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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子语类》卷110中，专门开辟《论兵》，说明朱熹与门人讲学时不避军事讨论，如“赵昌父相见，因论兵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就文献记载而言，参与讨论者有门人赵蕃、叶贺孙、沈僩、钱木之、李方子、吴寿昌、吴浩、包扬、杨道夫、蔡惥、甘节、李壮祖、廖德明、郑可学、杨方、潘时举、廖谦、魏恪等人。
  历代儒家强调以礼治国，以德服人，主张珍惜民力，不夺农时，以严肃谨慎的态度对待战争，不轻易言兵。作为南宋著名的教育家朱熹也一样，虽然他没有经历长期的军旅生涯，也不是狂热的战争主义者，但其绝非闭口不谈军事，回避军事问题，而是明耻教战。阅读《朱子语类》、《朱熹文集》和《四书集注》的相关文章，可以看到朱熹对儒家军事思想所进行的新阐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新的意义。
  一、关于兵权问题有过知南康军、知漳州和知潭州兼任荆湖南路安抚使经历的朱熹，曾对门人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朱熹所说的这个问题，牵涉到宋朝的国策问题。在赵匡胤夺得江山建立政权之后不出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宋太祖亲自出征，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们平定。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宋太祖听从宰相赵普的建议，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纷纷解除将领们的兵权。“杯酒释兵权”，就是其收回军事大权的成功之举。
  朱熹认为，此举有别于先王之制。先王之制，内有六乡、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连帅之兵，内外相维，缓急相制。社会稳定、国家安宁才有根本的保障。“本强，则精神折冲；不强，则招殃致凶。”降至南宋时期，“今州郡无兵无权”。无兵，指的是无健壮之兵。无权，指的是对军队的调度使用权。实际上，诸州有禁军，只是皆不可用而已。
  朱熹与门人“论荆襄义勇，州县官吏反扰之”的问题。当时朝廷免征科，官吏不得役使。今征科既不得免，民反倍有所费，又官吏役使如故。朱熹说：“某当初见刘共父（刘珙）说，他制得义勇极好，且是不属官吏，官不得扰之。某应之曰：‘无缘有不属州县之理。’固疑其末流如此。”二、关于军队问题朱熹认为，军队各阶层应明确职责的问题。部队的兵士、兵官与将帅，应有明确的职责范畴，特别是将帅的选择和权力的赋予，不容轻视。朱熹从多种渠道获知军队的情况，对其现状谈了自己的看法。
  兵士：古人之兵，当如子弟之卫父兄。这是天职。但兵士在部队服役，也应享受一定的待遇，得到上级的抚爱与温暖。官与士卒能同甘苦，才有战斗力。朱熹认为南宋“今兵官愈多，兵愈不精”。以至于“今日兵不济事”。
  兵官：古代军事家孙膑、吴起，要求部下将领与士兵同甘苦。而宋朝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兵官不得人，专务刻削兵，且骄弱安养，不知劳苦”，朱熹担心这些人派不上用场。
  将帅：朱熹与门人论兵事，谈选择将帅。曰：“兵以用而见其强弱，将以用而见其能否。且如本朝诸公游陕西者，多知边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诸生坐于屋下，何以知其能？纵有韩白复生，亦何由辨之？”朱熹谈选择将帅之术。曰：“当无事之时，欲识得将，须是具大眼力，如萧何识韩信，方得。不然，边警之时，两兵相抗，恁时人才自急。且如国家中兴，张、韩、刘、岳突然而出，岂平时诸公所尝识者？不过事期到此，厮拶出来耳。”兵甲诡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于此理会。才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数人之料。军中若无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择将，以其全数钱米与之，只责其成功，不来此屑屑计较。
  朝廷选择曾谙兵事者为诸道帅臣，君相便专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择参佐，事便归一，听他自渐渐理会许多军政，将来自有条理。四川与朝廷有万里之遥，择帅须用严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压人心，则喜乱之徒不敢作矣。凡为守帅者，止教阅将兵，足矣。
  朱熹认为，军队需要解决新陈代谢的问题。汰斥癃老衰弱之兵，招收补充强壮健康者，保证正规军队的战斗力。朱熹赞同辛弃疾“兵老弱不汰可虑”之说。朱熹颇谙晓兵事，在湖南任上，欲选拔以一当十者去收服茶寇，却未有可胜任者。所见者皆老弱之兵，于是提出“为今之计，大段著拣汰”。可是，“几年说要拣冗兵，但只说得，各图苟且安便，无有为者。故新者来，旧者又不去，来而又来，相将积得，皆不可用。如澄冗官，见这人不可用，便除一人。而今不可用者又复留而不去，故军冗不练，官冗不澄”。积弊越来越多，战斗力反而下降。
  朱熹关注军队合并与整编的问题。他说：“兵法以能分合为变，不独一阵之间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旧来只郡国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锐耳。渡江后，又添上御前军，却是张韩辈自起此项兵。后来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时财赋，养祖宗时所无之兵，安得不穷也！”今朝廷尽力养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不是军队不够庞大，而是所供养的庞大军队没有战斗力。朝廷拿不出方案对军队进行整编、合并和淘汰，庞大的军队必然成为国民的累赘，加重了国家财税负担，必然导致民力的凋敝。朱熹认为，应改革皇朝兵政的弊病。朱熹说：“唐制节度（管兵），观察（督财），处置等使，即节镇也；使持节某州诸军事（管兵），某州刺史（管民），即支郡也。支郡隶于节镇，而节镇、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军都头，并掌兵事，又皆是士人为之。其久则根势深固，反视节度有客主之势。至有诛逐其上，而更代为之。凡陆梁跋扈之事，因兹而有。惟是节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归命朝廷。若论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广，乃在于统兵者简约而无牵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节镇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强中干，其势必有以通其变而后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于是削其支郡，以断其臂指之势；当时至有某州某县直隶京师，而不属节度者。置通判，以夺其政；命都监监押，以夺其兵；立仓场库务之官，以夺其财；向之所患，今皆无忧矣。其后又有路分、钤辖、总管等员。神宗时，又增置三十七将。（靖康之变）乱离之后，又有都统、统领、统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于主兵之员多。朝廷虽知其无用，姑存其名。日费国家之财，不可胜计，又刻剥士卒，使士卒困怨于下。若更不变而通之，则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责之郡守。他分明谓之郡将，若使之练习士卒，修治器甲，筑固城垒，以为一方之守，岂不隐然有备而可畏！迸人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郡守兼有兵有权，可练兵、遣兵，对内乱的平息作用更大。
  朱熹还看到皇帝宠幸宦官，宦官弄权干预朝纲，甚至卖统军官职的严重问题，由此提出禁止“卖统军官职”是今日军政第一义。“今日将官全无意思，只似人家骄子弟了。褒衣博带，谈道理，说诗书，写好字，事发遣！如此，何益于事？”于是有朱熹好友陈亮提出重新洗牌的设想：“将今法制，重新洗换一番方好”。
  朱熹认为，军队给养问题需要解决。唐时州县上供少，故州县富。兵在藩镇，朝廷无甚养兵之费。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熙丰间，又令州郡见看军额几人，折了者不得补，却以其费桩管上供，而朝廷得钱物甚多。今天下兵约四五十万，又皆羸弱无用之人，所费不可计。南宋所征收的财赋大都用于养兵，朱熹告诉学生说：“今天下财用费于养兵者十之八九，一百万贯养一万人。此以一岁计。”南宋浩大的军费开支，无疑增加了民众的经济负担，造成民困难苏。“今日民困，正缘沿江屯兵费重。”解决的办法是进行驻军屯田。淮上、关陕等地屯田，必然会减省民力，“兵民兼用，各自为屯。彼地沃衍，收谷必多。若做得成，敌人亦不敢窥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战，便是金城汤池。兵食既足，可省漕运，民力自苏。然后尽驱州郡所养归明北军，往彼就食，则州郡自宽。迟之十年，其效必著。须是择帅。既得其人，专一委任，许令辟召僚属，同心措置，勿数更易，庶几有济”。
  朱熹认为，重视兵以民为本的问题。朱熹的“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与民”之说，是在孔孟的基本观点“仁者爱人”、“视民为兵之本”上的阐述。儒家强调兵民相合、和衷共济，在军队建设和战争胜负问题上都有意义。
  三、关于战争问题义者循理，厌恶别人制造的战乱。朱熹作为宋室之忠实臣民，认为赵匡胤夺得天下是结束五代离乱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义举，具有民心所向的意义。而雄踞西北的西夏、北方的辽，特别是金所发动的南侵中原的战争就是非正义之举。金兵铁蹄南下，掳掠钦徽二帝，侵占大片宋之疆土，使中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朱熹的军事思想，也不乏用战争的手段与途径来打击报复北方强虏、恢复中原河山的内容。它与儒家重视国家武备的军事思想是一致的。儒家认为，具有一定的武备方可免遭灭国绝祀的厄运，且通过军事力量可以达到禁暴除害的目的。“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儒家以仁义为本，积极主张用战争来禁绝暴政、消灭祸害。
  朱熹与大多数人一样，欲通过用兵恢复中原故土，隆兴间曾向张浚陈分兵杀虏之势：“只缘虏人调发极难，元颜要犯江南，整整两年，方调发得聚。彼中虽是号令简，无此间许多周遮，但彼中人才逼迫得太急，亦易变，所以要调发甚难。只有沿淮有许多捍御之兵。为吾之计，莫若分几军趋关陕，他必拥兵于关陕；又分几军向西京，他必拥兵于西京；又分几军望淮北，他必拥兵于淮北，其他去处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捣海上，他又着拥兵捍海上。吾密拣精锐几万在此，度其势力既分，于是乘其稍弱处，一直收山东。虏人首尾相应不及，再调发来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据山东。才据山东，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盖精锐萃于山东而虏势已截成两段去。又先下明诏，使中原豪杰自为响应。”大有胜算在握。
  由于当时主战派领袖张浚只受一方之命，没有统辖全局的权力，认为“此事恐不能主之”，使朱熹的用兵建议成为纸上谈兵。
  朱熹云：“当今要复太祖兵法，方可复中原”。“拣之又拣”、“拣练便用”。“如拣而养十数年，又老了，依旧无用”。朱熹尝言：“宜散京师之兵，却练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趱去淮上卫边。谓如福建之兵趱去饶州，饶州之兵趱去衢信，衢信趱去行在，迤逦趱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趱去，则京师全无养兵之费，岂不大好！”此为后方养兵、练兵，逐步派兵到前线的构想，甚有可取。
  四、朱熹武力之举朱熹是个读书人，任地方官的时间不长，累计才九年，从政的同时，主要精力花在教育上，但对军事问题也未马虎应付了事。
  绍兴二十五（1155年）乙亥夏，同安发生饥民攻城抢粮事件，引起县中官员高度重视，得报后即刻组织官兵分头守城拒盗。朱熹与监盐税侯曹沆上城西北角加强防备。这一角，以往曾损毁，未及修补，成为本次饥民攻城的首选，曹沆感到事态严重，若守不住，则城中官吏及眷属将死无葬身之地。曹沆牢记兵书御敌经验，对朱熹说要仰仗城高，以弓矢射之，果验。击散饥民后，官府加强搜捕，惩治一批带头闹事者，又抚恤饥民，就此平息民乱。朱熹初仕应敌之举，被载入《射圃记》。
  隆兴元年四月，孝宗有志恢复中原失地，朝廷决意出师北伐，召枢密使、江淮都督张浚入议。朱熹则应闽帅汪应辰招至福州，讨论北伐用兵等事宜。五月四日，张浚出师渡淮北伐，克复灵壁、虹县、宿州。朱熹有书信通都下的魏掞之，对北伐最初胜利表示忧虑。由于汪应辰、陈康伯、陈俊卿和凌景夏的大力推荐，朱熹于秋八月七日向赵昚皇帝上长篇封事，提出刻不容缓的三条当务之急：一是熟讲帝王之学；二是早定修攮之计；三是加意本原之地。朱熹从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三方面剖析当时现状，这是朱熹关注社会、积极干预社会的思想成熟之标志。其中有重要的军事思想。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朱熹扶病离家起程赴任南康军，到任即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淳熙八年，朱熹申请停招禁军，停买军器，停罢都昌县创建新寨，停罢南康军移军治，以免劳民伤财。九月二十二日，以右相王淮荐，朱熹改除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十一月二日，朱熹在黄榦的陪同下赴行在奏事。十二月一日，朝廷催朱熹走马上任。六日，朱熹就本路萧山县接任职事，视事于绍兴，发现兵马都监贾祐之马虎应事，不抄劄饥民，上《奏绍兴府都监贾祐之不抄劄饥民状》。淳熙九年春正月下旬，朱熹巡视衢州时发现守臣李峄病昏不能视履，不能阅兵，不修荒政、不恤民隐，谎报灾情，欺瞒朝廷，便上书《奏衢州守臣李峄不留意荒政状》将其奏劾。同年五月，朱熹奏劾新任衢州太守沈崈一擅支常平义仓米给官兵作俸料。这些看似日常的政务，却与军队的建设、粮草供给有内在的关系。
  淳熙十年十一月中旬，朱熹与林用中、林亦之同至福州，与福建安抚使赵汝愚谋开浚西湖、闽中盐法诸事。在福州，朱熹还观看练兵演武，对闽帅重视练兵及兵勇、技精甚是赞赏，作诗云：清晨坐武观，凉风动高旌。挟弓一笑起，屈此四座英。破的亦已屡，穿杨讵云精？军吏不敢贺，高鸟时相惊。解韝脱决遂，缓带飘华缨。俯仰新亭幽，旷然尘虑清。内正外自直，三揖奚所争？端居得深玩，君子非虚名。
  淳熙十六年正月十六日，朱熹因年前朝廷追复龚茂良资政殿学士而为其《陛辞奏劄》作《记参政龚公陛辞奏稿后》。绍熙元年四月十日，朱熹路过仙游，再访龚茂良家，再跋其陛辞奏稿。记文与跋文，皆对平生不喜轻言用兵的龚茂良的军事思想进行肯定，它也是朱熹成熟的军事思想的体现。
  朱熹知漳州期间，重视教育，定期赴校视事讲学，为诸生讲《小学》为正其义。陈淳说：“（先生）每五日一诣学，为诸生讲说，”“每旬二日必领学官下州学，六日下县学。”朱熹还创办“受成斋”，“教养武生员，练习骑射”。学校不但习文，还有习武。这种文武兼学的教育模式，得到朱熹的肯定与支持。
  绍熙四年十一月，以留正、赵汝愚荐举，朱熹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次年五月四日至潭州，次日交割职事。朱熹在听取战事汇报后，物色智勇者入山，招降瑶民起义首领蒲来矢。同时奏劾不称职的将官陆景任，荐举于平息战乱有功的潘焘、韩邈、蔡咸、方铨等人。申请将飞虎军隶本州节制，得到批复，从之。朱熹在任上，立忠节庙，将忠臣烈士，载于祀典者依礼致祭，以鼓舞士气。又修筑潭州城，以加固屏障作用。就是在离任的第二天，朱熹还《与汪会之书》中强调：“如寨官之属，若且在此，便当为申明省并，而补其要害不可阙处之兵，乃为久远之计。未知近日与后来之人能复任此责否耳。”其关心军队建设至此程度，已非外人所能想象。
  此外，朱熹对蔡之定的《八阵图说》也倍加推赏。因此，儒宗朱熹的军事教育思想，也值得学界探讨。本文为粗略之谈，意在抛转引玉。

①《朱子语类》卷110。 ①《左传·宣公十二年》。 ①《朱子全书》卷77。 ①《朱子全书》卷16。②《朱子全书》卷77。 ①《朱子全书》卷8。②③ 《朱子全书》卷82。④陈淳：《北溪先生全集》，四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