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十八大以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神州大地掀起阵阵热潮，其磅礴力量激励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此际，《朱子文化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出版，正当其时。岀版社编辑来函，嘱我为《大典》作序。
  一翻阅着这一部凝结着海内外朱子学研究者和出版者心血的书稿，我感慨不已。写序过程，如同经历了一场精神洗涤。深切感悟到朱子文化在中华文化丰厚积淀中的宝贵价值，及其对于人类的卓越贡献，从而增添推进朱子文化传承发展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大典》岀版，有助于朱子文化研究归于正道。编辑函告“本书在策划、组稿时，邀请众多朱子文化研究的学者根据近十几年来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编写，以努力将本书打造成近十几年来第一部系统的朱子文化研究的综合性著作，并兼具学术性、史料性和普及性”。出版单位嘱我谈谈“对朱子文化的复兴及传承的感悟”。
  一部著作的岀版，证实了其自身价值，也表明该价值固有的发展空间，我为《大典》出版备感欣喜，完全赞同编者的意境，相信《大典》将有一个“灿然”的亮相。
  灿然兮，光彩矣！思想史上与朱子理学的承前启后有着密切关系的两位硕儒，都曾有过这般表达。汉代董仲舒曰“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明代王守仁曰“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传习录》卷上）。品先哲之言，真觉得是对《大典》的开示。
  二朱子理学是朱子文化的内核。
  系统性和逻辑思维，是研究朱子理学的两大看点。
  《大典》对朱子理学的系统阐述，其实正是朱子本人极度重视构建理学体系的折射。
  《四书章句集注》展示了理学体系的缜密。又有《玉山讲义》，乃理学体系的浓缩，此是朱子晚年从京都辞官返乡途经江西玉山时在当地授学的讲稿。《玉山讲义》简述了“性即理”“仁包四性”“仁体义用”“性一气殊”“存理灭欲”“尊德性、道问学”等六大问题。这是朱子大半生研习理学的心得总结，给人们探究理学体系提供了入门钥匙。读一读《玉山讲义》，也可开阔人们纵览朱子文化的视野。
  朱子理学与孔子思想，同属大众哲学。哲学讲逻辑思维，旨在剖析事物的因果关系，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推动着社会在矛盾的互变转圜中昂然前行。《大典》兼顾“普及性”，更需要逻辑思维的贯通。
  从逻辑推理看中华文明，应当返观历史。观社会现象，评历史人物，“要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才能克服各种偏见和曲解。应当把握本质。看先哲的言行，重在弘扬积极方面，从其主流主干，不纠缠于枝节。摈弃那些对捕风捉影的绯闻轶事的死抠。应当明确目的。要以史为鉴，用之当下，面对未来。其现实意义在于，悟觉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研习朱子及其学说亦当如此。
  《大典》对朱子理学的内涵本质，已有详细的阐论。但仍需要对其中诸多的内在关系加以梳理和沉思。如朱子与孔子、理学与儒学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朱子理学为“后孔子主义”，已说得明白；学者高令印亦有“无孔子便无朱子，无朱子也无孔子”之说，体现了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唯实和辩证。又如，朱子与书院的关系。学者邓洪波提岀“理学、书院一体化”，不仅论断精准，而且揭示了政治与教育、思想家与教育家的融汇必然。再如，朱子生平与理学构建的关系。这可启迪后人，只有了解圣哲生活的时代背景，方可弄清其思想发端和历史作用。还有，朱子言之“三纲”与“五常”的关系。其倡明“三纲”重在“整肃朝纲”，“纲”是权威与表率的统一，以及“五常”是“三纲”的前提与约束，人们可从中感悟朱子把“正君心”作为一生中头等大事的缘由。如此等等，《大典》宛如一座逻辑思维的“宝库，等待学界和读者深入发掘。
  三《大典》的最大看点，是朱子的理论贡献。
  朱子承“濂洛关闽”之学，揭示儒宗“义理”；其《四书章句集注》集理学大成，造就了“新儒学”，在思想文化上对晚宋至元明清的中国社会走向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此是《大典》的要义。
  朱子理学的感召力和意义何在？或说其较之先儒有何区别与提升？一是阐发精髓。去芜存菁，从先儒“五经”的《礼记》中取《大学》《中庸》，加《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朱子认为“四书”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以毕生精力编著《四书章句集注》，并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了序定。读《大学》，把握“三纲领、八条目”，统揽人的德行；读《论语》，领会“仁”的涵义；读《孟子》，增进“民本”和“仁义”的自觉；读《中庸》，择善持节，使人性复归本原。朱子最为推举《大学》，首推“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儒家做人的基本态度及其入世担当的理想追求。“八条目”前五条（格致诚正修）讲涵养自身，指践行理想追求的基本条件和功夫途径；后三条（齐治平）讲服务社会，指实现“天下大同”的方向使命和目标结果。“三纲领”是理想信仰，是旗帜，儒家所有论说都是“三纲领”的发挥。“集注”和“序定”的创举，“义理”的全新解释，使理学系统成型、放射活力，以道德至高的力量激发了全社会的移风易俗和进取向上。二是包容学说。注“四书”，守儒学正统，融百家之说；汇集北宋理学开宗各派的探索成就，亦采纳佛教“心”说和道教“太极”，引入对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思考，使儒学得以丰富，也易为大众接受。朱子理学以孔孟为主体，开学说“大包容”先河，将中国社会数百年来主流文化与宗教的和谐以及外来宗教的中国化进行糅合，铸就了一个向心型的中华文化共同体。
  三是回应现实。朱子疾呼“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环境是南宋初动乱与屈辱交织，民心渴望振兴旧邦、抗侵雪耻和重整伦理、政治清明。此“天理”即“五常”，“人欲”即贪婪，“灭”指克制、遏制。他说：“欲是情发出来底，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人心如水，性本善；情如水的平顺流淌，在善的范畴；若如流水卷起波澜则将导致破堤决口，而人的“情”一旦形成“波澜”则会越轨成“欲”，由此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招来灾难。朱子主张“存理灭欲”，主要针对权贵阶层的逐利与奢靡。故他每入朝进讲必劝帝王正心修身、整肃朝纲，以遏制官场腐败。“存理灭欲”不可能在封建制度下真正落实，但使官僚心存戒惧，贪腐的任性受到节制，这也是符合民众利益的。
  四是情怀家国。秦以后中国千余年合分聚散，使理学家洞察到家国一体利益攸关，维护国家一统的意识更甚于先秦儒者。北南两宋，国亡家毁世道不堪，抗侵者受景仰，卖国者遭唾骂，乃民心向背。封建社会，君象征“国”。朱子著《家训》，内容囊括理学体系，说与社会全员，并非专对朱氏，开篇即言治国大义。首句“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指出明君应仁政爱民，良臣须忠君爱国。朱子表白，其谏言“正君心”是救国，非如此即是“欺君”。元明清至今，理学锻造的爱国精神融入中华血脉。凡真正理学家无不捍卫“国家一统气透视传统文化，不能不看到朱子理学对中华文明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养成的深刻影响；不能不感恩以“仁”为核心、融修身治国于一体的朱子理学为中华民族植入优秀文化基因。学者陈来说：“古代儒者的民本思想，在价值观上可以通向民主”，“百年来追求民族复兴的人，往往都在其人生中践行了儒家倡导的精神价值”，此论亦可寓指朱子理学的本质和价值。
  《大典》揭示了朱子及其后学对国家、对人民的挚爱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社会责任的担当。朱子是古人，其理学思想必然带有封建意识形态的痕迹，应予辨识剔除；但重要的是传承弘扬他和先贤们创造的中华文明。
  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十八大以来，他时常将朱子理念引以为治党治国的借鉴。
  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引用朱子知漳州题写的白云岩书院门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告诫党员干部要心胸开阔，志存高远，从坚持党性原则出发，牢记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使命。
  他在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宋代朱熹说过'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最要在速字上著力'。与其让别人指指点点，不如自己心底无私、从善如流。”以朱子抑恶扬善和遏欲改过的坦荡磊落，教育党员干部“勘误纠错越主动越好”。
  他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时引用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注释《孟子》的话：“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强调“加强党的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为民宗旨的持守和践行。
  《大典》的出版，昭示人们，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唯物辩证的态度研习朱子文化，汲取其精华，丰富其内涵，知常达变，转化创新，其仍可作为当代人们振兴中华、奉献人类的精神指引。
  （本文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福建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原常务副书记、福建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原副会长；现任福建省闽学研究会顾问，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