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学教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的教育，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教育，始终肩负起中华文明绵延不衰的重任，是其他任何教育所不能替代的教育。炎黄子孙忘不了、离不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核心是经典古籍。这些古籍，是中华民族奋斗的历史缩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载体，是中华民族美德的再现，数千年来传诵不绝，对个人的塑造、对民族的强大，无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凡接受儒学教育的人，读过中华经典著作的人，都会明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会明白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如“与人为善”； “诚信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白个人自身修养，如“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且把个人、集体、国家连成一体，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整地结合在一起。这种高尚的教育，唯中华民族能代代相传。 胡安国、朱熹与蔡沈是两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他们都是著名的理学家、经学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宋史》分别为之立传，孔庙中有他们的牌位，足见他们生平的学术建树不凡。就经学而言，他们的著作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流传很广、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
  朱熹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通过大量的教育活动，宣扬理学，通过理学著作所蕴涵的思想菁华，教化人民，使接受教育的人明白为人处世的道理，醇化人们的思想，提高民族凝聚力，达到以德治国、维护社会和谐的目的。
  朱熹以儒家经典著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先读“四书”，再读“六经”，以明了圣人的著述之意。后世将朱熹及其弟子的解经著作连同“四书”、“六经”原著作为官办学校及私人书院的教材，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华文化的经典教育有八个方面的作用，即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性、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著名学者吴宓语）接受儒家经典著作教育，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人不计其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南宋以来，经过元、明、清，朱熹的著作不因岁月流逝而改变其重要性，这些著作具有人文关怀的灿烂精神，在今日读来，尤其觉得重要。
  这些文献的传播，在历史上也曾经过波折，特别是南宋的庆元党禁，朱熹被政治击倒，其学术思想遭到禁锢，其著作遭禁止传播，好在为时不长，有识之士奋力呼吁，使《四书章句集注》等理学著作，晦而复明，登堂入室，成为官学教材。
  朱熹门人刘爚，绍兴二十八年与弟刘炳到崇安五夫紫阳楼拜师学习，绍兴三十一年入郡学。乾道六年正月，与弟续学于建阳寒泉精舍。次年兄弟同问学于五夫。乾道七年年底，得朱熹向吕祖谦推荐，其兄弟往婺州金华受学。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及第，曾官山阴县主簿、汀州连城令、知闽县，庆元中通判潭州。嘉定二年，被召入朝议事，任吏部郎中，除浙西提刑，四年，调任国子监司业。嘉定四年四月，上殿奏乞开伪学禁，以正士学本原，并请刊行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学宫教材，并将朱熹手订的《白鹿洞学规》颁示国子监和太学，从而为朱熹的学说由民间走向官学铺平了道路。而在民间，有大批的朱熹门人在各地传播理学思想。
  南宋后期的理宗赵昀，是一位比其祖上开明的重理之君，在接受众大臣的合理建议下，于宝庆三年（1227年）下诏将朱熹集注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著作和《仪礼经传通解》列为官学新教材，以体现其“励志讲学”的思想。这是朱熹经学成为官方教育思想的开端。
  元朝取代南宋王朝后，朱熹之学不但没有被统治集团打压、削弱，反而逐步向北传播到燕赵之地，从民间到朝廷，仍是重视理学。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制定科举条目，规定四书五经以程朱注解为主。考题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出，并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衡量的标准。延祐二年（1315年）正式开科取士，通过科举，把朱熹经学贯彻到教育之中。
  明太祖朱元璋在坐定江山后，重用理学家许衡之子许元，以备顾问，让其掌管教育，出入东宫垂十年。朱元璋带头研读大儒朱熹的著作，要求大臣、士子研读《四书五经》，这无疑使众多文士将其视为瑰宝。当时的官学体系（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教学的核心仍然是尊孔读经。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下诏编纂以朱子学为主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科举考试以“四书” “五经”取士，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再度成为士子的必读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