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宋以降的历代帝王对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胡安国的《春秋传》以及蔡沈的《书集传》等书都重视有加，并作为儒家经典著作，始终当做王朝教材在官学体系中使用，在元明清七百余年教育、科举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节重点介绍这些教材的成形，分析王朝教材无疾而终的原因，并对儒学的不续表示遗憾。
  《周易》、《诗经》、《尚书》、《春秋》与《礼》、《乐》是经过儒家创始人孔子收集整理过的六部经典著作，通称六经，对民众具有良好的教化作用，被历代经学家所重视，汉唐宋的诸多经学家，都倾力进行注释，得以广布，代代流传。特别是元仁宗年间，朝廷诏颁，由宋儒大家胡安国撰写的《春秋传》、朱熹撰写的《周易本义》、《诗集传》以及蔡沈撰写的《书集传》四本书，作为官方指定的科举取士的经文定本，成为每个士子必读之书，可见上述四本书的重要性。
  汉唐时期，《大学》、《中庸》各为《礼记》之一篇，《论语》在经部，而《孟子》在子部，经过唐宋数百年学者的努力，这四部书地位得到提高，而朱熹视这四部单列之书为儒学传道之经典系统，为此展开全面研究与注解，从而使四书之名、四书之学在中华大地生根成长。经由朱熹长期不懈的努力，将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精华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成的《四书章句集注》，在绍熙元年刊行，称四子书。元代仁宗皇庆二年（13 13年）开始，四子书就正式由朝廷下令作为学子的重要教材，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止，一直是元明清三代国家策试取士与学校教育基本之书籍。古代官学的课程体系的构建，体现了把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理论作为造就人才的教育方针和指导思想，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正规的教育培养，使学生成为学有专攻，精通儒术，能够担当起致君尧舜、理民康阜的职任。朱熹所编写的教材，正好合乎这一标准而理所当然地成为最佳范本。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经学家，集北宋理学之大成，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所著的《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小学》和《近思录》等书，都是经典著作。朱熹的经学，上承汉唐经学之绪，综罗百代，下开元明经学之端，在中国经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朱熹纂注《四书》直探孔孟基本义理，有别于汉唐经学的“五经”，其倾注毕生心力对四书章句进行集注，使《四书章句集注》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而被朝野重视。
  朱熹《四书集注》 此外，朱熹还倾力对《周易》和《诗经》进行研究整理，先后完成了《周易本义》与《诗集传》，二书也有重要地位。
  朱熹在为好友吕祖谦《古周易》作跋时说：“某尝以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诫。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夫子作传亦略举其一端，以见凡例而已。然自诸儒分经合传之后，学者便文取义，往往未及玩心全经，而遽执传之一端以为定说。于是一卦一爻仅为一事，而易之为用，反有所局，而无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盖病之。是以反复伯恭父之书而有发焉，非特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后来朱熹在吕祖谦编订的古本《周易》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对易的内容进行逐条解释，撰成《周易本义》，以助于学者。
  《诗集传》是朱熹完成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是朱熹解释《诗经》的力作。《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周代作品，经孔子删选，保留了三百零五首，按内容与曲调分为《风》、《雅》、《颂》三大类，是儒家经典著作。由于历史上多种原因，该书流传中散乱，后代学者再收集整理而保存下来，但朱熹认为鲁人毛亨所传的“毛诗”因序文有误导读者的作用，针对性地批判毛序，并作传以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诗经》的内容与把握其思想。《诗集传》自诞生以来，广为流传，至今仍为释经的重要参考书。
  朱熹重视格物穷理，在治经上，无不是从“疑经”开始，到“改经”作结，这种疑经改经的风气影响后代相当深远。
  胡安国十七岁入京师太学，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及第后，擢为太子博士，授荆南教授，转为提举湖南学宫，因荐举布衣王绘、邓璋，得罪权贵蔡京而罢官回家。绍兴元年诏为中书舍人兼侍讲。绍兴五年，诏为经筵大臣，令进讲所纂修的《春秋传》，升宝文阁直学士。其一生登仕四十年，积官不及六载，大多时间致力于理学研究，历时寒暑三十载，写就《春秋传》三十卷。因为人处世，重操守、讲忠信，性情耿直，不趋炎附势，敢于直谏，遍触权贵，故屡被排斥、打击。他在晚年辞职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成为南宋著名的经学家，以治《春秋》学为长。其所著《春秋传》，被宋高宗列为经筵读本，元仁宗皇庆二年行科举新制，《春秋传》被钦定为科举考试范本，与《春秋》齐名。清康熙皇帝御书“霜松雪柏”祠额以表彰之，《春秋传》也同样得到足够的重视。
  蔡沈（1167—1230年），字仲默，号九峰，闽学干城蔡元定第三子，建宁府建阳人。其内师其父，外事朱熹，友于真德秀。先后在武夷精舍、沧洲精舍从学于朱熹，洞见本原，躬耕不仕。庆元间蔡元定贬谪道州时，徒步随行数千里。舂陵乃九嶷之麓，楚粤最穷僻处，山川风物，悲凉惨怆，居者率不能堪。元定父子相对，以礼相怡悦，与来访者攀谈论学。元定死，护丧以还。著《书集传》、《周易训解》、《易象意言》、《卦爻辞旨》、《古易协韵》、《象数余论》、《中庸通旨》、《大学思问》、《太极图解》、《论孟体仁拟义》、《性情机要》、《化原问辩》《大传易说》、《大极通旨》等行世。
  《书集传》六卷，是朱熹临终前的庆元五年冬委托蔡沈写作的，朱熹生前拟订大纲，将收集到的他人之作提供参考。蔡沈作成初稿，送朱熹审阅，朱熹对此进行部分修改，并提出具体意见。朱熹殁后，蔡沈花十年精力才完成朱子遗愿，其中也吸收了同门友李相祖、李方子、谢承之等人的前期成果，以浅近的文字注释了《书经》，纠正前儒的不少误解，具有独特之见解。其子蔡杭在《面圣表》中言：“先臣此书，皆是朱熹之意。朱熹晚年训传，诸经略备，独《书》未有训解，以先臣从游最久，遂以大意令具稿而自订之。今朱熹删改亲笔，一一具存。”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儒学教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的教育，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教育，始终肩负起中华文明绵延不衰的重任，是其他任何教育所不能替代的教育。炎黄子孙忘不了、离不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核心是经典古籍。这些古籍，是中华民族奋斗的历史缩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载体，是中华民族美德的再现，数千年来传诵不绝，对个人的塑造、对民族的强大，无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凡接受儒学教育的人，读过中华经典著作的人，都会明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会明白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如“与人为善”； “诚信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白个人自身修养，如“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且把个人、集体、国家连成一体，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整地结合在一起。这种高尚的教育，唯中华民族能代代相传。 胡安国、朱熹与蔡沈是两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他们都是著名的理学家、经学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宋史》分别为之立传，孔庙中有他们的牌位，足见他们生平的学术建树不凡。就经学而言，他们的著作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流传很广、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
  朱熹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通过大量的教育活动，宣扬理学，通过理学著作所蕴涵的思想菁华，教化人民，使接受教育的人明白为人处世的道理，醇化人们的思想，提高民族凝聚力，达到以德治国、维护社会和谐的目的。
  朱熹以儒家经典著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先读“四书”，再读“六经”，以明了圣人的著述之意。后世将朱熹及其弟子的解经著作连同“四书”、“六经”原著作为官办学校及私人书院的教材，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华文化的经典教育有八个方面的作用，即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性、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著名学者吴宓语）接受儒家经典著作教育，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人不计其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南宋以来，经过元、明、清，朱熹的著作不因岁月流逝而改变其重要性，这些著作具有人文关怀的灿烂精神，在今日读来，尤其觉得重要。
  这些文献的传播，在历史上也曾经过波折，特别是南宋的庆元党禁，朱熹被政治击倒，其学术思想遭到禁锢，其著作遭禁止传播，好在为时不长，有识之士奋力呼吁，使《四书章句集注》等理学著作，晦而复明，登堂入室，成为官学教材。
  朱熹门人刘爚，绍兴二十八年与弟刘炳到崇安五夫紫阳楼拜师学习，绍兴三十一年入郡学。乾道六年正月，与弟续学于建阳寒泉精舍。次年兄弟同问学于五夫。乾道七年年底，得朱熹向吕祖谦推荐，其兄弟往婺州金华受学。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及第，曾官山阴县主簿、汀州连城令、知闽县，庆元中通判潭州。嘉定二年，被召入朝议事，任吏部郎中，除浙西提刑，四年，调任国子监司业。嘉定四年四月，上殿奏乞开伪学禁，以正士学本原，并请刊行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学宫教材，并将朱熹手订的《白鹿洞学规》颁示国子监和太学，从而为朱熹的学说由民间走向官学铺平了道路。而在民间，有大批的朱熹门人在各地传播理学思想。
  南宋后期的理宗赵昀，是一位比其祖上开明的重理之君，在接受众大臣的合理建议下，于宝庆三年（1227年）下诏将朱熹集注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著作和《仪礼经传通解》列为官学新教材，以体现其“励志讲学”的思想。这是朱熹经学成为官方教育思想的开端。
  元朝取代南宋王朝后，朱熹之学不但没有被统治集团打压、削弱，反而逐步向北传播到燕赵之地，从民间到朝廷，仍是重视理学。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制定科举条目，规定四书五经以程朱注解为主。考题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出，并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衡量的标准。延祐二年（1315年）正式开科取士，通过科举，把朱熹经学贯彻到教育之中。
  明太祖朱元璋在坐定江山后，重用理学家许衡之子许元，以备顾问，让其掌管教育，出入东宫垂十年。朱元璋带头研读大儒朱熹的著作，要求大臣、士子研读《四书五经》，这无疑使众多文士将其视为瑰宝。当时的官学体系（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教学的核心仍然是尊孔读经。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下诏编纂以朱子学为主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科举考试以“四书” “五经”取士，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再度成为士子的必读课本。
  清圣祖玄烨同样重视理学，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诏令李光地编纂《性理精义》，以程朱之学作为官办学校的教科书，以程朱理学家的著作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仍尊《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等经学著作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胡安国的《春秋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与《诗集传》及蔡沈的《书集传》长期作为官书，为科举所依据，为元、明、清三代士人的必读课本。王朝教材的无疾而终中国古代文献山堆海积，可供后人学习的书籍，在数量上完全可以满足，但在质量上，并非许多书都为上乘。胡安国、朱熹与蔡沈的上述著作为什么会被饱学之士筛选出来，当作元、明、清三代士人的必读课本，这个结果说明他们的著作质量高，宣扬儒家正统思想，对正人心是有益处的。
  南宋之后，不乏儒者注释经文，思想高度却不及宋儒，在宣扬儒家思想的过程中，穿凿太多，束缚太多，以至于有人认为理学是一无是处的空乏的东西，应当摒除。全部否定的做法，是蛮横的，非理智的。
  而冲击官学教材体系的起因还在于明朝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的大行其道。士人为了应试，只读八股文，不愿意学习经典经义课程。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面谕礼部说：“今郡县岁贡生率记陈言”，就想遏止。但是，由应试八股文出身的人进入教育界，所实施的教育，也在灌输八股文，这种情况在洪熙元年四月俞廷辅给明仁宗所上之章中有反映：“近年宾兴之士，率多记诵虚文为出身之阶。”同年十月，浙江布政司右参议戴同吉上言也说道：“近年以来，为师者多记诵之学。”到了宣德三年三月，礼部尚书胡濙上言说：“以近时学校之弊言之，天下郡县学应贡生员，多是记诵文词，不能通经。”这种唯记诵程文以备科贡的价值取向，是由当时的教育与应试体制所致，体制不能改变，士人只求记诵陈言、虚文而不讲儒术、正学的做法就不能改变，学校的课程体系自然会被打乱。这种势力的形成，明英宗颁敕欲“痛革此弊”，却没有多大的效果，后来更是不可收拾。
  清代教育体系中的课程体系，核心内容是《四书》、《五经》，另有《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儒家学说，也是重要的教材，而作为举业必修课程的八股文之写作，没有废止，应试教育对官学教程的背反仍然严重。到了清代后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外来的陌生的文化在泱泱中华大地生根成长。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被临时总统孙中山委任为教育总长，要废除六经讲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废止“读经科”、《中学校令》废除“读经讲经”、《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取消“经学科”的法令，把清代学人治经的学术偏差，视同为儒家思想的腐朽，并将其当成禁锢国人思想的痼疾彻底废除。学术救国，不可否认是一大批美日欧留学者的崇高理想。接受西学思想洗礼的海归者，率先在彻底否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方面为西风东渐开启了国门，在当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壮举，但海归者始终没有能够完成“学术救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既便是伟大的“五四”运动，也是未竟的事业。提倡自由，也没有完成治理国家与统一人们思想的历史使命，只重物质文明的拿来主义者却盲目地丢弃了本国固有的传统的精华。
  1912年1月19日，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1868—1940年）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当年5月，第二道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当年7月，蔡氏又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学校祭孔之风从此断绝。继蔡元培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斗士胡适（1891—1962年）又于1917年发表白话文宣言，猛烈抨击文言文，于是从1920年开始，中国小学语文教材全面改用白话文。白话文教育的结果是使接受新式教材的人脱离了文言文教育的语境，白话文叙事成为后来接受过学校教育者的思维语言，所掌握的白话文无法很好地与解说文言文对接。还有就是1949年的文字改革，将汉字简化，简化字的通行，使国人远离繁体字的文本阅读与书面表达。从此以后，中国人在接受正规教育时，便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书经》、《诗经》、《礼记》、《春秋》等传统经典产生了深深的隔膜，逐步远离了中国的传统语境，读祖先遗留下来的古代文献感到万分的困难，由此干脆将古代文献束之高阁。长期作为官方教材的《春秋传》、《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书集传》等著作，在所谓的教育革命中无疾而终，一夜之间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与西洋文化，失去了教化作用。无怪乎数十年间，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成隔世之音。
  有意思的是，在史学、文学和哲学领域皆享盛名的胡适先生，生平并没有忽略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其十一岁背诵朱熹的《小学》，成名后大力宣扬中西文化的交融，晚年思想又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撰写了有关朱熹研究的论文、笔记和资料摘录，即：朱子与经商、朱子语类的历史、朱子论尊君卑臣、朱子论死生与鬼神、考朱子答廖子晦最后一书的年份、朱子论禅家的方法、佛法金汤编记朱熹与开善道谦的关系、朱子语略二十卷等。
  世界上很多现存的文明古国都有“固守传统的民族主义”，而中国在20世纪初的高涨着“反传统的民族主义”，从1919年五四以来至今不见停歇，在颠覆传统中使人生价值失衡，整个社会未冷静下来检讨自己之所破何以无所立，造就后来许多人只走进读书、赚钱、享乐的怪圈，许多人在负罪感中死去。奉命编写《大学语文》的专家们，没有把中国文化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朱熹纳入自己的视野，也就是不给受学者提供素材，所造成的缺憾显而易见。好在非同寻常的20世纪八九十年间还有一大批良知不泯的人在坚持传播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不任中华文脉断绝。1995年，又有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等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委员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以正式提案的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引起全国人民的重视，于是有了传统诗词进中小学校园之行动。2004年，中国教育学会又推出由中华孔子学会组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丛书》 （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国内城乡推广，大批老学者、老专家以各种方式支持着这项伟大工程的开展，又让国人看到一丝曙光。
  中国人忽略了自己文化精华的传承，传统文化教育出现了断代现象，以至于今人不知《四书》、《五经》所言何物，这对于一个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优秀文化被活生生阉割的悲哀，不是什么可称道之事。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被截断了，民族文化的根被截断了，人们吸收儒家思想精华的渠道被截断了，长此以往，我们将永远失去曾经赢得世界尊重的民族文化。2007年12月29日初稿2009年12月6日修改

①李纯蛟：《科举时代的应试教育》，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47页。 ①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7页。 ①《明仁宗宝训》卷4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 ①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简编》，台北大陆杂志社197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