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四十余年的讲学著述活动中，自己动手编著了大量的书籍，其门类之广、数量之多，在古代学者中实属罕见，其授徒讲学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师生共同讲论、合作著述的经验值得学习。朱熹致力于图书资料建设，收集、整理、开发、出版、赠予等实践活动与成效，值得一书，特别是其晚年对采购图书方面所提出的求质不求量的精辟见解，在信息大爆炸的现代社会，对图书馆、图书室的建设乃至于专项课题研究的资料收集而言，都有借鉴的意义。求精舍泛：朱熹对馆藏图书数量与质量的要求朱熹对图书的采集，重视图书的质量问题，突出表现在求精而不支持图求数量上。这里举个例子说明。江西抚州金溪人彭兴宗，为陆九渊的门人，学问很高，从事教育活动，教学有法度，深得九渊称许。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于江西贵溪县应天山中构筑精舍，名为象山精舍，作为其师陆九渊的讲学之所，聚集众多生徒受学，陆九渊的心学体系和陆学学派在此最终成熟和完成，彭兴宗之功大也。宋宁宗庆元二年正月，彭兴宗专程入闽，到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访问大儒朱熹，告诉朱熹此行目的，为其书院求购图书。其坚守陆氏顿悟之说，盛言象山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塘碓硙，色色皆备。朱熹曰：“既是如此，下山来则甚？”兴宗曰：“陆先生既有书院，却不曾藏得书，某此来为欲求书。”朱熹曰：“紧要书能消得几卷？某向来亦爱如此。后来思之，这般物事聚者必散，何必役于物？”朱熹说的这段话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朱熹对书院藏书提出“紧要书能消得几卷”的问题，直白的告诉对方，不要一味图求图书的数量；第二层意思是朱熹早年也有过追求馆藏图书数量的做法与切身经历；第三层意思则是牵涉到图书的管理，图书聚多而不善于管理则易致散佚。因此说，朱熹对馆藏图书的数量与质量的要求，明显倾向于求精舍泛。集腋成裘：朱熹仕宦期间的两次求书活动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朱熹十九岁时到京都杭州应试于礼部，得中王佐榜进士第五甲第九十名，宋高宗皇帝赐予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参加铨试，得授左迪功郎、泉州府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三年赴任，兼管县教事。为发展邑中教育，朱熹寻访名士宿儒，聘请进士徐应中和王宾出任县学教授，又请县中有名望的柯翰任学职，选拔数十名优秀弟子入学读书。朱熹倡议整修学舍，亲自到县学训导诸生，讲授圣贤修己治人之道。朱熹感到县学可供诵读的书太少，就留心采集图书。绍兴二十五年春，朱熹前往福州办事，见大督府中所藏北宋治平年间出版的旧书，便请求郡守兼安抚使方滋拨给同安县学以充实学校图书资料室，得到准许，得书985卷。朱熹又派员到民间募集旧书，得书200余卷，加上学校原有图书，共有千余卷，便在县学中建经史阁贮藏这些图书，实际上就是组建了一个图书资料库，供教学之用。图书资料建设，作为教育教学的辅助项目，在朱熹最初仕宦期间就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许是朱熹在屏山下的刘氏六经堂读书时，受到其师刘子翚广集图书以供学者之需要的启发。
  而朱熹的求书活动，在出任南康知军后又再次得到实施并掀起高潮。南宋孝宗淳熙五年，一直廉退自守、蛰伏于武夷山中精研理学的朱熹，由于朝臣的大力举荐，朝廷授朱熹知江西南康军，并一再催促其前往南康军就职。朱熹到任后，要“宣明教化，敦励风俗；兴办学校，整顿士风”。雷厉风行地开展工作，并于淳熙六年七月访得白鹿洞书院遗址，令军学教授杨大法、星子县令王仲杰负责修复工程。白鹿洞书院修复完工，朱熹自任洞主，亲自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亲自登坛讲课，大张旗鼓地宣扬儒家思想。朱熹考虑到白鹿洞书院刚修复，图书资料严重短缺，书院藏书不能满足教学需要，便于淳熙七年三月，向江西、江东两路诸使臣广求书以藏，以备学者看读。他始终认为官方印刷出版的图书质量高于坊刻图书质量，故多从官方渠道访求图书，并亲自写信求书，派人向江西帅臣张子颜、江西提举陆游、江西转运副使钱佃、江东帅臣陈俊卿、江东转运判官王师愈、江东提举尤袤等政府要员求书。而诸多文官与当时名流也乐意资助朱熹的教育事业，多予襄助。后来朱熹将其写入《洞学榜》中：“本军庐山白鹿洞书院……承本路诸司及四方贤士大夫发到文籍收藏，应副学者看读……” 方滋，严州桐庐县人。以荫入仕，赵宋王朝南渡后，三为监司，七领节帅。曾官于福州长乐县，与朱松为契友，绍兴十二年朱松携朱熹曾访问之。绍兴二十四年以右朝奉大夫、直敷文阁知福州，次年应朱熹之请将府中官书拨给同安县学，支持朱熹兴教办学，且向朝廷举荐具有显著政绩的朱熹。
  陆游，越州山阴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应礼部试，名列前茅，因论恢复，主张抗金恢复中原故土，为秦桧所黜。桧死，始仕福州宁德簿，迁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隆兴元年为枢密院编修官，赐进士出身，谪为通判镇江府。乾道六年，为夔州通判。淳熙五年底，由成都府安抚司调到福建任提举，走马上任到建宁，与方士繇相识，再由方引见，与朱熹初识，因学术、政治、诗歌方面与朱熹有共通性，从此理学泰斗与诗坛巨匠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诗礼往来。淳熙六年秋，改除江西提举，与南康知军朱熹书信往来讨论赈灾事宜。次年，获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修复求书，给予倾力相助。
  钱佃，平江府常熟人，登宋高宗绍兴十五年进士第，累迁吏、兵、工三部侍郎。淳熙七年，钱佃出为江西转运副使，知南康军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修复后致信求书，予以支持，并与朱熹大修荒政，取得好口碑。
  陈俊卿，兴化军莆田人。宋高宗绍兴八年名忝进士榜眼，授泉州观察推官，不附秦桧，改南剑州通判，继外任泉州南外敦宗院教授。朱熹于绍兴二十三年南下赴泉州同安主簿任时过莆田特访之。后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兼王府教授，曾为太子赵昚讲经。其为主战派代表人物。绍兴三十年弹劾主和派人物汤思退，次年，以兵部侍郎奏请起复张浚。绍兴三十二年为吏部侍郎，与汪应辰、凌景夏、陈康伯举荐朱熹。隆兴元年，除礼部侍郎参赞军事，协助张浚北伐。次年，出知泉州。自请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乾道元年正月，入朝为吏部侍郎，寻兼侍读、同修国史，与陈康伯共举朱熹。听用朱熹之说，力诋王茀之说，遭主和派宰辅钱端礼排挤，得罪赵眘，同年七月出知建宁府，至乾道三年离任。乾道三年十一月，除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击去近习龙大渊、曾觌，与刘珙共举朱熹、张栻。次年十月除右仆射。乾道六年六月，因与右相虞允文政见不合，为赵昚所不喜，以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为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乾道七年，支持朱熹在崇安县五夫里行社仓，留粮储库。乾道八年七月奉祠，九月因政绩进秩为银青光禄大夫进京为官，得罪权贵，以提举临安洞霄宫归乡隐居。淳熙二年三月，以观文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再知福州。淳熙四年七月奉祠，九月以福建安抚使告归，朱熹致信慰问，寄予重出之?望。淳熙五年九月，除江南东路安抚使，赴阙奏事，途经崇安，与朱熹相晤，专门讨论奏论近习之事，并向皇帝举荐朱熹。淳熙七年帅江东，支持南康知军朱熹求书建设图书资料库。
  王师愈，婺州金华县人，为杨龟山门人潘良贵的弟子，与吕祖谦、张栻游。与朱熹同登宋高绍兴十八年进士第，历任临江军学教授、长沙知县和严州、信州知府，后入朝为吏部郎官兼崇政殿说书，出任饶州知府，转京西路、荆湖路转运判官。乾道三年在长沙始与朱熹交往，讲论学问，朱熹请张栻在其摹画阎立本手笔的武侯孔明像上作赞语，朱熹则作《跋武侯像赞》。淳熙七年为江东转运判官，大力支持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修复的求书活动。
  尤袤，常州无锡县人，登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戊辰科进士第，历泰兴县令、著作郎、秘书丞兼国史院编修、给事中、礼部尚书，官至太常少卿，立朝敢言，守法不阿。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齐名，称为南宋四大诗家，与朱熹有同年之谊，知交最深。淳熙七年提举江东，收到南康知军朱熹的求书信后，给予大力支持。
  朱熹在同安主簿与南康知军的任上，进行两次求书活动，所走路数几乎相同——向官方征集，而后一次的规模要比前一次大，牵动了朝廷，动用了江西路各地官学、江西和江东两路行政官员，因此成效远比前一次大。文献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记载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求书的结果，但硕儒的征集图书的举动得到众多官员的响应，自然收获不菲，为白鹿洞书院再振雄风奠定了基础。朱熹的征集图书活动，能得到多数读书人的支持，可以反映出读书人对图书的热爱。有的放矢：朱熹为研究工作所进行的求书活动纵观朱熹一生，著作等身，在这浩大的著述工程中，朱熹必须多方收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作为参考，如晚年出山入朝为秘书省正字的胡宪、仕于湖湘的刘珙、仕于川蜀的赵汝愚，都为朱熹的研究与著述活动提供参考文献；湖湘派的领袖张栻、浙东派的领袖吕祖谦、事功派的代表陈亮等人也为好友朱熹提供参考文献；朱熹的大批门生、讲友也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文献信息。
  乾道八年，朱熹编次完成的《论语精义》、《孟子精义》，在建阳出版，据李方子《紫阳年谱》说：初，学者读（《论语》、《孟子》）二书未知折中，至是书出，始知道之有统，学之有宗，因而兴起者甚众。淳熙九年正月，朱熹以浙东提举的身份巡视浙江各地，与士子广泛接触，也进行文献收集，如与永康学者陈亮的接触，向其借《文中子》、韩氏所定《礼仪》等。
  朱熹在确立著述之前，调动了与其同时代的学者参与资料的收集与甄别，分布于闽浙赣皖湘吴楚川桂粤等地的诸多学者文士，无不默默地作出了贡献。朱熹的求书之举始终未停止过，庆元三年冬，闲居于穷乡僻壤的朱熹需要编修《礼书》时，仍向人借或购买参考书。如建昌人符叙从建阳访学后告归，朱熹就开列书目单托其转给江西著名人士杨万里父子，请杨长孺帮忙采集。“所喻书目，极荷留意。”“幸为与史君求之，宛转附来。” 朱熹鉴于当时尚未专门撰述有关理学开山祖周敦颐的著作，而自己手头拥有的资料不足，他特别要求门人着意收集资料。如明道见心、不事科举的建阳人蔡元定，其学无所不讲，天文、地理、礼乐、兵制、度数皆能正其源，是个博学多才、造诣很深的学者，其从游朱熹四十余年，终身服侍左右，与朱熹相互问学解难，成就甚高。绍熙四年三月，蔡元定出游川蜀、湖湘、吴越，增广见识，广交名流朝士，其收集资料，就肩负着朱熹的重托。又如合州府合川人度正，登宋光宗绍熙元年进士第，为益阳学官，于庆元三年由蜀赴闽，问学于朱熹。朱熹称其志趣不凡，诲以正心诚意之学，且嘱其回蜀后搜访周敦颐之遗文。朱熹在《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后》云：“傅君（耆）周旋周、程师弟子间，知所主友，而伊川先生手剌谒谢，为礼亦恭，则其人之贤不问可知。度君求访之勤，意欲甚美。濂溪先生往还遗迹，计其族姻里闾之间犹有存者，度君其广询之，当可得之。”实际指向非常明确，也促成度正的《周敦颐年谱》的诞生。 这些文献信息，经过研究比较，消化吸收，使之成为程朱理学的经典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集思广益：朱熹吸纳士友门徒参与著述活动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其著作丰富，在中国哲学史上罕有。有资料表明，朱熹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便开始著述活动，也就是说朱熹十八岁便开始著述活动。我们可以列出朱熹的著作年表：1147年撰《诸家礼考编》。1157年撰《孟子集说》 （佚），撰《诗集解》（佚）。1160年编《牧斋净稿》。1162年撰《论语详说》，作《论语纂训序》。1163年编辑《论语要义》（佚）、《论语训蒙口义》（佚）。1164年汇编《困学恐闻》（佚）。1167年，编《东归乱稿》，辑《南岳唱和集》，撰《诗序辨说》。1170年编辑《家礼》。1172年编《论语精义》、《孟子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西铭解义》。1173年编撰《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1174年编著《古今家祭礼》（佚）。1175年撰成《阴符经考异》，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1 177年撰成《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诗集传》、《周义本义》。1180年，撰《孟子要义》（佚）。1186—1187年撰成《易学启蒙》、《孝经刊误》、《小学》、《童蒙须知》、《蓍卦考误》。1189年改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中庸辑略》。1190年撰成《楚辞叶韵》。1196年编《仪礼经传通解》，始撰《楚辞集注》、《辨证》、《后语》。1197年撰成《琴说》、《韩文考异》、《周易参同契考异》。1198年分撰《书集传》。1198年撰成《楚辞集注》。除早期所作《诗集解》被自我否定外，其大部分作品在不断修改中融入相应的著作中被保留下来。未散佚的作品，经后人整理成《朱子全书》，成为后人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来源。
  朱熹除了撰述，还进行了编辑工作。如1159年，编《校定谢上蔡先生语录》；1164年，编《延平答问》；1168年，编《二程遗书》；1173年编《程氏外书》、助刘玶编辑《屏山集》；1175年，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1176年，编《婺源茶院朱氏世谱》；1180年，编辑《韦斋集》；1181年，编《南轩文集》；1183年，助赵汝愚编辑《国朝名臣奏议》；1190年，编《书古经》、《春秋经》（佚）等。
  在上述著作完成的全部过程中，朱熹本人是核心人物，完成主要的撰述任务，但朱熹还与友人吕祖谦、黄铢等人合作撰述，特别是让门生如蔡元定等人介入撰述、修改、刊印、发行活动，完成了儒家经典著作的诠释与传播。就上述的诸多著作而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朱熹的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朱熹能够组织生徒参与著述，给门人准确理解导师思想和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的最好训练机会，使朱子学的羽翼能够产生，在朱熹生前就能形成一个学术阵营，在朱熹离开人世之后，朱子学才能够后继有人，著述活动仍然得到延续，如蔡沈的《书集传》、黄榦的《丧礼》、陈淳的《北溪字义》、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以及诸多门人、后学编辑《朱子语录》、《朱子语类》、《朱子遗书》、《朱子文集》、《朱子全书》等。
  朱熹治学严谨，著述丰厚，其平生求书活动的事例，表明了求精求专的访购态度。求精舍泛的最大好处就是将有限资金用于精品图书的购买。这样做，是对读者负责，对研究者有利。在当今建设小型图书馆、资料室或进行专项研究，朱熹的求精舍泛之征购图书的思想，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其致力于著述活动，采取集思广益的态度，对浓厚学术氛围，引领后学参与文献建设，也起了典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