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武夷精舍是朱子创建的第三所书院，在今武夷山景区五曲隐屏峰下。淳熙九年（1182）七月，朱子在浙东提举任上弹劾唐仲友受挫，次年正月奉祠而归武夷，建此书院，四月落成，此即朱子所言“经始于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暨望堂成，而始来居之”①。
  朱子《行视武夷精舍作》诗夹注自述书院建造始末云：武夷溪凡九曲，多急流乱石。此第五曲，水特深阔平缓，绿漪可爱。……峰下小山重复，中有平地数十丈，乔木长藤，茂林修竹交相蔽隐。旧无人迹，乾道己丑，予舟过而乐之。及今始能卜筑，以酬曩志。……方经始时，予以病不能来。至是送别山西，始自新村买舟以来，视所缚屋三间，制度殊草草。然背负大隐屏，面直溪南大山，左有魏王上升峰，右有钟模、三教等石，极为雄胜。②由此可知，在朱子之前，精舍故址还是“旧无人迹”的“蔽隐”之处，乾道五年（1169）朱子舟行过此，已有卜筑之意。十三年后，此愿方得以实现。然其规模，不过是草屋三间而已，故可在两三个月之内完工。
  精舍营建之时，其友人赵汝愚正官福建安抚使，故命崇安县令、县丞以官帑相助营建，但被朱子婉言谢绝。朱子说：适闻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使檄有所营造，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斋舍，不当恩烦官司。不唯在熹私义有所不安，加以踪迹孤危，动辄得谤，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题目，彼等所日夜窥伺而不可得者。侍郎见念之悉，岂当以此祸饷之乎？春间在彼，亦有朋友数人欲为营葺，已定要束矣。……官司为之，于义既不可，于事亦不便。盖其一则必有骚扰，其二则不能如法，万一为之，自此熹更不敢入精舍矣。③由上文可知，赵汝愚之外，当时还有几位友人欲岀资营造，也被朱子谢绝。文中所言“日夜窥伺”的“彼等”，指的是唐仲友姻戚，时任宰相的王淮、吏部尚书郑丙等，当时正在朝中掀起一股反“道学”逆流。朱子不愿因此而授人以柄，更不愿因此而连累朋友。
  对精舍的创建始末，朱子的友人，曾先后担任过建安知县和建宁知府的韩元吉有《武夷精舍记》，述此甚详：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后圃。暇则游焉，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词哦而歌之，潇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中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
  淳熙十年，元晦既辞使节于江东，遂赋祠官之禄，则又曰：“吾今营其地，果尽有山中之乐矣。”盖其游益数，而于其溪之五折负大石屏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除草茅，仅得数亩。面势幽清，奇石佳木，拱揖映带，若阴相而遗我者。使弟子辈具畚镭，集瓦木，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①朱子自撰《武夷精舍杂咏并序》描述了精舍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结合现存遗址来看，精舍面溪背山，占地约三亩。其原始格局大致为：隐屏峰下，两麓相拥之中，有居屋三间，名为“仁智堂”；堂左有“隐求室”，为朱子居室；右有“止宿寮”，奉迎亲友之用。山麓之外累石为门，称“石门坞”，坞内为生徒群居之所，称“观善斋二另有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等建筑。书院建成之时，四方学友士人云集，著名诗家词家陆游、辛弃疾、杨万里、袁枢等均有诗以记之。
  精舍建成，南方各省的学子纷纷负笈前来从学。朱子为门人宿所“观善斋”题诗云：负笈何方来？今朝此同席。
  日用无余功，相看俱努力。②其从学门人之盛，据朱子挚友、诗人陆游为朱子门人方仕繇撰写的墓志铭中，有“朱公之徒数百千人”①的说法。朱子本人则说“四方士友来者亦甚众”②。从淳熙十年到绍熙元年（1183—1190）朱子赴漳州任前的八年中，他主要在此聚徒讲学和从事学术活动。
  朱子在武夷精舍讲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师生自建校舍，开“勤工俭学”之先河“勤工俭学”本为现代用语，古代并无此说。然观武夷精舍之创建过程，由于朱子拒绝了官、私各方朋友的襄助，而仅以微薄的祠禄自营，故其资金明显不足。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朱子“躬画其处，即自己设计。“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此乃根据地形地势的不同特点，设计建造适合的建筑物。又率及门弟子“诛除草茅”，得地数亩，“具畚锸，集瓦木，相率成之”。从清理地基，筹集工具和建筑材料，到最后建房搭屋，均由门生弟子挥洒汗水，自力更生来完成的。朱子对此虽有“视所缚屋三间，制度殊草草”的遗憾，然纵观中国古代教育史，由师生自创校舍，朱子可谓第一人，实开“勤工俭学”之先河。
  2.沿用《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子在淳熙七年（1180）任南康（治今江西省庐山市）知军，兴复白鹿洞书院时所制定。朱子在总结前人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一学规，内容涉及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③《白鹿洞书院揭示》体现了书院教学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又明确了为学之序和修身、处事、接物之要，既表达了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要求，又揭示了办学的一般规律。故在武夷精舍教学中，朱子仍将其作为精舍诸生从学的规则。
  3.指导学生承担部分研究课题指导学生承担部分研究课题，是朱子在书院讲学中一贯坚持使用的教学方法之一。如在此前的寒泉精舍讲学中，所撰《资治通鉴纲目》，其中部分内容，即交由蔡元定、李伯谏、詹体仁等分工完成。
  在武夷精舍，朱子又将此方法继续推行至其教学实践中。如门人黄榦，曾协助朱子从事一些课题研究。朱子在淳熙十一年（1184）春正月写给刘子澄的一封信中说：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尽觉精密。且令写出净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①“旧书”指的是《小学》初稿。此书最早由朱子列出大纲，交其门人刘清之（字子澄）编出初稿。在给刘子澄的另一封信中，朱子说：《小学》书曾为整顿否？幸早为之，寻便见寄，幸幸。昨来奉报，只欲如此间所编者。今细思之，不若来教规模之善。但今所编皆法制之语，若欲更添“嘉言”“善行”两类，即两类之中自须各兼取经史子集之言，其说乃备。但须约取，勿令太泛乃佳。如管仲“畏威如疾”之语，心每爱之。文章尤不可泛，如《离骚》忠洁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经一篇已自多了。此须更仔细决择。②文中对刘子澄所编《小学》初稿提岀了较为详细的修改意见，其抉择、取舍的标准贯穿着朱子的理学思想、教育思想。朱子又将此书稿交给黄榦，并同其“商量”，这就通过编纂教材这一环节提高其从学门人的研究和判断能力。
  又如《易学启蒙》一书，成书于淳熙十三年（1186）三月，是朱子为纠正当时学者受现行《周易》文本的影响，而产生“缘文生义，穿凿破碎”之弊而撰。此书之写作，由门人蔡元定协助完成。《朱文公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中讨论此书的修改之事甚详。束景南先生认为：朱熹撰写《易学启蒙》，得蔡元定之说有二：一为《图》十《书》九，一为奇三偶二，朱熹于《启蒙》中均以“蔡元定曰”明标。《续集》卷三《答蔡伯静》书一亦云：“《启蒙》已为看毕……但注中尊丈（蔡元定）两句不甚分明……或于《启蒙》上卷之末添数句云：卷内蔡氏说：“为奇者三，为偶者二。盖凡初揲，左手余一、余二、余三皆奇，余四为偶；至再揲、三揲，则余三者亦为偶。故曰奇三偶二也。”如何?①说明朱子的《易学启蒙》一书，吸收了蔡元定的某些观点和部分研究成果。
  4.优游林泉，寓教化于游乐之中朱子对旅游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②他认为，游乐，是通过“玩物”来锻炼自己的情操，大自然中蕴涵着深刻的道理，故游玩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有益补充。通过登山临水，接触各类事物，来体察天下万物之理，即所谓“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故旅游既是其寓教化于游乐之中的教学方法，也是他提倡的“格物致知”的途径之一。朱子友人韩元吉在《武夷精舍记》中，将朱子率弟子优游武夷林泉之下，与孔子率弟子登泰山之巅相提并论，揭示古代教育家“志于道”与“游于艺”二者之间的关系。文曰：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学行其乡，善其徒，非若畸人隐士，遁藏山谷，服气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汉以来，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谓“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其步与趋，莫不有则。至于登泰山之巅而诵言于舞雩之下，未尝不游，胸中盖自有地。而一时弟子鼓瑟铿然，“春服既成”之咏，乃独为圣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岂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识之，试以告夫来学者，相与酬酢于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视幔亭之风，抑以为何如也?③由于武夷精舍坐落在集武夷山水之精华的五曲大隐屏下，为朱子在讲学之余朝夕游焉，以博义理之趣，提供了绝好的条件。武夷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均成为朱子率门人出游的观赏目标。
  淳熙十年（1183）,武夷精舍建成不久，朱子即率门人吴楫等赴一曲武夷山冲佑观岁寒轩讲学。朱子《次公济精舍韵》《奉同公济诸兄自精舍来集冲佑之岁寒轩因邀诸羽客同饮公济有诗赠守元章师因次其韵》，即作于此次讲学之时。
  淳熙十一年（1184）仲春，朱子与门人游九曲溪，写下了著名的《武夷棹歌》十首。其通俗而又典雅的风格，回环往复的旋律，以及浓郁的武夷民歌特色，吸引了由宋至清数十位诗家为之唱和。朱子的《武夷棹歌》也因九曲船工的代代传唱而经久不衰，至今家喻户晓。
  在武夷精舍讲学之时，朱子还率门人对武夷“船棺”“虹桥板”进行实地考察。他对武夷山向来众说纷纭的武夷君的来历进行推断，认为“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即其君长，盖亦避世之士，生为众所臣服，没而传以为仙也”①。推断武夷君乃远古时期的部落酋长，并驳斥了两岸“船棺之属”系仙人葬处为“诡妄不经，不足考信”的无稽之谈。此说对引导门人科学地分析、认识武夷远古的历史和传说，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在武夷精舍讲学期间，朱子还率门人弟子走出武夷山，到福州、莆田、泉州等地。通过对学者的互访，扩大了本学派的影响。如淳熙十年（1183）十月至泉州，与友人泉州名士陈知柔游当地名胜莲华峰、九日山等，留有诗作。十一月到莆田访陈俊卿。陈俊卿之子陈实、陈守、陈宓，孙陈址，都在此时从学于朱子。淳熙十四年（1187）,又与门人王遇、陈孔硕、潘柄、黄子方等同游鼓山。今鼓山涌泉寺后山仍存此次纪游的摩崖石刻。题刻原文：淳熙丁未，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源，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僧端友。
  朱子出访各地，使武夷精舍讲学影响扩大，不仅在出访途中即吸引了一批门人弟子拜师门下，而且还有许多各地的门人闻风赴武夷山。其中如莆田名儒林光朝的从子林成季，莆田方壬、郑可学，邵武吴寿昌、吴浩父子，长溪杨楫，惠安张巽，浦城杨道夫，仙游傅诚，闽县郑昭先，光泽李方子、李闳祖、李相祖、李壮祖兄弟等数十名弟子，均在此前后赴武夷精舍从学。
  5.刊刻图书、发布学术成果朱子在五夫家居和建阳寒泉、云谷讲学时期，就有过刊刻图书的经历。如在五夫家居时期，他于乾道五年（1169）五月，刻印由他所编订的《太极通书》；在寒泉、云谷，则于乾道年间（1665—1173）刻印《二程遗书》《二程文集》《论孟精义》和《上蔡语录》；于淳熙元年（1174）至淳熙八年（1181）刻印了《八朝名臣言行录》《弟子职》《大学》《中庸》《近思录》和《古今家祭礼》等。
  武夷精舍讲学时期，朱子继续发扬书院刻书的传统，将其编著以及友人的著作刊行于世。如淳熙十一年（1184），将友人吕祖谦遗作《大事记》刊刻出版。同年，编纂亡友张栻的《南轩集》四十卷，并为之刊版印行。淳熙十三年（1186），朱子《易学启蒙》成书，由其门人蔡渊刊刻于建阳。淳熙十三年（1186）成书的《诗集传》二十卷，次年由蔡元定刊刻于建阳后山，版本学上称为“后山本”。淳熙十四年（1187）编成《小学》六卷，仍由蔡元定刊行于建阳，封面题“武夷精舍小学之书二①这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使用封面的图书。淳熙末绍熙初（约1188-1190），朱子自编《晦庵先生文集》十一卷，《后集》十八卷，刊刻于建阳。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武夷精舍杂咏并序》，《朱子全书》第20册，第521-522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行视武夷精舍作》，《朱子全书》第20册，第520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七《与赵帅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185页。 ①〔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卷十一《福建路·建宁府》，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90-191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武夷精舍杂咏·观善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23页。 ①〔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六《方伯谟墓志铭》，《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42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武夷精舍杂咏并序》，《朱子全书》第20册，第522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86-3587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答刘子澄》，《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42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答刘子澄》，《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40页。 ①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839页。 ②〔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四《述而》，《四书章句集注》，第94页。 ③〔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卷十一《福建路·建宁府》，第191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武夷图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80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二《答蔡季通》，《朱子全书》第25册，第47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