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基本任务。所有成功的教育者，除自身有丰富的知识、高度的责任感外，还须有良好的教育方法，以此来达到教学相长。朱熹对门人说：“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悌、忠、信之事。自十五六岁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悌者。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说孝悌忠信日用常行底话。人能就上面做将去，则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朱熹认为，“道有定体，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朱熹在这里将教育的根本规律称为“道”，将教育的基本方法称为“成法”。古今中外的教育，皆推重教育法，诸如德国卡尔威特的天才教育法、美国密斯斯特娜的自然教育法、意大利蒙台梭利的特殊教育法、日本铃木镇一的才能教育法、多湖辉的实践教育法以及中国周弘的赏识教育法，都是依照教育的根本规律进行教育，只有很好地把握住教育的根本规律，运用好教育的基本方法，才能促成教育事业的发展。
  就教学活动而言，教学过程也是一个学生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通过格物而达到致知。格物与致知，是教学过程的两个阶段。无论是阅读前人的著作，还是谈论前人的观点，都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规律，只有通过积学才可能，积学途径不仅是读经看史等纯知识活动，还有应接事物等实践内容，它实际就是对理一分殊的的掌握，从普遍性（分殊）的掌握到特殊性（理一）的掌握。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朱熹确实采取了多样的教学方法，通过“格物致知”，达到掌握“理一分殊”，促成学生的进步。教学场所与场合问题课堂讲授。这是学校常规的教学要求，按人才培养的需要，开设科目，由专任教师进行授课。讲课是教学过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是概括地理解教材内容，对所研究对象形成初步概念的阶段。后人未能亲临现场聆听朱熹的精彩讲授，只能通过《朱子语类》的记载内容去揣摩当时的情景。朱熹在讲课时，有师道尊严的庄重认真的一面，也有营造轻松气氛的一面，其中采用画图解释和举日常生活中的熟悉例子说明以帮助学生理解书本知识的例子就不少，如讲解《易》时作图，以图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于言仁、言性、言学等方面，皆以图释之。还有礼制等图，如深衣冠巾等图，周之宗庙图、古今庙制图与明堂图，与挈矩之道图，皆所以表明尺寸，置位，方向，非阐绎文义也。
  学术讨论。实际上，朱熹与学者在同安县学、寒泉精舍、鹅湖寺、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武夷精舍、沧洲精舍等处所，都有学术交流，特别是朱熹在进行学术创作时，遇到疑难问题，经常召集门徒或学友进行探讨，以期解决疑难问题。参与讨论者，或一二人，或三五人，或多至十余人。朱熹鼓励门人自学经文，又鼓励门人发问，有问必答，有疑必解。故《朱子语类》所载内容，皆多为门人遇到难题的提问与解答。且为随时问答，有时也在夜晚就着烛光进行问答讨论，给后人留下“夜大学”的印象。
  山野唱和。朱熹反对时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作诗不学六朝，又不学李杜，只徒虚言，不作好诗，更反对科举考试中将作诗填词列为单科考试内容（特别是博学宏词科），而引诱许多士子终身致力于搜奇猎艳、不务实学由此博取功名的做法，但作为教育家，朱熹又极其重视“诗之所以为教”的美刺之作用，并不反对游历华夏山川的放怀歌唱，且常常偕同友人、门生走出书斋，把大自然当作课堂，在游山玩水时作诗吟唱，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陶冶学生的性情，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朱熹酷爱山水，登山临水成为调节枯燥的读书生活、严肃的自律心态、用世不能的郁闷心绪的最佳方式，“便将旧友寻山去，更喜新诗取意成”。“兴发千山里，诗成一笑中”。对美丽的武夷山而言，朱熹“琴书四十载，几作山中客”，每次偕游，登临武夷山水，皆有诗情如涌，酬唱不绝。其门人叶贺孙说：“及无事领诸生游赏，则徘徊顾瞻，缓步微吟。”且大量山水诗作隽永有味，受其感染者，作品亦有可观。我认为，这是朱熹教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也体现了朱熹与人情感交融的一面。朱熹这种走出教室到大自然里读书之方法，直接得益于五夫受学于武夷三先生。朱熹在进士及第之前，跟随武夷三先生学习，除了在六经堂中读经受学，名士兼高士的三先生又爱在山水胜境筑室读书，携诸生讲学山中，吟诗作文。这样的教学传统，被朱熹很好地继承下来。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我们说朱熹是个知识广博的通才是不为过的，从《朱子语类》中可以看出其所讲授的范围之广、内容之多、程度之深，也可以看出朱子门人之多、兴趣之异、问答之别。以这些受学者所录内容来看，朱熹能掌握和应用灵活的教学原则来培养学生。国内学者对朱熹的教学原则有过探讨。叶仓术在《朱熹的教学原则及其实践》一文中认为，朱熹的教学有自觉积极、循序渐进、博学熟读、理解钻研、明辨善疑、吐故纳新、力行实践七大原则；林莉在《朱熹教学原则与方法的当代价值》一文中认为朱熹教学有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温故知新、循序渐进、知行结合五大原则；而王玉生先生在《中国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中总结得出朱熹的主要教学原则有四条，即启发诱导原则、因材施教原则、温故知新原则、学思结合原则。诸多学者的讲法有别，不能一一列举。从实施教育的角度考虑，还是以王玉生先生的提法教为准确。
  启发诱导原则：教师是施教者，学生是受学者，始终存在由知识丰富、认识深刻的一方向知识欠丰富、认识欠透彻的另一方传授的关系，这种授受的关系，在学校的师生关系当中最显著。在授受过程中，如何改变这种被动的关系，调动学生的主动学习与进取精神，优秀的教育者，各有自己的高招，朱熹秉承孔子的教学方法，采取启发诱导的教学原则。朱熹对学生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这与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是一致的。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是有好处的。在《朱子语类》论学之中，记载有大量的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法的内容，体现了朱熹在书院教育过程中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也能克服依赖性，并从中获益。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教育家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经典论断进行过注释，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朱熹的详细注释，被后人引用并概括成孔子的启发教学法，这实际上也是朱熹常用的教学法。教师采用诱导与启发的方法，可以引导学生往前看问题，能使学生领悟，然后去钻研。
  因材施教原则：朱熹总结孔子的教学原则，有“夫子教人各因其材”之说，并将此原则贯穿于实际的教育活动中。朱熹的门徒甚多，来自各地的学者先后向朱熹问学，他们年龄不同，原先的知识面不同，掌握的知识程度不同，个人的禀赋、兴趣、爱好也有差异，而朱熹对每人的背景、性格，均皆熟识，能根据学生的各自条件和实际需要进行指导，即根据“人品之高下”、“材质之大小”而成就之，疏于基础知识的、或偏于史学者、天文学者、经学者、律吕学者，等等，皆采取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教学，而不是等量齐观，要求所有的学生多领域齐驱并进，故其弟子的终身成就各有不同。《朱子语类》训门人之记载各各有异，就是朱熹因材施教、因病施药的最好说明。下面举二例以飨读者。
  如绍熙元年，朱熹守漳州，有漳州龙溪贫家子弟陈淳，抱十年愿见之诚，于十一月冬至日怀自警诗求见，朱熹恨见之晚，首授“根原”二字，谓凡看道理，须各穷个根原来处，方见得端的确定而不可易，首末表里必极其透彻，不可只窥见一斑半点，便以为足。陈淳面领心会。时造郡斋，扣问向上意旨，讲论或至夜分。庆元五年十一月中旬，陈淳与其岳父李唐咨到建阳考亭问学，所闻皆要践履实行之切语。后来，陈淳著有《四书性理字义》（又名《北溪字义》），成为朱门高足，在中国古代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又如门人胡泳居丧期间编次《丧礼》呈朱熹，临归，朱熹教以“编《礼》亦不可中辍。”胡泳说：“考《礼》无味，故且放下。”朱熹说：“横渠教学《礼》，吕与叔言如嚼木札。今以半日看义理文字，半日类《礼书》，亦不妨。”温故知新原则：这一原则是对孔子的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对于温故知新，孔子认为首先要掌握知识的系统性，要处理好新旧知识间的联系问题。不断地温习旧知识，从温习旧知识中而获得新认识。孔子的弟子子夏说：“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而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温故知新”又作了阐述与发挥，并将此原则应用于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朱熹给门生最好的榜样和启发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完成之过程。朱熹说：“某所解《论》、《孟》（集注）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此书某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犹未了。不是草草，看者且归子细。”又说：“某旧时用心甚苦。思量这道理，如过危木桥子，相去只在毫发之间。才失脚便跌落下去。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学》、《中庸》、《语》、《孟》（章句、集注）诸文字，皆是五十岁已前做了。五十已后，长进得甚不多。”可见，朱熹至少花二十年的时间作《四书集注》。实际上，五十岁之后至其临终前仍有对《四书》进行修改与补充。换言之，朱熹致力于《四书》的研究，数十年里一直都在温故知新，不断地补充知识，不断地修正认识，不断地对《四书》进行补充与修改，直至最终的定型，影响力数百年不衰。学思结合原则：朱熹教人读书，特别强调既要熟读，又要精思。他继承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思想，认为“学是学其事，如读书便是学”。“思只是思所学底事”。因此他明确指出：“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有得尔。”朱熹又说：“读便是学，……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自家使唤。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读与思，是读书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只读不思，必是死读，即使背得，仍不是自己的东西，更不可能结合实际而得以应用。朱熹强调：“学与思须相连，才学这事，须使思量这事合如何。”又说：“思与学字相对说，学这事便思这事，人说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这道理是合如何，则罔然而已。”从受学者角度而言，除上述四个原则外，还有由博返约原则。儒家非常重视博学，又强调用一贯之道去驾驭广博的知识。
  朱熹在教学方法上也有许多可取之处。
  问答教学法。一般为教师向学生提问。而在朱熹教育实践中，更多的是学生向教师扣问，如果学生不提问题，朱熹会感到不安，甚至会责备生徒，认为学生为学无日进。如绍熙五年八月初，朱熹卸任离开潭州，湘中士子送朱熹到大桂驿，“先生曰：‘相随同归者，前面未必程程可说话，相送至此者，一别又不知几年。有话可早商量。’”久而无人问。先生遂云：“学者须要勇决，须要思量，须要著紧。”又云：“此间学者只有过底，无有不及底。”《朱子语类》中记载的门人所提的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得到朱熹的详细回答，实际上就是问答法，而非灌输法。如黄士毅于庆元二年从姑苏徒步趋闽拜谒朱熹，为向上事业，朱熹命其日观一书，夜叩所见，且告以静坐勿杂，唤醒勿昏，居数日授以《大学章句》，次年方归。后来黄士毅终身从事于斯，又以辑刊朱熹著作而传名于世。
  朱熹生平与人书信往来甚多，除日常的问候外，就是对学术问题、现实问题的提问或回答，有的简短，有的繁复，不一而足。在古代交通与通讯不是太便利的情形下，可以说是有效的远程教育。把朱熹的书信答疑，也归入提问教学法之列，应是不成问题的。朱熹提倡师生之间相互问难，鼓励学生自学，发现问题，向教师提问。“学贵有疑”，“疑而后问，问而后知，知之真则信”。这样的教学步骤，和解决问题的程序，显然有益于学，也有益于教，可以做到教学相长。这也体现了朱熹视门生在学问面前与教师具有同等的地位。
  于此举几个例子说明。
  如《朱子语类》记载，和之问《小学》所疑。曰：“且看古圣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无这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盖作之君，便是作之师也。”（注：和之，乃门人游倪的字）或问：“某今看《大学》，如《小学》中有未晓处，亦要理会。”曰：“相兼看亦不妨。学者于文为度数，不可存终理会不得之心。须立个大规模，都要理会得。至于其明其暗，则系乎轫之才如何耳。”陈文蔚是朱熹的门生，在《陈克斋集》中，有诸如“通晦庵先生问大学诚意章”等，读具体书籍遇到可疑之处，录出拜呈，即以书信方式远寄朱熹，以求得到解答，这些就是学生向老师询问具体问题的内容之记载。与之对应的《朱熹文集》中，就有相应的书面之解答。如庆元元年九月间，陈文蔚写信告诉自己学习所得，作了一首诗给朱熹。朱熹回信时说：“新诗甚佳，康节胸怀未易窥测，须更于实地加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学他，恐无交涉也。”合州府合川人度正，原是刘光祖门人。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进士及第，为益阳学官。庆元三年七月入闽问学于已被罢祠夺俸的朱熹，其志趣不凡，得朱熹称赏，并诲以正心诚意之学。在建安，请朱熹作《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讨论易学，相随数日，别于富沙坤峡客舍。朱熹嘱其回蜀搜访周敦颐遗文。一年之后的十月十六日，朱熹写信托门生转达给千里之外的度正，书曰：“不审何日得遂旧隐，官期尚几何时，比来为况何如？读书探道，亦颇有新功邪？岁月易得，家理难明，但于日用之间，随时随处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于其中随事视理，讲求思索，沉潜反复，庶于圣贤之教渐有默相契处，则自然易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谓学者，舍是无有别用力处矣。”度正不负师望，后来修成《周元公（敦颐）年谱》。其在理学上也有较高的造诣，且在宣扬和维护朱熹之学上很突出，被称为“守师道如守孤城”，培养了不少学者，如合州黄西甫、阳枋、阳岊等。
  当然，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就是在师徒问答之间，朱熹阐述儒家性命道德之精微、天人事物之蕴奥。
  分斋教学法。此法深得于胡瑗分斋教学法。胡瑗在北宋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年，束脩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去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由讲习有素也。胡瑗的分斋教学法，被朱熹运用于泉州同安县学的教学中。朱熹实行分斋教学，也可以从其在同安县学的分立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教学活动中展现出来。在武夷精舍，朱熹也采取分斋讲学。将学生分为若干斋进行教学，既便于各项管理，又有利于学生的个体能力的发展。胡瑗和朱熹的分斋教学，实际上是后世的分科教育的母本。
  兴趣教学法。在多年的教育活动中，朱熹相当注意兴趣教学，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许多学者，依其对学问的兴趣不同而施教。朱熹经常引用前人的故事、精彩的诗文等穿插于课堂讲授中，使讲学具有严肃性、课堂气氛又有轻松性，引起学者的读书兴趣。兴趣教学，不仅仅局限于对经典著作的阅读与钻研。从朱熹的教育内容来看，它还包括诗词歌赋的讲授、琴棋书画的创作，涉及艺术领域，提高学者的文化素养。
  直观教学法。朱熹充分进行直观教学，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早在同安县学，朱熹就将《周礼》、《唐开元礼》、《仪礼》和《绍兴祀礼》相互参照，绘制成礼仪、服饰和器用诸类挂图，供县学生朝夕观览。教学中，采用画图之法进行讲解，在《朱子语类》中还有许多例子，说明即使在朱熹中、晚年的教事活动中仍有采用之。又如朱熹晚年对天文学的研究，就有门人黄义刚和林夔孙等人与之探讨，通过观测仪来观看天空的星球位置与运转情况。
  实际操作法。朱熹注重实际教学，在给同安县学生徒所提的三十三道策问中，就是要求给出明确答案解决实际问题，而非泛泛的一问一答。朱熹对周敦颐的濂溪取名来由没弄明白，特地交代邵武军邵武人邹旉（淳熙间官湖南舂陵），实地考察周敦颐故乡濂溪旧庐，归闽告诉朱熹，为解早年濂溪起名之臆测。绍熙元年朱熹在漳州，要进行经界，即要进行土地丈量、核定田产、明确租税，约请十数名弟子到场，其中至少要求他们掌握对不同形状的地块面积测量与计算。当然，朱熹也经常带着门生到大自然中观赏自然界的山水、草木、花鸟，命题作诗，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写作能力。
  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应用，对从学者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1921年，毛泽东在比较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的优缺点时指出古代书院的三大好处：一是师生感情甚笃；二是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是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特地为毛泽东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做出肯定与推广，并结合自己考察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的教育，说：“听讲的事，很随便。学生全是自己用功。若干学生必有一个专科导师。应读什么书？应什么样的研究？有什么疑义，研究的有什么结果，都是在师生谈话间随时指导，并不在讲堂上。”这种宽松的学习氛围、作学问的方式，其实在朱熹的书院教育活动中始终存在。毛泽东和蔡元培先生的这些经验之谈，也为后来研究书院文化、发扬书院文化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