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般为教师向学生提问。而在朱熹教育实践中， 更多的是学生向教师扣问，如果学生不提问题，朱熹会感到不安，甚至会责备生徒，认为学生为学无日进。如绍熙五年八月初，朱熹卸任离开潭州，湘中士子送朱熹到大桂驿，“先生曰 ：‘相随同归者，前面未必程程可说话，相送至此者，一别又不知几年。有话可早商量。’”久而无人问。先生遂云：“学者须要勇决，须要思量，须要著紧。”又云：“此间学者只有过底，无有不及底。”《朱子语类》中记载的门人所提的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得到朱熹的详细回答，实际上就是问答法，而非灌输法。如黄士毅于庆元二年从姑苏徒步趋闽拜谒朱熹，为向上事业，朱熹命其日观一书，夜叩所见，且告以静坐勿杂， 唤醒勿昏，居数日授以《大学章句》，次年方归。后来黄士毅终身从事于斯，又以辑刊朱熹著作而传名于世。
  朱熹生平与人书信往来甚多，除日常的问候外，就是对学术问题、现实问题的提问或回答，有的简短，有的繁复，不一而足 。在古代交通与通讯不是太便利的情形下，可以说是有效的远程教育。把朱熹的书信答疑，也归入提问教学法之列，应是不成问题的。朱熹提倡师生之间相互问难，鼓励学生自学，发现问题，向教师提问。“学贵有疑”，“疑而后问，问而后知， 知之真则信”。这样的教学步骤，和解决问题的程序，显然有益于学，也有益于教，可以做到教学相长。这也体现了朱熹视门生在学问面前与教师具有同等的地位。
  于此举几个例子说明。
  如《朱子语类》记载，和之问《小学》所疑。曰：“且看古圣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无这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盖作之君，便是作之师也。”（注：和之，乃门人游倪的字）或问：“某今看《大学》，如《小学》中有未晓处，亦要理会。”曰：“相兼看亦不妨。学者于文为度数，不可存终理会不得之心。须立个大规模，都要理会得。至于其明其暗， 则系乎轫之才如何耳。”陈文蔚是朱熹的门生，在《陈克斋集 》中，有诸如“通晦庵先生问大学诚意章”等，读具体书籍遇到可疑之处，录出拜呈，即以书信方式远寄朱熹，以求得到解答，这些就是学生向老师询问具体问题的内容之记载。与之对应的《朱熹文集》中，就有相应的书面之解答。如庆元元年九月间，陈文蔚写信告诉自己学习所得，作了一首诗给朱熹。朱熹回信时说：“新诗甚佳，康节胸怀未易窥测，须更于实地加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学他，恐无交涉也。”合州府合川人度正，原是刘光祖门人。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进士及第， 为益阳学官。庆元三年七月入闽问学于已被罢祠夺俸的朱熹， 其志趣不凡，得朱熹称赏，并诲以正心诚意之学。在建安，请朱熹作《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讨论易学，相随数日，别于富沙坤峡客舍。朱熹嘱其回蜀搜访周敦颐遗文。一年之后的十月十六日，朱熹写信托门生转达给千里之外的度正，书曰： “不审何日得遂旧隐，官期尚几何时，比来为况何如？读书探道，亦颇有新功邪？岁月易得，家理难明，但于日用之间，随时随处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于其中随事视理，讲求思索， 沉潜反复，庶于圣贤之教渐有默相契处，则自然易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谓学者，舍是无有别用力处矣。 ”度正不负师望，后来修成《周元公（敦颐）年谱》。其在理学上也有较高的造诣，且在宣扬和维护朱熹之学上很突出，被称为“守师道如守孤城”，培养了不少学者，如合州黄西甫、 阳枋、阳岊等。
  当然，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就是在师徒问答之间，朱熹阐述儒家性命道德之精微、天人事物之蕴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