往长沙，正与敬夫辨此。”’②
  （二）讲学
  朱子在长沙，曾应邀在城南、岳麓两书院讲学。此见于《岳麓志》记载：“乾道丁亥，如长沙访张南轩，讲学城南、岳麓，每语学者观《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据载，朱子在书院讲学，湖湘学子纷纷前来，盛况空前，远道而来者多骑马而至，以至有“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之美谈。
  （三）题词
  朱子是一位书法大家，此次来湖湘，留下了珍贵的手迹。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明代保留在岳麓书院尊经阁，清代道光间嵌刻于书院讲堂。《赋答南轩》诗作手迹也在书院刻碑立石。为岳麓山下二亭书额“极高明亭”“道中庸亭”等。
  （四）游学
  朱张论学两个月后，于十一月六日相约往游南岳衡山，前后为时十八日。此次衡岳之游，有学者认为“实际是他们的一次特殊的讲论学问，是在一路游山唱酬中继续对理学问题的即兴探讨”①。此次游衡岳，清人李元度《南岳志》卷十一于《朱熹传》下有记载云：“十一月，偕栻及三山林用中同游衡岳，自马迹桥登莲花峰，入方广寺，有唱和诗并序。”寥寥数字，语焉不详，详情可参阅张栻《南轩集》卷十五《南岳唱酬序》，以及《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南岳游山后记》。
  朱张同游南岳之时，正值寒冬大雪纷飞之际，然而他们游兴丝毫不减，一路赋诗唱和，与林用中三人共赋诗一百四十九首，编为《南岳唱酬集》。从中所录诗篇来看，南岳之游既是朱张论学的一次继续深入的探讨，也可视为朱子湖湘之行的一次总结。如张栻《诗送元晦尊兄》有句云：遗经得紬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②是说二人在对儒家经典的一些相关学术问题的讨论中取得了进展和共识，达到了“超然会太极”，即对太极之理达到了更深层次的把握和认识，犹如解牛的庖丁，眼底已无全牛。而朱子在答诗中则说：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
  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
  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
  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
  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
  ……①诗中对此次会讲所涉及“乾坤动静”“太极”“察识涵养”等内容作了一次反思和总结。具体含义，上文已多所涉及，兹不赘述。
  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朱子告别张栻，与林用中、范念德东归，十二月二十日抵达五夫。三人一路“讲学问辨”，闲暇感物抒情，作诗二百多首，集为《东归乱稿》。朱子有序云：自与敬夫别，遂偕伯崇、择之东来，道途次舍、舆马杖屦之间，专以讲论问辨为事，盖已不暇于为诗。而间隙之时，感事触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②朱张会讲随着湖湘之行的结束而圆满结束，但朱子与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论学并未结束。随着朱子以后不久对“中和旧说”产生怀疑，到“中和新说”的诞生，朱张之间又开启了一场新的论辩。而其形式，由于空间的限制，则是以书信交往的方式进行的。
  “中和新说”因诞生于乾道五年己丑（1169）春，故又称“己丑之悟”，朱子自述云：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虽吾之所默识，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纷纠而难明也，听之如此其冥迷而难喻也，意者乾坤易简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门人高弟子之手，亦不应一切谬误，以至于此。然则予之所自信者，其无乃反自误乎？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情性之本然，圣贤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③朱子的“自疑”，是对“中和旧说”的怀疑和否定，实际上也是对湖湘学派心性学说的怀疑和否定，故朱子在“中和新说”确立后，“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此论者”①。此即见载于《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的《已发未发说》、卷六十四的《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以及卷三十二的《答张敬夫》书十八（“诸说例蒙印可”）。对朱子的“中和新说”，张栻复信表示赞同，“深以为然，其余则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②。
  朱子的“中和新说”，越过胡宏直接从《二程文集》和《遗书》中寻找理论根据，否定了“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的旧说，而代之以心有已发和未发两种状态，思虑未萌时心为未发，思虑萌发时心为已发。他说：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此则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③在修养功夫上，他也否定了湖湘学派所主张的“先察识，后涵养”之说，而代之以“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他说：故程子之答苏季明，反复论辨，极于详密，而卒之不过以敬为言。
  又曰：“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盖为此也。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阙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④由于“中和旧说”所主的“先察识，后涵养”是在“察识端倪”处下手，是在“已发”之时用功，故在“未发”阶段“阙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中和新说”确立后，修养方法的修正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朱子越过胡宏、李侗乃至杨时，直接从程颐那里取得“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作为其主敬致知、修养心性的“学问大旨”，使其成为“中和新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不久，朱子又将此进一步明确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简称“居敬穷理”，并成为此后历代儒家学者修养心性和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原则。
  二 鹅湖论辩
  南宋乾道末年，象山学派崛起于江西。其创始人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象山，抚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历官靖安县主簿、崇安县主簿、国子正、荆门知军等职。
  在学术上，陆九渊把儒家思孟学派的思想和佛教禅宗的某些思想糅合在一起，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心学观点，与朱子的理学观点明显不合。朱子根据他早年沉溺佛老的教训，担心陆九渊的学说会贻误后生。他说：
  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竞相祖习，恐误后生。恨不识之，不得深扣其说，因献此疑也。然想其说方行，亦未必肯听此老生常谈，徒切忧叹而已。①朱子的这个愿望为挚友吕祖谦所知。吕正好是陆九渊报考进士时的主考官之一，且有拔识之恩；而在学术上，他对陆氏“心学”的观点也不赞同，故也有让朱、陆相会，以纠陆学之偏的意图。故在吕祖谦的召集下，就有了淳熙二年（1175）五月的“鹅湖之会”。
  本年四月一日，吕祖谦偕潘叔昌从婺州（治今浙江省金华市）来到五夫与朱子相会。朱子与弟子陪同吕、潘二人游览了刘氏庄园、报本庵、密庵等名胜，参观了朱子创建的五夫社仓。①四月二十四日，朱、吕又共赴建阳寒泉精舍，在此编纂理学入门书《近思录》十四卷，由朱子作跋。此为我国第一部哲学文章选集。
  四月中旬，朱、吕共赴武夷山游玩，于二十一日在六曲响声岩刻石纪游。文曰：“何叔京、朱仲晦、连嵩卿、蔡季通、徐文臣、吕伯共、潘叔昌、范伯崇、张元善，淳熙乙未五月廿一日。”徐文臣，旧《武夷山志》、《崇安县志》均作“徐宋臣”，据黄胜科实地查验为“徐文臣”。②题刻中九人，实际上就是朱、吕一方共赴鹅湖之会的主要成员。吕、潘二人之外，其余七人，为朱子及其门人。
  约在五月末，朱、吕一行越过分水关，抵达江西铅山县鹅湖寺，与陆九渊等相会。陆方与会人员有其兄陆九龄，及门人朱桴、朱泰卿、邹斌、傅一飞等。江西当地士人临川守赵景明，其兄赵景昭，信州守詹仪之、清江刘清之、宜黄刘迂等参加了此会。③据《陆九渊集》记载，在赴会之前，陆氏兄弟曾有一番论辩和预演，以求兄弟意见的统一。陆九龄对九渊说：“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于是，兄弟俩自行议论致辩，至晚方罢。次日早，九渊请九龄说，九龄说：“某无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极是，方得一诗。”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意思是：首联说人之知道爱人，这是自古圣人流传下来的；颔联说建房必须先打好基础，没听说过没有地基能够建成高楼大厦；颈联是说，留意传注、着意精微反而会阻塞人的本心；末联表达与朱子友朋切磋、琢磨的愉快之情。陆九渊评价此诗写得很好，只是第二句“微有未安”。在赴鹅湖途中，陆九渊得和诗一首：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①在诗中，陆九渊把自己的心学要旨称为“易简工夫”，而把朱子的为学主张称为“支离事业”。“易简”二字，出自《易传》之《系辞上传》：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陆九渊在《与曾宅之》②书中将这段文字全文抄入，以此表明其为学之方，并以此指导学生。如他对门人高应朝说：《易》赞乾坤之简易，曰：“易知易从，有亲有功，可久可大。”然则学无二事，无二道，根本苟立，保养不替，自然日新。所谓可久可大者，不出简易而已。③陆九渊认为道德修养应以心为本，发明本心，使其不为物欲所蔽，言行也就自然合乎义理，而不必埋头书斋，读书穷理。所以，他把朱子教人要格物穷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循序渐进”，而后“豁然贯通”的为学之方称为“支离”。他奉劝朱子，要抛开传注章句之学，而把精力集中到发明“本心”上。
  朱、陆、吕各方人士在鹅湖寺聚集后，朱、陆就展开了辩论，先由陆九龄诵其所作之诗，才念到第四句，朱子对吕祖谦说：“子寿早已上了子静的船了。”接着，由陆九渊吟诵其途中所作之诗。当读到“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时，朱子“失色”，听完最后两句则“大不怿”。于是暂告休会。
  据陆九渊自述，第二天，双方先后就学术上的“数十折议论”进行论辩，“伯恭甚有虚心相听之意，意为元晦所尼”①。可见，鹅湖之会探讨的问题颇多，但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即以何种方法完成个人伦理道德修养。据陆氏门人朱泰卿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
  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②对陆九渊所标榜的易简工夫，朱子认为是对《易传》的误读。他认为：陆子静答贤书，说个“易简”字，却说错了。“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说过了！乾之体健而不息，行而不难，故易；坤则顺其理而不为，故简。不是容易苟简也。③鹅湖之会，渠作诗云：“易简工夫终久大。”彼所谓易简者，苟简容易尔，全看得不子细。“乾以易知”者，乾是至健之物，至健者，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顺之物，顺理而为，无所不能，故曰简。此言造化之理。至于“可久则贤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则贤人之业”，可大者，富有而无疆。易简有几多事在，岂容易苟简之云乎！④朱子认为，易简是乾坤造化之理，而并非为学之道。陆九渊标榜“易简工夫”，将乾坤易简作为为学的根据，在理论上就牵强附会，在为学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鹅湖之会前后大约为时一周，六月八日各方辞别归乡。朱子《答王子合》云：“前月末送伯恭至鹅湖，陆子寿兄弟来会。讲论之间，深觉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归也。”⑤从其论辩结果而言，朱、陆双方均坚持自己的立场，其最初所希望“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①的目的虽并未达到，但在学术史上，为不同学派之间平等地开展论争树立了典范。
  二陆兄弟中，陆九龄与陆九渊在学术上本来就有分歧，故有鹅湖之会前夜兄弟二人统一思想的一幕。鹅湖之会后，经冷静地反思，陆九龄感觉自己在学术有“偏见之说”，逐渐转向朱子的观点，其起因，与其向朱子请教丧礼有关。淳熙四年（1177），二陆母亲去世，他们对丧祭礼仪不了解，于是向朱子请教，朱子作书予以解说。在函件来往中，陆九龄体察到先前所主张的不读书、废讲学而专悟本心的主张有偏差，于是“乃伏其谬，而有‘他日负荆’之语”②。
  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子赴南康（治今江西省庐山市）途中，陆九龄访朱子于铅山观音寺，二人就为学功夫问题继续讨论。朱子作诗追和二陆的鹅湖诗云：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函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③观音寺之会，陆九龄对朱子论学功夫尚有所疑。《陆九渊年谱》：“某春末会元晦于铅山，语三日，然皆未能无疑。”到本年冬十月陆九龄访吕祖谦时，其疑始涣然冰释。吕祖谦《与朱侍讲元晦》云：陆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着实看书讲论，心平气下，相识中甚难得也。④朱子后来在祭陆九龄文中称，与陆九龄“道合志同”“极论无猜”“降心从善”，①说的就是鹅湖之会的三年之后，其学术观点已转到朱子的阵营之中。
  在陆九龄转向的同时，陆九渊的学术观点亦有所让步，也开始教人“读书讲论”，“自觉其前说之误矣。但不肯翻然说破今是昨非之意”②。三朱陈之辩“朱陈之辩”，指的是朱子与永康学派的创始人陈亮之间的一场学术论辩。
  陈亮（1143—1194），字同甫，浙江永康龙窟山人，后人称龙川先生，南宋思想家、文学家。自幼即立志恢复中原，重视治史，希望通过总结历史人物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寻求经世致用、“中兴”“恢复”的方略和经验。故其所创的学派，又被称“浙东事功学派”。
  淳熙九年（1182）一月，朱子在浙东提举任上，巡历至金华时，陈亮从永康赶来。二人相聚于武义明招堂。他们“互究所学”，旬日始别。朱子很赞赏陈亮的才华，称其“志大宇宙，勇迈终古”③，陈亮也很敬重朱子，誉之为“挺特崇深，自拔于党类之中”④。
  在浙东的面论中，朱、陈二人就时政、救荒以及儒家典籍《书经》等方面交流了各自的观点，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在对社会历史、王霸义利等问题上，则出现了分歧。由于其时朱子正处在浙江救荒的繁忙事务中，无暇就此展开讨论。故朱、陈之辩是在此后的数年中，二人通过书信往来进行学术论争而得以逐渐展开的。在《陈亮集》中有陈亮致朱子的书信八通，《朱文公文集》中则有《答陈同甫》书信十四通。从其内容来看，双方论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王霸义利”问题上。
  所谓王道，指的是以道德为本的仁政；而霸道则是指凭借实力而推行强权政治。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的著名观点。朱子继承了儒家思孟学派重内圣、讲修身的一面，认为外王必须以内圣为基础、为根本、为前提，即《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内圣功夫，治国平天下是外王功夫。其前后之序，“必自修身始，修身齐家，然后达诸天下也”①。这其中的“先后缓急之序”，朱子认为是绝对不能颠倒的。
  而陈亮则通过治史，即所谓“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来推究历代帝王的“王霸之道”。他认为：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②因此，陈亮主张变革“专谈性命”道德的儒道之弊，以富国强兵的事功来弥补儒道的不足。他说：本朝专用儒以治天下，而王道之说始一矣。然而德泽有余而事功不足，虽老成持重之士犹知病之，而富国强兵之说，于是出为时用，以济儒道之所不及。③朱子对陈亮崇事功、讲霸道的倾向极其不满，认为事功学派专务世务，全不点检身心。他批评这种倾向说：今公掀然有飞扬之心，以为治国平天下如指诸掌。不知自家一个身心都安顿未有下落，如何说功名事业？怎生治人？④朱子用孔孟的以道德为本的仁政思想为标尺衡量历史，认为三代君主行仁义之政，是王道；而汉唐君主追求利欲，是霸道。而陈亮推崇事功，企图以事功“济儒道”，这是有害于儒家之道的“王霸并用”。对朱子的批评，陈亮反驳说：使汉唐之义不足以接三代之统绪，而谓三四百年之基业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后世儒者之论也。世儒之论不破，则圣人之道无时而明，天下之乱无时而息矣。①朱子、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进入高潮，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朱子在武夷精舍讲学时期。由于受陈亮的影响，浙东吕祖俭、叶适等学者都先后附和陈亮的事功之学。朱子在《答黄直卿》中说：婺州近日一种议论愈可恶，大抵名宗吕氏而实主同父……深可忧叹。亦是伯恭有以启之。②此处所说名宗吕氏（祖谦），实主陈同甫的议论，指的就是陈亮标举的以功利为本的王霸并举的事功学说。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谱》称淳熙十一年（1184）“是岁，辨浙学”，指的就是本年朱子与陈亮、叶适、吕祖俭等浙东学者全面展开学术论辩。又引清人洪去芜《朱子年谱》云：先生还自浙东，见其士习驰鹜于外，每语学者且观《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学之误。以为舍“六经”、《论》《孟》而尊史迁，舍穷理尽性而谈世变，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为学者心术之害。力为吕祖俭、潘景愈、孙应时辈言之。③朱子认为，浙江学者此“三舍”虽集中表现在陈亮、吕祖俭等人的言论中，但与吕祖谦在世时重史的学术倾向有关。他说：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如子约，别说一般差异底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①为纠正浙东学派“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②之偏颇，朱子采用了各个击破的战术，不厌其烦地给吕祖俭、沈叔晦、潘叔昌、陈亮等一批学者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在给吕祖俭的一封信中，其观点表述得尤为明白：大抵此学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而讲于圣贤亲切之训以开明之，以为要切之务。若通古今、考世变，则亦随力所至，推广增益，以为补助耳。不当以彼为重，而反轻凝定收敛之实、少圣贤亲切之训也。若如此说，则是学问之道不在于己而在于书，不在于经而在于史。为子思、孟子则孤陋狭劣而不足观，必为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之徒，然后可以造于“高明正大、简易明白”之域也。
  夫学者既学圣人，则当以圣人之教为主。今“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具在，彼以了悟为高者，既病其障碍而以为不可读，此以记览为重者，又病其狭小而以为不足观。如是，则是圣人所以立言垂训者，徒足以误人而不足以开人，孔子不贤于尧、舜，而达磨、迁、固贤于仲尼矣，无乃悖之甚邪！③朱子认为，儒学应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通古今，考世变”的史学在此只是“补助”，即起从辅的作用；而按照浙东学者的说法，“学问之道”不在为己正心，不在儒家经典之中，而在史书之内，这就背离了“圣人之教”，脱离了儒学的轨道。朱子在此虽是对吕祖俭说的这番话，其矛头实际上仍是针对陈亮的事功之学。
  对朱子的批评，陈亮不以为然。在所撰《钱叔因墓碣铭》中，他讥讽朱子的“道德性命之学”是“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之学士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①。对陈亮的言行，朱子认为已有滑离“先圣规矩准绳之外”②的危险，故在答书中劝诫陈亮要以“醇儒之道自律”。他说：观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③陈亮对朱子的批评，尤其对指责他“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极为不满，认为“来教乃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则前后布列区区，宜其皆未见悉也”④。他说：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之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⑤陈亮认为，自己虽赞同霸道，但仍是坚持以王道为根本，霸道只是实现王道的一种手段。王道与霸道二者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如朱子等“诸儒”那样，认为三代君主行王道，汉唐君主行霸道，“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这才是真正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在陈亮看来，汉唐与三代一样，也是以王道治天下，这样的评价，才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即一个标准。
  针对朱子所提出的“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的要求，陈亮也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与“诸儒”相比，自己在“研穷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方面，“诚有愧焉”；但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①陈亮在此提出了自己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堂堂正正具有“一世智勇”的英雄豪杰，这与其开事功的倡导是一脉相承的。
  陈亮又将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归纳为“成人之道”。他给朱子的信中写道：“‘人生只是要做个人。……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②陈亮不赞成朱子“以醇儒之道自律”的劝导，实际上是认为朱子所着力提倡的内圣道德修身是片面的，从而提出“学以成人”的主张，用做“人”代替做“儒”，用具备才智勇品格的“人”来弥补具备德仁义的“儒”者。他说：后世所谓有才而无德，有智勇而无仁义者，皆出于儒者之口；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者，岂非诸儒有以引之乎！③朱子与陈亮关于“成人之道”的论辩，是朱、陈义利王霸之辩的深入探求。他们各自强调了重道德修养与重智勇才能的一面，源于他们分别主张道德主义的义理之学和主张功利主义的事功之学的不同价值观。以朱子为代表的义理之学和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之学的论争，其焦点在于，面对南宋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们在思考救国之策时，对经世济时的内容、方式和途径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义理之学并非不讲经世致用，只是他主张要治心，试图通过拯救社会人心来解决社会危机；而事功之学也并非不讲道德性命，而是更喜欢直接面对社会危机来发议论、求对策，从而将道德性命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应强调指出，朱子义理之学和陈亮事功之学的论争，仍属于儒学阵营内部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而不是什么“儒法两家的斗争”。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五《答罗参议》，《朱子全书》第25册，第4746页。 ②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58—160页。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第952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中和旧说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4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朱子全书》第24册，第1393—1394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与张钦夫》，《朱子全书》第24册，第1316—1317页。 ①〔宋〕胡宏：《与僧吉甫书三首》，《胡宏集》，吴仁华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5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02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与曹晋叔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089页。 ④〔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朱子全书》第27册，第201页。 ①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374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8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其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387页。 ④〔清〕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卷一，《朱子全书》第27册，第429页。 ⑤〔宋〕胡宏：《周子通书序》，《胡宏集》，第161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71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胡氏门人·张敬夫》，第2606页。 ①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②〔宋〕张栻：《南轩先生文集》卷一《诗送元晦尊兄》，《朱子全书外编》第4册，第16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其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387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东归乱稿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27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中和旧说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5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中和旧说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5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中和旧说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5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30-3131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31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朱子全书》第22册，第2191页。 ①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525-526页。②黄胜科：《朱熹与武夷山摩崖石刻》，《朱子研究》2004年第二、三期合刊。③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530页。 ①〔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7-428页。 ②〔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一《与曾宅之》，第4页。 ③〔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五《与高应朝》，第64页。 ①〔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第428页。 ②〔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第491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四《陆氏》，第2972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六《大学三·传五章释格物致知》，第324页。 ⑤〔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九《答王子合》，《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46页。 ①〔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第491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叶味道》，《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81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鹅湖寺和陆子寿》，《朱子全书》第20册，第365页。 ④〔宋〕吕祖谦：《东莱集·别集》卷八《与朱侍讲元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祭陆子寿教授文》，《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78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93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96页。 ④〔宋〕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十八《壬寅答朱元晦秘书》，邓广铭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3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通书》，第2402页。 ②〔宋〕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第8页。 ③〔宋〕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卷十五《问皇帝王霸之道》，第172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朱子十三·训门人四》，第2801页。 ①〔宋〕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卷二《问答上》，第34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一《答黄直卿》，《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53页。 ③〔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三，《朱子全书》第27册，第292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答刘子澄》，《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46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答沈叔晦》，《朱子全书》第22册，第2529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朱子全书》第22册，第2196页。 ①〔宋〕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卷三十六《钱叔因墓碣铭》，第483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95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80—1581页。 ④〔宋〕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十八《又甲辰秋书》，第340页。 ⑤〔宋〕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十八《又甲辰秋书》，第340页。 ①〔宋〕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十八《又甲辰秋书》，第339—340页。②〔宋〕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十八《又乙巳春书一》，第346页。③〔宋〕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十八《又甲辰秋书》，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