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国古代文献山堆海积，可供后人学习的书籍，在数量上完全可以满足，但在质量上，并非许多书都为上乘。胡安国、朱熹与蔡沈的上述著作为什么会被饱学之士筛选出来，当作元、明、清三代士人的必读课本，这个结果说明他们的著作质量高，宣扬儒家正统思想，对正人心是有益处的。
  南宋之后，不乏儒者注释经文，思想高度却不及宋儒，在宣扬儒家思想的过程中，穿凿太多，束缚太多，以至于有人认为理学是一无是处的空乏的东西，应当摒除。全部否定的做法，是蛮横的，非理智的。
  而冲击官学教材体系的起因还在于明朝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的大行其道。士人为了应试，只读八股文，不愿意学习经典经义课程。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面谕礼部说：“今郡县岁贡生率记陈言”，就想遏止。但是，由应试八股文出身的人进入教育界，所实施的教育，也在灌输八股文，这种情况在洪熙元年四月俞廷辅给明仁宗所上之章中有反映：“近年宾兴之士，率多记诵虚文为出身之阶。”同年十月，浙江布政司右参议戴同吉上言也说道：“近年以来，为师者多记诵之学。”到了宣德三年三月，礼部尚书胡濙上言说：“以近时学校之弊言之，天下郡县学应贡生员，多是记诵文词，不能通经。”这种唯记诵程文以备科贡的价值取向，是由当时的教育与应试体制所致，体制不能改变，士人只求记诵陈言、虚文而不讲儒术、正学的做法就不能改变，学校的课程体系自然会被打乱。这种势力的形成，明英宗颁敕欲“痛革此弊”，却没有多大的效果，后来更是不可收拾。
  清代教育体系中的课程体系，核心内容是《四书》、《五经》，另有《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儒家学说，也是重要的教材，而作为举业必修课程的八股文之写作，没有废止，应试教育对官学教程的背反仍然严重。到了清代后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外来的陌生的文化在泱泱中华大地生根成长。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被临时总统孙中山委任为教育总长，要废除六经讲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废止“读经科”、《中学校令》废除“读经讲经”、《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取消“经学科”的法令，把清代学人治经的学术偏差，视同为儒家思想的腐朽，并将其当成禁锢国人思想的痼疾彻底废除。学术救国，不可否认是一大批美日欧留学者的崇高理想。接受西学思想洗礼的海归者，率先在彻底否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方面为西风东渐开启了国门，在当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壮举，但海归者始终没有能够完成“学术救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既便是伟大的“五四”运动，也是未竟的事业。提倡自由，也没有完成治理国家与统一人们思想的历史使命，只重物质文明的拿来主义者却盲目地丢弃了本国固有的传统的精华。
  1912年1月19日，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1868—1940年）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当年5月，第二道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当年7月，蔡氏又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学校祭孔之风从此断绝。继蔡元培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斗士胡适（1891—1962年）又于1917年发表白话文宣言，猛烈抨击文言文，于是从1920年开始，中国小学语文教材全面改用白话文。白话文教育的结果是使接受新式教材的人脱离了文言文教育的语境，白话文叙事成为后来接受过学校教育者的思维语言，所掌握的白话文无法很好地与解说文言文对接。还有就是1949年的文字改革，将汉字简化，简化字的通行，使国人远离繁体字的文本阅读与书面表达。从此以后，中国人在接受正规教育时，便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书经》、《诗经》、《礼记》、《春秋》等传统经典产生了深深的隔膜，逐步远离了中国的传统语境，读祖先遗留下来的古代文献感到万分的困难，由此干脆将古代文献束之高阁。长期作为官方教材的《春秋传》、《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书集传》等著作，在所谓的教育革命中无疾而终，一夜之间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与西洋文化，失去了教化作用。无怪乎数十年间，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成隔世之音。
  有意思的是，在史学、文学和哲学领域皆享盛名的胡适先生，生平并没有忽略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其十一岁背诵朱熹的《小学》，成名后大力宣扬中西文化的交融，晚年思想又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撰写了有关朱熹研究的论文、笔记和资料摘录，即：朱子与经商、朱子语类的历史、朱子论尊君卑臣、朱子论死生与鬼神、考朱子答廖子晦最后一书的年份、朱子论禅家的方法、佛法金汤编记朱熹与开善道谦的关系、朱子语略二十卷等。
  世界上很多现存的文明古国都有“固守传统的民族主义”，而中国在20世纪初的高涨着“反传统的民族主义”，从1919年五四以来至今不见停歇，在颠覆传统中使人生价值失衡，整个社会未冷静下来检讨自己之所破何以无所立，造就后来许多人只走进读书、赚钱、享乐的怪圈，许多人在负罪感中死去。奉命编写《大学语文》的专家们，没有把中国文化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朱熹纳入自己的视野，也就是不给受学者提供素材，所造成的缺憾显而易见。好在非同寻常的20世纪八九十年间还有一大批良知不泯的人在坚持传播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不任中华文脉断绝。1995年，又有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等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委员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以正式提案的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引起全国人民的重视，于是有了传统诗词进中小学校园之行动。2004年，中国教育学会又推出由中华孔子学会组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丛书》 （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国内城乡推广，大批老学者、老专家以各种方式支持着这项伟大工程的开展，又让国人看到一丝曙光。
  中国人忽略了自己文化精华的传承，传统文化教育出现了断代现象，以至于今人不知《四书》、《五经》所言何物，这对于一个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优秀文化被活生生阉割的悲哀，不是什么可称道之事。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被截断了，民族文化的根被截断了，人们吸收儒家思想精华的渠道被截断了，长此以往，我们将永远失去曾经赢得世界尊重的民族文化。2007年12月29日初稿2009年12月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