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的教育理论，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认为“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十五岁以后“皆入大学”。①结合朱子本人的求学经历看，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 家学
  朱子的父亲朱松，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官员和学者。宣和五年（1123）,在任政和县尉时，就在县内建星溪和云根两所书院，以教育县民子弟。在学术上，朱松师从杨时的高弟浦城萧瓠和延平罗从彦，并与李侗、胡宪、刘子翚、刘勉之、范如圭等结为好友。对其父的学术渊源和评价，朱子称：“得浦城萧公顗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②朱子幼承庭训，得家学之传。曾自述云：“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③说明朱子在尚未入学前，已从其父处熟知了《左传》。又云：“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①“为己之学”，指的就是诚意正心，笃实践履的孔孟儒学。由此可知，家学乃朱子得儒学思想启蒙的源头。
  从朱子早年求学的实际情况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朱子五岁至十岁的幼年时期，主要是入学跟从塾师，其间也不时地得到其父的悉心指导。第二阶段是十一岁至十四岁童年时期，主要是受学于家庭。
  （一）第一阶段
  宋建炎二年（1128）三月，朱松调南剑州尤溪县尉，七月到任。次年五月因反对和议被降职，假馆于邑人郑安道之义斋。八月，权监泉州石井镇，十一月，有消息说有北兵从江西入邵武，因眷属仍在尤溪，于是从石井归，携家还政和。建炎四年（1130）夏，有龚仪叛兵由浙入闽，破邻县松溪隘，掠建州，攻南剑州，于是朱松从政和买舟携眷下尤溪，仍假馆于郑氏义斋。本年九月十五日，朱子在此出生。②绍兴四年（1134）,朱松携家从泉州石井回到尤溪。时朱子五岁，由于颖悟早慧，异于常儿，其父将其送入小学读书。朱松《与内弟程复亨书》云：“媳妇生男名五二，今五岁，上学矣。”③下又注云：“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此云‘五二’，盖以行称耳。”朱松有《送五二郎读书诗》即作于本年。诗云：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篋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䮬羁宁似犬，龙化本由鱼。鼎荐缘中实，钟鸣应体虚。洞洞春天发，悠悠百日除。
  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①朱子幼年读书之所，当地人认为，就在其寓所，即朱松友人郑安道故宅内。此地既是朱松家人馆寓之地，“亦是朱熹幼年读书的地方”②，后人为纪念朱氏父子，在此建南溪书院以祭祀之。
  朱子的童蒙塾师史志缺载，已佚其名。其教材则有《孝经》等。黄榦《朱文公行状》载：“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通之。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③真德秀《西山读书记》亦载：“先生幼有异禀，五岁入小学，始诵《孝经》，即了其大意，书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④朱子幼年时就对自然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并努力加以思考。黄榦《朱文公行状》云：“幼颖悟庄重，能言。韦斋指示曰：‘此天也。’问曰：‘天之上何物？'韦斋异之。”⑤朱子后来曾自述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⑥此时，朱子阅读的教材还有“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学经典。朱子自述云：“某自丱读‘四书’，甚辛苦。”“某向卯角读《论》《孟》，自后欲一本文字高似《论》《孟》者，竟无之。”⑦绍兴四年（1134）九月，朱子祖母程氏卒。朱松于本年携家离尤溪而寓居政和，⑧葬母于政和县将溪山铁炉岭，为之守丧。朱子因之得以在政和星溪书院、云根书院和松溪湛庐书院读书。
  绍兴七年（1137）,朱松守孝期满，移家建安城南环溪精舍。这年，朱子八岁。曾与群儿在河滩嬉游，朱子“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①。故建瓯历史上曾有画卦亭和画卦洲等名胜古迹。
  本年六月，朱松入都。将朱子母子寄居其师浦城萧顗家。八月，朱松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次年（1138）三月，朱子随母来到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朱松延请名师杨由义教子读书，授以管仲《弟子职》、司马光《温公杂仪》等。②在临安侍父期间，朱子耳闻目睹了许多终生难忘的事件。诸如见到了著名的理学家尹焞（号和靖），得其《论语解》抄录并勤读之；胡铨上疏反对和议，乞斩秦桧；其父朱松与馆臣同僚上书反对议和；绍兴和议成为定局之后，其父因此而扼腕长叹，等等，这些都对年幼的朱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临安，朱子继续苦读“四书”，并慨然奋发有成圣成贤之志。在读到《孟子》“奕秋”时，决心为学要像奕秋那样下苦功夫。朱子后来曾自述云：“孟子所谓奕秋，只是争这些子……某八九岁时读《孟子》到此，未尝不慨然奋发，以为为学须如此做工夫!”③又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④绍兴十年（1140）三月，朱松因反对和议而遭秦桧迫害，被贬离京，出任饶州（治今江西省鄱阳县）知州，朱松愤而不赴，请祠并返回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由于奉祠家居，朱松得以有较多的时间来指导朱子的学业。这一年，朱子十一岁。从此时开始，直到十四岁其父病逝，为朱子童年从学的第二阶段。王懋竑《朱子年谱》将此称为“受学于家庭”。
  （二）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朱子阅读的课本有《大学》《中庸》、二程《论语》说等。他说：“熹年十三四时，受其说（即二程先生《论语》说——编者注）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①“予幼获承父师之训，从事于此二十余年，材资不敏，未能有得。”②以上是朱子对其幼承父教的自述，虽仅只言片语，但从中已经可以了解他在这一时期求学的大致情况，以及认真反复阅读，勤奋学习的精神。其门人黄榦对此有一综合的描述，略云：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③这一时期，朱松还结合宋金前线的战事，不时地对朱子进行爱国教育。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人撕毁和约，大举南侵。六月，抗金名将刘锜在顺昌大败金兵。当时，朱松父子正在建阳崇雒其妹夫丘萧家小住。丘家屋后有小山丘名“登高”，故称“登高丘氏”，今存《邱氏族谱》。今人多以为此登高是建阳城内登高山，误。捷报传来，朱松为之振奋不已，为朱子手书苏轼的《昆阳赋》，以汉光武帝刘秀取得昆阳大捷和中兴汉室的业绩来以古喻今，以此来激发少年朱子的爱国热情。朱松《书昆阳赋后》云：为儿甥读《光武纪》，至昆阳之战，熹问：何以能若是？为道梗概，欣然领解，故书苏子瞻《昆阳赋》畀之。④朱子《跋韦斋书昆阳赋》则云：绍兴庚申，熹年十一岁，先君罢官行朝，来寓建阳登高丘氏之居。
  暇日，手书此赋以授熹，为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慨然久之。⑤朱子此文写于庆元四年（1198），距韦斋手书之时已过五十九年，这说明此事对朱子影响之深远。
  二师从武夷三先生对朱子生平影响最深，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武夷三先生和延平李侗。若用一句话来分别概括他们对朱子的影响，则武夷三先生是朱子除家学渊源之外，走上理学道路最早的引路人，也是朱子一度迷失儒学本体，误入禅途的始作俑者。而延平李侗先生则是助其拨乱反正，弃禅归儒，进而援佛入儒，最终成为理学集大成者的良师。
  绍兴十三年（1143）三月，朱松不幸病逝于建安环溪精舍。临逝世前，朱松写信给五夫刘子羽，以家事相托。并命朱子前往五夫，从学于武夷三先生，即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和屏山刘子翚。
  刘子羽（1097—1146）,字彦修，抗金名将。因反对议和而于绍兴十二年（1142）罢归。五夫刘氏，乃当地著名的望族。与建阳麻沙刘氏、建阳崇泰里马伏刘氏并称“建州三刘，均为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唐乾宁三年（896）其祖刘翱、刘翔、刘豳兄弟由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入闽。翱居麻沙，号西族北派；豳居马伏，号西族南派；翔居五夫，号东族。①到刘子羽时，仍不失为世代官宦，簪缨世族。后来朱子在五夫为刘氏撰写的对联是“八闽上郡先贤地，千古忠良左相家”“两汉帝王胄，三刘文献家”。②朱松临终托孤，命朱子母子投奔刘子羽，看中的就是刘家在当地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而刘子羽与朱松关系密切，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的主战派官员，又同受秦桧的迫害而先后罢官，早已惺惺相惜，故也愿意帮助朱家母子。朱子《少傅刘公神道碑》记此事云：“熹之先人晚从公（指刘子羽——编者注）游，疾病，寓书以家事为寄，公恻然怜之，收教熹如子侄。故熹自幼得拜公左右。”①刘子羽不负亡友之重托，在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里屏山之下、潭溪之滨为朱家母子建造新屋五间，家用器具完备，供朱家母子使用，使朱子自此得以安心地从学于武夷三先生。这几间房屋，朱子后来将其命名为“紫阳楼”，后人或将其称为“朱子故宅二明人戴铣说：崇安县朱子故宅：在内五夫里潭溪之上，屏山之对。初，韦斋疾革，以家事属少傅刘子羽。韦斋殁，少傅为筑室里旁，朱子奉母夫人居焉。后扁其厅事曰“紫阳书堂”，以新安有紫阳山，识乡关常在目也。寝堂曰“韦斋”，皆以父意命名；别室曰“晦堂”，曰“敬斋”，曰“义斋”。②戴铣所录，原本于朱子《名堂室记》一文，大体是正确的，然亦有小异。朱子此文略云：紫阳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学于郡学，因往游而乐之。既来闽中，思之独不置，故尝以“紫阳书堂”者刻其印章。……将没，始命其孤熹来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厅事。……又取（即韦斋二字——编者注）而揭之于寝，以自鞭策。……晦堂者，燕居之所也。……堂旁两夹室，暇日默坐、读书其间，名其左曰“敬斋”，右曰“义斋”……③由朱子此文可知，“韦斋”“晦堂”均为日常生活起居之所，“敬斋”“义斋”则是书房。
  在五夫，朱子在生活上仰仗的是刘子羽的悉心安排和多方照顾，而在学业上，则是遵其亡父遗嘱受教于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宪三位先生。其从学的主要地点是在五夫刘氏家塾六经堂，即后来被称为“屏山书院”的地方。
  刘氏家塾坐落于五夫里屏山之下。绍兴二年（1132）八月，刘子翚辞去兴化军（治今福建省莆田市区）通判之职，以右宣教郎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在此奉祠家居期间，他将祖上留传，在当地远近闻名的刘氏家塾加以扩修，延请友人刘勉之、胡宪等知名学者为塾师，广招弟子。刘家子弟之外，远近异姓的俊秀子弟也来者不拒。因此，刘氏家塾在当时就是一所无书院之名而有书院之实的私办学校。绍兴十三年（1143）,年方十四岁的朱子就在此从学于武夷三先生。其时，与其同时从学的还有魏掞之、黄铢、欧阳光祖、刘琪、刘玶等。
  刘子翚（1101—1147）,刘子羽之弟。长于《易》学，是著名学者、研治《春秋》学的大家胡安国的高弟。少年朱子在刘氏家塾六经堂中，受到了比较全面和正规的教育，除了学习经史、时文和诗赋之外，也学习二程、张载等北宋理学家的著作。刘子翚《示六经堂学者》，对从学诸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汝心之休，处此如游。汝心之流，处此如囚。此堂何有？维经与史。隐索周施，于兹备矣。诵书琅琅，其神乃扬。杂虑横心，圣言则忘。讲书默默，精义乃得。借聪于人，终焉必惑。视彼迅晷，若弗云来。今汝不勉，则何有哉？时习之说，反身之乐。瞻忽茫茫，匪伊情度。①绍兴十五年（1145）,朱子十六岁时，刘子翚为朱子取字“元晦气刘师自述表名之义为“朱氏子熹，幼而腾异。交朋尚焉，请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义。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②。其意为枝繁叶茂的大树生机盎然，是因为其有扎实的根基，默默地吸收一切有益的养料；而要做一个内心世界丰富，具有广博学识和涵养的人，就要刻苦地学习和积累，不断地充实自身。自此之后，“元晦”一字，成为朱子日后常用的表字。中年以后，朱子以为“元为乾，四德之长，愧不足以称是，遂易曰仲晦”③，为了表示谦虚，把代表元、亨、利、贞四德之长和万物之始的“元”字改为“仲”字，称“仲晦”。后又由“字”扩展至“号”，自号晦庵，晚号晦翁。
  绍兴十七年（1147）十二月，刘子翚病卒。临终之前，向朱子传授了“《易》为入德之门，而“不远复”三字符又为修身之要的重要学术观点。朱子在《屏山先生刘公墓表》中记云：熹时以童子侍疾，一日，请问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闻道，官莆田时，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闻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而心悦之，以为道在是矣。比归，读吾书而有契焉，然后知吾道之大，其体用之全乃如此，抑吾于《易》得入德之门焉。所谓“不远复”者，则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坠。于是尝作《复斋铭》《圣传论》，以见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为言之，汝尚勉哉。”熹顿首受教。居两日，而先生没。①在《易经》中，复卦为上经第二十四卦。其初九为“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对此，北宋理学家程颐的解释是：“惟失之不远而复，则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②，“不远而复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学问之道无他也，惟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③。而刘子翚则认为：易固多术，或尚其辞，或尚其变，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尽其本，则用自应。何谓本？复是已。尝窃为之说曰：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卦，《易》之门户也。入室者必自户始，学《易》者必自复始，得是者，其惟颜子乎！不远而复称为庶几，盖本夫子尝以复礼为仁之说告之矣。颜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极，一已既克，天下归仁，复之之功至矣。④在如上引文中，程颐只是把复卦视为修身的方法之一，刘子翚则不仅将其作为修身的方法，而且提而升之，将其视为《易》学的根本，而其核心则是“复性”，此复性即孔子所提倡而由颜子所身体力行的“克己复礼二故刘子翚又进一步指出：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卦，《易》之门户也。入室者当自户始，学《易》者当自复始。克己复礼，颜子之复也。……是知复之一义，为闻道之要言，进德之捷径。①刘子翚的“不远复”三字符，以及《易》为入德之门的思想，对当时年仅十八岁的青年朱子产生了较大影响，他“顿首受教”，并将此三字符作为修身之要而牢记于心。且在朱子后来探究《易经》本原精微之意，综合象数和义理两派思想时，成为其吸收的合理因素之一。
  在学术思想上，对朱子影响最大的是刘子翚的“道统心传说”。
  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论述儒学道统传承的，是唐代的大儒韩愈。他在《原道》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是儒家传统。这个传统是尧开其端，后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王、武王和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子，孔子则传孟子。孟子死后，此道统中断，不得其传。韩愈此论，史称“道统说”。而刘子翚在此说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并有进一步的发展。他的《圣传论》，是一篇以儒学融合佛、老之学，而论述理学道统心传的独具特色的著述。他在韩愈从尧到孟子的九代传承中，在孔子与孟子之间增入颜子、曾子和子思，认为是十二圣贤道统相传。他反对韩愈所说孟子之后道统不传的说法，提出了“密契圣心，如相授受”的“心传”之说，并且认为《书经》中“惟精惟一”乃是道统心传之“密旨”。
  刘子翚的“道统心传说”几乎全盘为朱子所接受，并发展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朱子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①在朱子后来创建的书院中，所推行的崇祀先圣先贤活动，祀奉的对象从孔、孟、颜、曾，一直到二程，实际上也是此道统论的立体展示。
  在武夷三先生中，刘勉之对朱子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刘勉之（1091-1149）,人称白水先生。因赴诏聘用，不合而归，朱子尊称其为“刘聘君气曾先后师承于刘安世、杨时和谯定。在学业上，他是朱子的启蒙老师之一；绍兴十八年（1148）,又将女儿嫁给朱子，二人又从原先的“抚教如子侄”的关系一变而为更为亲密的翁婿关系。
  北宋理学家张载的《西铭》，是一篇被程颐誉为“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的著名论文。朱子后来曾撰《西铭解义》一书阐发这一思想。而最早将此书传授给朱子的老师，就是刘勉之。朱子说：“横渠《西铭》实外舅草堂刘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笔二十字。造字祝辞，病翁刘先生所作。”②《四书章句集注》是朱子穷毕生精力撰著的一部理学经典之作。其中《论语集注》中采录刘勉之的三条材料，分别见于《雍也》《述而》和《乡党》三篇中。考刘勉之对《论语》并无专著，故其材料来源，必为朱子早年在屏山书堂从学之时所记录的部分内容。这三条材料分别是：1.原文：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注文：刘聘君曰：”‘有仁’之仁当作人”，今从之。③2.原文：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注文：刘聘君见元城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五十，，作“卒气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④3.原文：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注文：刘聘君曰：“嗅，当作臭，古阒反。张两翅也。见《尔雅》。”①三条材料，前两条为文字辨正，后一条为文字训诂，均为对初学者课堂传授的内容。这些内容也是朱子早期求学时所得，故印象深刻，在编纂《论语集注》时，特为录入。且在其后数十年的反复修改中，所引刘勉之之说始终予以保留，体现了他对启蒙恩师的一份深情。
  除了五夫刘氏家塾之外，朱子还曾从刘勉之问学于建阳萧屯草堂。黄榦《曾氏乐斯庵记》开篇即云：“建阳县之东北有山曰竹原，草堂刘先生之隐居，晦庵朱先生执经问道之所也。”②按，刘勉之本刘氏建阳西族南派刘豳九世孙，先居崇安五夫白水。此地有白水草堂，“乱后故山室庐荒顿，乃即建阳近郊萧屯别墅，结为草堂”③。朱子因此得以从学于此。刘子翚也不时前来访友。刘子翚有诗云：晓色阴晴久未分，乱山何处是萧屯？荒荒日转渔樵路，霭霭烟生桑柘村。
  胜地逢春聊驻马，主人好客为开樽。
  平生梦想归田乐，正喜吾侪得践言。④《谢致中瓜》有“顾我小诗偏发市，年年博得萧屯瓜”⑤之句。其地，据清代道光《建阳县志•古迹志》推测，“即今下考亭及璞石地方”，距考亭书院约数里。
  在武夷三先生中，朱子从师时间最长的是胡宪，前后近二十年。胡宪（1085-1162）,字原仲，号籍溪,少从学于胡安国。朱子师从胡宪，其教学地点除五夫刘氏家塾外，还有籍溪文定书堂，此书堂原为胡安国故居，后由胡宪重建。明代嘉靖《建宁府志》载：“胡安国宅，在从籍里胡坊，旧名籍溪。安国尝以朝廷所赐金令从子原仲（即胡宪——编者注）因旧基重建，后人称为‘文定书堂’。”①实际上，在朱子从学之时，此宅即已名文定书堂。朱子记云：“籍溪厅上大榜曰：‘文定书堂。’籍溪旧开药店，‘胡居士熟药正铺’并诸药牌，犹存。”②朱子对其评价是“胡籍溪人物好，沉静谨严，只是讲学不透，，③。可能正是为了解决“讲学不透”的缺憾，胡宪也想了一些方法来弥补。其中方法之一，据朱子自述，就是“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④。
  作为湖湘学派的传人，胡宪承续了胡安国的家学渊源，以《论语》为入道之要。故其传授给朱子的，便是带有明显的胡氏家学特点的《论语》学，并由此成为朱子沟通湖湘学派的桥梁。朱子曾自述云：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后得谢显道《论语》，甚喜，乃熟读。⑤熹少时妄意为学，即赖先生（指谢良佐——编者注）之言以发其趣。⑥谢良佐，字显道，号上蔡，程门四先生之一。胡安国曾从其学，录有所授《论语》学的《谢子雅言》一书。胡宪曾将此家传秘本传授给朱子，此即朱子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所编《谢上蔡语录》的底本之一，亦即朱子在《谢上蔡语录后序》中所言：最后得胡文定公家写本二篇于公从子籍溪先生（题曰《谢子雅言》）。凡书四篇，以相参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记文定公问答，皆他书所无有，而提纲挈领，指示学者，用力处亦卓然，非他书所及。⑦朱子所编《谢上蔡语录》，从选择底本、校勘和内容的删定，都得到胡宪的帮助和指导，最后由胡宪作跋而刊行于世。
  胡宪本人也对《论语》学有较深的研究，曾著有专著《论语会义》一书，辑录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数十家《论语》之说。此书对朱子早年产生了较大影响，将其视为学习《论语》的入门书。他认为“胡丈《会义》初本”“二先生说《论语》处皆在其中矣。大抵只看二先生及其门人数家之说足矣”①。但同时他也对此书博而庞杂的缺点不甚满意，认为该书“杂说甚多，皆未须看，徒乱人耳”②。朱子在隆兴元年（1163）编纂的《论语要义》一书，就是以胡宪的《论语会义》为蓝本编辑而成的。此二书也是后来朱子辑纂《论语集注》的材料来源之一。
  朱子所师从的武夷三先生，都信奉禅学，这对青年朱子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至一度曾师事崇安五夫的高僧道谦，进而“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③。其起因，缘于绍兴十四年（1144）某日，在刘子整住所见到了道谦禅师。朱子自述说：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④武夷三先生中，刘子翚信奉天童正觉派禅宗；刘勉之、胡宪则信奉径山宗杲派禅宗。朱子随刘勉之至建阳萧屯草堂从学，此地竹原山有竹原庵，与道谦同岀宗杲门下的宗元禅师即为此庵住持。故此庵与道谦主持的五夫密庵一样，成了武夷三先生与道谦、宗元的谈禅悟道之所，也是朱子出入佛老的重要场所。据朱子《祭开善道谦禅师文》，朱子的佛学思想，最终师承于道谦。且在绍兴十六年（1146）,为“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朱子曾到五夫密庵三次向道谦学禅。该文有“丙寅之秋，师来拱辰。……往还之间，见师者三。见必款留，朝夕咨参”①诸语，可证。
  朱子此时的出入佛老，为其日后援佛入儒，即以佛教思想的长处来改造儒学思想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道谦禅学通过朱子的儒学化而融入宋明理学，成为朱子理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此乃后话，就当时年方十七八岁的朱子来说，其当务之急则是驱末返本，弃禅归儒，而此举则与其师延平李侗密切相关。
  三师从延平李侗李侗（1093—1163）,字愿中，号延平，南剑州剑浦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师从著名理学家罗从彦，与朱松为同门学友。朱子《延平先生李公行状》云：“熹先君子吏部府君亦从罗公问学，与先生为同门友，雅敬重焉。尝与沙县邓迪天启语及先生，邓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为知言，亟称道之。”②朱子童年侍父之侧时，曾见过李侗，有过“丱角趋拜”③的经历。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子赴同安（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主簿任，途经剑浦，特地拜见李侗先生。与之谈治学心得，从中透露岀来的浓厚禅学思想引起李侗的关注，并为之纠正。对此，当时朱子并不以为然。其自述云：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指禅学——编者注）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④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①某旧日理会道理，亦有此病。后来李先生说，令去圣经中求义。某后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始信前日诸人之误也。②由上文可知，朱子此次初见李侗，李侗一方面严厉批评朱子沉迷于禅学的“不是”一方面指明了纠正其失的方法，即“只教看圣贤言语”“去圣经中求义”，即要求朱子要认真阅读儒家经典，不能再沉迷禅道之中。虽然朱子当时不以为然，但在同安任上他遵照李侗传授的方法，将禅学暂搁置在一边，开始认真阅读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等，不想竟然大有收获。其自述云：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③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④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⑤在同安任上，经过一年多的读经、反思和求索，朱子终悟释氏之非而重归儒学，时约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朱子二十六岁。⑥绍兴二十七年（1157）在同安离任候代之时，朱子写信给李侗问学。六月二十六日，李侗有答书，嘱其“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更望勉之”⑦。此即朱子后来所编《延平答问》所录第一通书札。
  绍兴二十八年（1158）春正月，朱子回到五夫。同月，徒步至延平拜见李侗，“尽弃所学而师事焉”①，正式拜李侗为师。②夜则借宿于西林院，时间长达近三月。明代嘉靖《延平府志》载：“西林（院），在府城东南，五代梁时建。宋朱文公谒李延平受学，尝寓于此。”③据今人考证，此寺故址位于今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中山公园附近。④此次从学，朱子向李侗请教了对《论语•里仁》中所提出的忠恕一贯思想应如何理解的问题。朱子说：“熹顷至延平，见李愿中丈，问以‘一贯’‘忠恕’之说。”⑤并作《题西林院壁》诗二首，其一云：触目风光不易裁，此间何似舞零台。
  病躯若得长无事，春服成时岁一来。⑥诗中以孔子与其弟子在舞零台吟咏歌舞、游学讲论来比喻自己在西林院从学于李侗的喜悦之情。虽然此后朱子无法做到如诗中所表达的那样每岁一来，但仍曾多次前来问学。据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谱》所载，朱子此后又于绍兴三十年（1160）冬，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前后两次至西林院问学于李侗，时间均长达数月。
  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初见李侗，到隆兴元年（1163）李侗逝世为止的十年中，朱子或往延平面学，或书信往来请益。在李侗的教育引导下，朱子不仅与禅学划清了界限，实现了以儒学为本的回归，而且在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上，也有重要收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太极是至理之原在理学史上，北宋周敦颐首次从宇宙论的角度论述人生社会道德心性，所撰《太极图说》对本原于道教的《太极图》进行了儒家哲学的改造和阐释。他认为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提出了“无极而太极”为最高本体的宇宙生成论。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自问世以来，一直遭到世人的冷遇，二程、游、杨等均对其忽视不提。唯有李侗，对此有独到见解。他回答朱子之问说：先生曰：“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①李侗用二程的理解释周子的太极，认为太极是“理之源”，贯穿于天地万物和社会人生中。此说已将周敦颐的宇宙生成论，向宇宙本体论转化，此说对朱子的影响巨大。乾道四年（1168）,朱子撰《太极图说解》，以其理本论的思想进一步改造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和道教宇宙图式理论，使之成为其构建的理学体系中宇宙生成论、万物生化论的根源。而此举之萌芽，即源于李侗早年“太极是理之源”的传授。
  2.理一分殊思想李侗传授理一分殊的思想给朱子，最早仍源于助其明儒佛之辨。朱子孙婿赵师夏在《延平答问跋》中引用朱子自述之语说：文公先生尝谓师夏曰：“余之始学，亦务为徿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则始知其不我欺矣。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②李侗所说的“异端”，指的是佛教。他之所以要用程门“理一分殊”之说来区分儒、释之异，是针对朱子此时以“天下之理一而已”来调和儒释的错误。
  李侗还特别留心引导朱子于“日用间著实理会”理一分殊。此亦见朱子的自述：某旧见李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李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著实作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①这种“在日用间著实作工夫”，指的是要在日用践履上下功夫，于“分殊”中体认“理一气李侗这一思想，朱子后来在传授给自己的门人时表述得更为透彻和明白：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圣人千言万语教人，学者终身从事，只是理会这个。要得事事物物，头头件件，各知其所当然，而得其所当然，只此便是理一矣。②从“事事物物，头头项项”即“分殊”中理会得各自的“一理，方能把握“本贯”于其中的“理一”，此说与朱子后来形成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达“豁然贯通”的“格物致知”认识论和“格物穷理”的方法论一脉相承。其理论来源，则是李侗所传授的理一分殊。
  3.静中体验未发静中体验未发之“中”，是龟山道南学派杨时开创的默识中道的存养功夫。杨时说：“《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③而这种方法的体验，不是笔墨和语言所能表达的，必须“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④。在杨门众多弟子中，罗从彦是杨时此说的忠实实践者和传播者，曾入罗浮山静坐，体验未发气象，后将此说传授给李侗。故朱子描述李侗的治学功夫是：讲诵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盖天下之理，无不由是而出……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①源自杨时、罗从彦的静中体验功夫，被李侗概括为“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传授给朱子；朱子将此称为是“龟山门下相传指诀”②。清人黄宗羲则将此视为“明道（指程颍——编者注）以来下及延平（指李侗——编者注）一条血路也”③。但朱子并没有朝着这条“血路”继续前行，而是仅对师传的“指诀”作了一般性的了解后，在此拐了一个弯，从程颐那里借得一个“敬”字，取代了师传的“静”字，提出了读书穷理，居敬持志的知行并重的修养方法。此举被陈来先生称为是“一改道南传统主静、内向和体验的色彩，使得道南在南宋发生了理性主义的转向，……而李、朱授受之际，正是理解这一转向的原初契机”④。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72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06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春秋》，《朱子全书》第24册，第3890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适》，《朱子全书》第21册，第1700页。 ②〔宋〕朱松：《韦斋集·韦斋公年谱》，《朱子全书外编》第3册，第235页。 ③〔明〕戴说：《朱子实纪年谱》卷一，《朱子全书》第27册，第18页。 ①〔宋〕朱松：《韦斋集》卷四《送五二郎读书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95页。 ③〔宋〕黄榦：《勉斋集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全书》第27册，第534页。 ④〔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卷三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宋〕黄榦：《勉斋集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全书》第27册，第534页。 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太极图》，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77页。 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1页。 ⑧诸家年谱均缺考，此从束景南之说。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①〔宋〕黄榦：《勉斋集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全书》第27册，第534页。 ②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48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朱子十八·训门人九》，第2921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1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论语要义目录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13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论语训蒙口义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15页。 ③〔宋〕黄榦：《勉斋集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全书》第27册，第559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八《跋韦斋书昆阳赋》，《朱子全书》第25册，第4794页。 ⑤〔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八《跋韦斋书昆阳赋》，《朱子全书》第25册，第4794页。 ①《刘氏忠贤传》卷一《开国公翱传》，清光绪庚辰（1880）印本《麻沙刘氏族谱》附刊本。参见方彦寿：《建阳刘氏刻书考》（上），《文献》1988年第2期。 ②《刘氏忠贤传》卷九《祠院崇祀•扁联祝文》，版本同上。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八《少傅刘公神道碑》，《朱子全书》第24册,第4106页。 ②〔明〕戴说：《朱子实纪》卷七《庙宅》，明正德八年（1513）刻本。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名堂室记》，《朱子全书》第24册，第3730-3731页。 ①〔宋〕刘子翚：《屏山集》卷六《示六经堂学者》，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刘子翚：《屏山集》卷六《字朱熹祝词》，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二元》，沈锡麟、冯惠民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9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屏山先生刘公墓表》，《朱子全书》第24册，第4169页。 ②〔宋〕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二，〔宋〕程颗、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19页。 ③〔宋〕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二，《二程集》，第820页。 ④〔宋〕刘子翚：《屏山集》卷一《颜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刘子翚：《屏山集》卷六《跋浩然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书先吏部韦斋记铭并刘范二公帖后》，《朱子全书》第24册，第3969页。 ③〔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三《雍也》，《四书章句集注》，第91页。 ④〔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四《述而》，《四书章句集注》，第97页。 ①〔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五《乡党》，《四书章句集注》，第122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八《曾氏乐斯庵记》，宋集珍本丛刊本。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聘士刘公先生墓表》，《朱子全书》第24册，第4192页。 ④〔宋〕刘子翚：《屏山集》卷十八《萧屯访致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宋〕刘子翚：《屏山集》卷十九《谢致中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嘉靖《建宁府志》卷二十《古迹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程子门人•胡康侯》，第2582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程子门人·胡康侯》，第2581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程子门人•胡康侯》，第2582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朱子十二-训门人三》，第2783页。 ⑥〔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朱子全书》第24册，第3793页。 ⑦〔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谢上蔡语录后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09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魏元履》，《朱子全书》第22册，第1765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魏元履》，《朱子全书》第22册，第1765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适》，《朱子全书》第21册，第1700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20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20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7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20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20页。 ⑤〔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295页。 ⑥此从钱穆说。见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749页。 ⑦〔宋〕朱熹：《延平答问》，《朱子全书》第13册，第309页。 ①〔宋〕赵师夏：《宋嘉定姑孰刻本延平答问跋》，《朱子全书》第13册，第354页。 ②此从陈来说。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③嘉靖《延平府志》卷四《古迹》，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④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第31页。 ⑤〔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与范直阁》，《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05页。 ⑥〔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题西林院壁二首（其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286页。 ①〔宋〕朱熹：《延平答问》，《朱子全书》第13册，第329页。 ②〔宋〕赵师夏：《宋嘉定姑孰刻本延平答问跋》，《朱子全书》第13册，第354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程子门人•杨中立》，第2568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七《论语九-里仁篇下》，第677-678页。 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2页。 ④〔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第952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状》，《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18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02页。 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第1277页。 ④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