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其著作丰富，在中国哲学史上罕有。有资料表明，朱熹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便开始著述活动，也就是说朱熹十八岁便开始著述活动。我们可以列出朱熹的著作年表：1147年撰《诸家礼考编》。1157年撰《孟子集说》 （佚），撰《诗集解》（佚）。1160年编《牧斋净稿》。1162年撰《论语详说》，作《论语纂训序》。1163年编辑《论语要义》（佚）、《论语训蒙口义》（佚）。1164年汇编《困学恐闻》（佚）。1167年，编《东归乱稿》，辑《南岳唱和集》，撰《诗序辨说》。1170年编辑《家礼》。1172年编《论语精义》、《孟子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西铭解义》。1173年编撰《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1174年编著《古今家祭礼》（佚）。1175年撰成《阴符经考异》，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1 177年撰成《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诗集传》、《周义本义》。1180年，撰《孟子要义》（佚）。1186—1187年撰成《易学启蒙》、《孝经刊误》、《小学》、《童蒙须知》、《蓍卦考误》。1189年改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中庸辑略》。1190年撰成《楚辞叶韵》。1196年编《仪礼经传通解》，始撰《楚辞集注》、《辨证》、《后语》。1197年撰成《琴说》、《韩文考异》、《周易参同契考异》。1198年分撰《书集传》。1198年撰成《楚辞集注》。除早期所作《诗集解》被自我否定外，其大部分作品在不断修改中融入相应的著作中被保留下来。未散佚的作品，经后人整理成《朱子全书》，成为后人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来源。
  朱熹除了撰述，还进行了编辑工作。如1159年，编《校定谢上蔡先生语录》；1164年，编《延平答问》；1168年，编《二程遗书》；1173年编《程氏外书》、助刘玶编辑《屏山集》；1175年，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1176年，编《婺源茶院朱氏世谱》；1180年，编辑《韦斋集》；1181年，编《南轩文集》；1183年，助赵汝愚编辑《国朝名臣奏议》；1190年，编《书古经》、《春秋经》（佚）等。
  在上述著作完成的全部过程中，朱熹本人是核心人物，完成主要的撰述任务，但朱熹还与友人吕祖谦、黄铢等人合作撰述，特别是让门生如蔡元定等人介入撰述、修改、刊印、发行活动，完成了儒家经典著作的诠释与传播。就上述的诸多著作而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朱熹的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朱熹能够组织生徒参与著述，给门人准确理解导师思想和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的最好训练机会，使朱子学的羽翼能够产生，在朱熹生前就能形成一个学术阵营，在朱熹离开人世之后，朱子学才能够后继有人，著述活动仍然得到延续，如蔡沈的《书集传》、黄榦的《丧礼》、陈淳的《北溪字义》、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以及诸多门人、后学编辑《朱子语录》、《朱子语类》、《朱子遗书》、《朱子文集》、《朱子全书》等。
  朱熹治学严谨，著述丰厚，其平生求书活动的事例，表明了求精求专的访购态度。求精舍泛的最大好处就是将有限资金用于精品图书的购买。这样做，是对读者负责，对研究者有利。在当今建设小型图书馆、资料室或进行专项研究，朱熹的求精舍泛之征购图书的思想，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其致力于著述活动，采取集思广益的态度，对浓厚学术氛围，引领后学参与文献建设，也起了典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