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生平研究儒家经典著作，采用图示方式来讲授，以帮助学者理解和记忆。朱熹歌颂历朝有德之人，尽可能地绘其像并作赞语，让后人睹其风姿神采，心灵得到濡染，言行举止得以规范。朱熹知绘画，不属画师之列，但其艺术审美眼光并不低。
  （一）直观绘图以释义朱熹讲学、著述，亦有按实际需要画图以帮助从学者理解之举。这些图解，包括说易、言仁、言性、言学，皆以图释之，属文字图表式以阐绎文义；又有礼制诸图，如深衣、冠、巾等图，周之宗庙图、古今庙制图、明堂图、挈矩之道图、改正武陵旧图等，为规整示意图，标明尺寸、位置、方向。这些绘图或释文见载于《朱子全书》或《朱子语类》中，数量不是太多。
  绘图与绘画显然有区别，但本文不能不点到朱熹的绘图之举，如在修复白鹿洞书院前，朱熹叫门生画书院布局、营建图，这对书院的规划与建设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朱熹所作的游记文章《云谷记》，则可视同旅游规划图的文学说明。
  朱熹在江西庐山下工作、生活了三年，却未能拨冗游观美丽的庐山三叠泉，离任后特地嘱咐门人、友人画图来观赏，以饱眼福。可见其对大自然的热爱之程度，追求高尚的情趣与理趣，多少也反映出朱熹不排斥理性的感官之乐。
  （二）对镜描摹自画像就已有文献所载，朱熹生前之像有三张，两张为淳熙元年（1174年）夏秋间由郭拱辰所画，一张为绍熙元年（1190年）孟春自画像。
  朱熹《书画像自警赞》云：“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余矩。惟黯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绍熙元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 在此之前的淳熙十六年九月，赵惇登基后更化覃恩，朱熹转朝散大夫，得赐绯衣、银鱼。正月里，朱熹穿着曲领阔袖的绯衣，对镜自画。该画传至今日，已不能体现色彩，只显黑白色。
  浙东著名学者陈亮，于绍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入闽，到建阳考亭拜访朱熹，讲学论政，并为朱熹画像作赞语云：“体备阳刚之纯，气合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乐；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钓台捺不住，写之云台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听上帝之正命。” 永州零陵人吴伦字子常，为吴伸同胞，居建昌南城。受业于张栻最久，栻帅江陵，伦侍从，颖悟善属文，又从包扬游。庆元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同偕侄吴振到建阳考亭问学于朱熹，问“学而时习”一章。并请朱熹作《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庆元五年，在南城社仓书楼悬挂朱熹画像，次年敦请朱熹题诗云：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朱熹并作“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如此，因题其上。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沧洲病叟朱熹仲晦父”。以此“苍颜已是十年前”推测，该画大约是在绍熙初年（1190年）所作，或为朱熹自画像之摹本，或为吴氏兄弟所画。
  六十一岁时朱熹的对镜写真，身着儒服，头戴纶巾，拱手正襟，端恭而立，呈儒雅饱学之态，甚为可掬。此画原本应在建阳考亭竹林精舍，最早的摹本流行，至少置于南城吴氏社仓书楼。而于其上所题内容或不一致，南城摹本有亲笔小序及诗、跋之属，今惜不可见。明季朱熹画像再版时添加右颊有七黑子。其写真或更多的摹本，或藏于家，或入族谱，或载于籍，流传甚广，建阳、建瓯、福州、同安、台湾地区、日本等地或有石刻或拓本。当代许多研究朱熹的专著、论文集，亦印该画，以增观瞻。
  朱熹门人王过曾记录朱熹日常穿着打扮：“春夏则深衣；冬则戴漆纱帽。衣则以布为之，阔袖皂褖，裳则用白纱，如濂溪画像之服。或有见任官及他官相见，易窄衫而出。”这对朱熹画像与仪表的认识显然又有帮助。
  （三）作赞配画诵贤达 《朱子全书》中有《卧龙庵记》，是朱熹于淳熙六年官南康军期间在庐山修筑卧龙庵之后所作的记文。文中有：“既又缘名潭之义，画汉丞相诸葛公之像，寘之堂中，而故友张敬夫尝为赋诗，以纪其事。”张栻作《庐山有胜处曰卧龙南康朱使君始筑茅绘诸葛武侯像于其中以书属予赋诗寄题此篇》诗云：庐山仙灵宅，佳处固非一。颇闻卧龙胜，幽常谅难匹。
  悬瀑泻琮碀，石壁两崒嵂。草木被光辉，波澜动回没。今年朱使君，下马恍若失。徘徊领妙趣，指点筑茅室。为爱卧龙名，英姿慨超轶。於焉俨绘事，长风超萧瑟。仿佛梁父吟，尚想翁抱膝。惨澹风云会，飘忽日月疾。独存经世心，千载讵可汨。褰裳欲从之，云涛渺寒日。
  朱熹在卧龙庵作诸葛武侯像，与道士崔嘉彦有关。崔嘉彦（1110—1189年），字子虚，号紫虚真人，秦州成纪人。少慷慨有志，壮岁避地巴东三峡之间，修神农、老子之术，精通神农医术及道家丹法。东下吴越，向丞相赵鼎献策，因赵去相而遁迹山野，于庐山卧龙瀑东面西原庵侧筑室隐居，耕田种药以自给，收养疾病老孤者。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于四月游卧龙庵时造访之，其时年已过古稀，而神明筋力不少衰，谈医论丹，让朱熹学到不少诊脉探治、吐纳炼丹的知识，成为朱熹的方外道友，对朱熹后来论脉学、作《参同契考异》有很大影响。淳熙七年八月，寄秋兰宽慰赈灾积劳致疾的朱熹。同年，朱熹捐献俸钱十万，托其建造卧龙庵，草堂上悬挂诸葛孔明像。 在《朱子全书》卷85中有数篇画像赞，现录于下。 《六先生画像赞》： 濂溪先生——周敦颐：道丧千载，圣远言湮。不有先觉，孰开我人？书不尽言，图不尽意。风月无边，庭草交翠。明道先生——程颢：扬休山立，玉色金声。元气之会，浑然天成。
  瑞日祥云，和风甘雨。龙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程颐：规圆矩方，绳直准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识其贵！康节先生——邵雍：天挺人豪，英迈盖世。驾风鞭霆，历览无际。
  手探月窟，足蹑天根。闲中今古，醉里乾坤。
  横渠先生——张载：早悦孙吴，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
  精思力践，妙契疾书。订顽之训，示我广居。
  涑水先生——司马光：笃学力行，清修苦节。有德有言，有功有烈。
  深衣大带，张拱徐趋。遗像凛然，可肃薄夫。
  《张敬夫画像赞》（张栻）：亡友荆州牧张侯敬夫画像，新安朱熹为之赞曰：扩仁义之端，至于可以弥六合；谨善利之判，至于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干父之劳。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识其春风沂水之乐；不知者，以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扬休山立之姿，既与其不可傅者死矣，观于此者，尚有以卜其见伊吕而失萧曹也耶？《吕伯恭画像赞》（吕祖谦）： 括苍潘君叔度画其先师东莱吕氏伯恭父之像于可庵退老堂之上，曰：“使西河之民毋疑我于夫子也。”属其友朱熹赞之。为作词曰：以一身而备四气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余，足以范俗而垂世。然而状貌不逾于中人，衣冠不诡于流俗，迎之而不见其来，随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尝见之者于此而复见之焉，则不但遗编之可续而已也。《陈明仲画像赞》（陈旦）： 故侯官大夫陈君明仲之像，友人朱熹仲晦父赞之曰：介然而不使人忌者，其自持之谨；温然而不使人狎者，其泛爱之和。其仕也，自诡以循吏之最；其学也，自期以德行之科。呜呼！孰谓其赍此志而中道而没，使吾老于其里而不得为东阡北陌之经过也耶！《程正思画像赞》（程端蒙）：程君正思画像，朱仲晦父作赞。呜呼正思！退然如不胜衣，而自胜有以举乌获之任；言若不出诸口，而卫道有以摧髡衍之锋。俛焉日有孳孳者，吾方未见其正。乃一朝而至此，则天曷为而不假之寿以成其终？呜呼！此犹未足以见其七分之貌，来者亦姑以是而想其遗风。绍熙壬子重阳前一月书。
  《书画像自警赞》（朱熹），前头已说。
  上述诸人之像，除吕伯恭画像外，世界著名朱子学权威陈荣捷教授依诸家之说而定为朱熹所画并赞。张栻、吕祖谦画像赞，束景南先生定其作于淳熙十一年。
  特别是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作《六先生画像》后，请友人方士繇的母舅吕胜己审阅修改，然后付梓刊行。朱熹在《答方伯谟》第七书中云：“近得作六先生画像赞，谩录去。烦呈令舅一观，求其未当处。旦夕画成，当并以拜浼，早得刊定为幸耳。” 吕胜己，字季克，号渭川居士，建宁府建阳人。其父吕祉以尚书护合肥军死义，敕葬邵武之樵岚，因家焉。吕胜己擅长隶书，得汉法，且能画。乾道九年，朱熹曾求其翰墨，又作《六先生画像赞》，通过方士繇以求其正。同年十一月，朱熹在给门生李宗思（字伯谏）的第三封信中说：“六像似亦送少舆，不知何故未到，俟别摹去。近得曲江濂溪像，比旧得传南安本殊丰厚精彩，亦当改正也。”也就是说，朱熹见到有好的画像，可以替代原先的画像而做出的新决定。
  《六先生画像》及赞语，先是应张栻之请而作的，随后李宗思为蕲州州学教授，也请朱熹作之，故湖南长沙的城南书院和湖北蕲州州学里皆当悬挂之。这些画像之绘画手法，当今已难得见，难以评价其艺术水平，而赞文文字，则完好保留下来。这是一组两宋儒学大家的风采录，朱熹的赞文就是很好的注脚。不可否认，肖像具有历史性质和政教作用，朱熹注意到绘画的劝诫作用，并把劝善的教化付诸以实际行动。
  朱熹除画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像外，还摹写尹焞之遗像。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跋尹和靖帖》云：“河南尹君来自临川，出示其大父和靖先生遗像及手书，欧阳文忠公所作三志。仰瞻伏读，不胜敬叹。既模其像以藏于家，尹君又俾记于志文之后。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欧阳公之文以发挥之，而和靖手书唯谨，是亦足以传世矣。” （四）润色画图显星聚 《朱子全书》卷85中，有朱熹于庆元六年春作的《聚星亭画屏赞并序》。序文甚长，依《世说新语》、《后汉书》、《续晋阳秋》等典籍着力考证，赞文中有“为之本原事迹，画著屏上，并为之赞，以视来者”。因朱熹与考亭陈昭远为邻相善，庆元五年冬十一月受聘参与修建聚星亭，“得相其役事”，并为亭设计画屏。朱熹对发生在汉朝之事——陈太丘诣荀朗陵，即陈寔（字仲弓）拜见荀淑（字季和）——德星相聚，深有考究，且欲画图之，因建阳“市工俗笔，殊不能起人意”，故多次致信巩丰（字仲至）商量（庆元五年春为福建帅幕干办公事，明年三月离任），并请求寻找能画者， “令作一草卷寄及为幸。但以两幅纸为之，此间却自可添展也。”且朱熹看到草图中有“车中、堂上有两太丘，心颇疑之”，要求分为二幅修改，并提出具体的谋篇布局。后来由周元兴、吴和中推荐张彦悦和黄（卓）二生完成绘画。张、黄二生能考究车服制度，想象人物风采。观者皆叹其工。于是朱熹撰《赠画者张黄二生》。这表明朱熹参与聚星亭的建设，考据史实，寻找画手，并为构思与画稿润色。 该亭成于庆元五年年底、六年年初，但毁于何年，已不得知，今不复见也。